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缘传》中的“宠妾灭妻”现象研究

2021-12-06刘郁娜

文学教育 2021年11期

刘郁娜

内容摘要：传统观念下封建家庭生活中的家庭秩序是“夫为妻纲”，“妻尊妾卑”，《醒世姻缘传》叙述了一个“宠妾灭妻”的故事，展现了男性在封建家庭生活中的失职。追究产生宠妾灭妻的原因，在文本层面之外，其渊薮是封建婚姻制度，此外，与社会时风的导向，男性审美的主观诱使，更与社会男性主导地位的大背景紧密相关。作者展现宠妾灭妻，不仅是对封建传统秩序回归的呼吁，更是对时下封建知识分子人格重建的期待，并流露出面对家国世事倾覆的哀怒之情。

关键词：宠妾灭妻妻妾关系《醒世姻缘传》

《醒世姻缘传》叙述了一个两世姻缘果报的故事，展现了与一般世情小说不同的家庭风貌。《醒世姻缘传》中所描绘的封建家庭生活中妻妾颠倒的失常现象，辐射出整个社会的秩序和礼法的崩溃。学界目前对《醒世姻缘传》的研究，涉及到考证、人物形象、语言、民俗文化等种种方面，本文关注《醒世姻缘传》中宠妾灭妻的现象，以家庭中的男性为焦点反思封建家庭关系。

一.从“宠妾灭妻”看传统家庭秩序

《醒世姻缘传》全书共一百回，西周生用近乎三分之一的笔墨来铺陈前世，在前二十三回叙述了晁源宠妾灭妻的故事。若将“宠妾灭妻”作为一种态度的呈现进