内容摘要：有人认为鲁迅的《一件小事》开了矮化知识分子的先河。这不能不辩论清楚。作品写的一件小事总是浮在眼前，并且“忘记不得”。原因是“我”属于自觉地进行自我解剖的知识分子。“矮化”原是生物学术语，用于政治社会领域，指人为地使某人处于被打压的地位。“我”与车夫相比，表面看来矮一些，实际上不仅不矮，而且他能够看到自身的不足，自觉地解剖自己，这正是改过自新的表现，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美德的表现，是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努力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的表现，是一个足以为他人树立起楷模的表现。鲁迅敏锐地发现并艺术地表现了这一点，怎么能说《一件小事》矮化了知识分子呢？这些年来，有的研究者借研究鲁迅之名，实际上行的是矮化鲁迅之实，这一点值得深思。

关键词：鲁迅 《一件小事》知识分子 矮化 楷模

在一次湖北省文艺理论学会的年会上，省内一所并不知名的大学老师发言说，鲁迅的《一件小事》矮化了知识分子，并且还指出正是鲁迅开了矮化知识分子的先河。发言者虽然只说了寥寥数语，没有展开具体阐述，但他的观点是明确的，语气是肯定的，我的听力是无误的。我认为这是关乎鲁迅研究的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放过，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一件小事》写的是：民国六年冬天早上，“我”因生计问题雇了一辆人力车，刚近S门，车把将一个老女人带倒了，她伏在地上，说是“摔坏了”，在“我”看来，责任不在车夫，但车夫毫不踌躇地搀着她一步一步向巡警分驻所走去。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对于“我”渐渐地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我”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怎么能够据此就得出作品矮化了知识分子的结论呢？

作品确实如题目所示，写的就是一件微不足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但这件小事却总是浮在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并且“忘记不得”。这是为什么呢？

要解决這个问题，必须了解这篇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小说最初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北京《晨报·周年纪念增刊》，这正是“五四”运动刚刚过去大半年的时期。这个时期有两点值得提及：一是20世纪初即“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新型知识阶层的崛起。这个新型知识阶层包括教师、学生、留学生、职员、记者、编辑、著作家、翻译家、医生、技师等。二是从20世纪初开始，这个崛起的新型知识阶层有一个在今天看来颇为时尚的行为，即对自我进行解剖，很多知名的知识分子都曾认真严肃地解剖过自己，鲁迅自不必说，徐志摩也解剖过自己，他不仅写了《自剖》这样著名的散文，而且还出版了以《自剖》为名的散文集。

接下来，我们要确认两点。首先要确认的是《一件小事》中的“我”属于新型知识分子。这个新型知识分子与过去的知识分子不同，对此鲁迅有清醒的认知。他在《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中指出，中国古代“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天道宁论的话，一面有钱的便狂嫖滥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因为不平的缘故，于是后来便恨恨而死了。”这种“恨恨而死”的知识分子人生模式，直至20世纪初还很有一些人效尤，鲁迅是否定这种知识分子以及这种人生模式的。他说：“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来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过许多，我们不要蹈他们的覆辙。”作品中的“我”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我”是一个在社会激烈动荡与变革中不满于社会和现实的知识分子。作品写道：“我从乡下跑进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二，这个“我”虽然并不是“恨恨而死”者，但已经有了“坏脾气”，即“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这样他既有对于社会和现实的愤恨，也有自己的孤独和悲哀，即已经有了“恨恨而死”的胚芽，但只是胚芽而已，尚未成长为苗。这是因为“我”毕竟生活在20世纪初，已经觉悟到要从“坏脾气”中挣扎着向外爬，而且他终于爬出来了，成为新时代的新型知识分子，没有重蹈“恨恨而死”的知识分子的“覆辙”。

其次要确认的是这个“我”是一个自觉地进行自我解剖的知识分子。“我”一再强调老女人倒下去并不是车夫的责任而车夫却主动承担责任扶老女人向巡警分驻所走去的这种行为给了“我”以强大的刺激，使“我”猛然醒悟到和车夫之间的差距，开始对自己进行严格的审视和解剖。这种从“恨恨而死”中爬出来并深刻解剖自己是在新世纪初、是在经历了“五四”社会转型和这种转型对知识分子已经发生影响的过程中发生的。这种影响的实质就是“我”的自我的新发现，或者说是“旧我”之主体开始解体，新的“自我”主体发现了一条改过自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面对具有良好品德和高尚人格的人力车夫要敢于直接面对，并自行进行对照和检查，找出自己身上的不足，从而改造自己，而要改造自己首先要反省自己。《一件小事》正是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改造自己、反省自己、走上新路的艺术显现。

现在来说《一件小事》是不是“矮化”了知识分子的问题。“矮化”原是生物学术语，指生物中由于各种原因所产生的矮小型生物。以后把“矮化”用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指人为地使某人或某政治团体、某党派乃至某地区某国家无法得到公正的承认，因而得不到相应的政治地位，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处于被打压的地位。《一件小事》中的“我”与车夫相比，表面看来是矮一些，但是实际上他并不矮，不仅不矮，而且他的能够看到自身的不足，从而自觉地审视自己、反省自己、解剖自己，并且进一步自新，看到勇气和希望，这正是谦逊谨慎、见贤思齐、从善如流、幡然醒悟、改过自新的表现，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美德的表现，是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努力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的表现，是一个足以为他人树立起楷模的表现。鲁迅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充分地肯定了这一点，艺术地表现了这一点，怎么能说《一件小事》矮化了知识分子呢？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件小事》不仅没有矮化知识分子，而且赞美称颂了知识分子。过去的评论很少注意到这一点，以致有的研究者认为《一件小事》矮化了知识分子。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为此，需要弄清以下几个相关的问题：

第一，作品的主人公是谁的问题。肯定地说，作品的主人公是“我”，不是人力车夫，更不是老女人。作品的题目是《一件小事》，由这个题目可以看出，这是“我”的主观之意，并非人力车夫和老女人之意，因为对他们而言，车撞倒人、人被车撞倒，并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前者涉及到赔偿和饭碗的问题，后者涉及人身安全的问题。

第二，作品的主要篇幅是写“我”的主观感受，对人力车夫着墨不多，对老女人着墨更少。

第三，作品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这种叙述视角除了受到时空方面的限制外，还受到叙述者自身的限制，自夸不好，自贬也不好，这就使得自身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的刻画受到影响。但是，鲁迅尽其所能，成功地塑造了“我”的形象，刻画了“我”的性格。具体说来，有这样几点：一，这个“我”是一般的甚至比较穷困的知识分子，冬天一大早就为生计去上班，车夫扶老女人到巡警分驻所去，他觉得耽误了自己的时间而急躁生气。二，他身上还有不足，虽然对车夫尊敬有加，但对摔倒的头发花白的老者则开口闭口都称“老女人”，内心深处颇有厌烦和不敬之意，对下层劳动者尚不能一视同仁，这说明他他还处在改造自己的过程中，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三，他很善良，在车夫不能再用车送他之后，他没有思索地抓出一大把铜元，请巡警交给车夫。四，他能时时处处反省自己，他很清楚，把一大把铜元给车夫的举动不仅不是对车夫的施舍，而且还在反问自己：“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五，他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身上虽然还存留有“坏脾气”，但他在社会的激烈动荡和变革中已经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自己带来的冲击，这种冲击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从而能够敏感地感知到普通劳动者身上值得自己尊重和学习的优良品德和高尚人格。六，他有正确的取舍价值观。他从乡下跑进城里，六年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很不少，但都不留什么痕迹，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唯独人力车夫身上发生的这件小事却让他牢记于心。七，他的审视自己、反省自己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而且这种审视、反省做得非常认真，他“时时记起”、“时时煞了苦痛”就是证明。同时，这种“时时记起”、“时时煞了苦痛”的结果是“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应该说，他是一个胜利的前行者。从这些方面看，“我”的形象立起来了，性格也刻画出来了，值得肯定，值得尊重。因此，《一件小事》并没有矮化知识分子，恰恰相反，它肯定了知识分子，赞美了知识分子，称颂了知识分子。套用作品中的人力车夫在“我”面前变得高大起来，那么，作品主人公的“我”在我们读者面前同样也变得高大起来了。由此看来，说《一件小事》矮化了知识分子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妄言。

这些年来，有的研究者借研究鲁迅之名，实际上做的是矮化鲁迅之实，这一点值得深思。

（作者介紹：刘安海，著名文艺理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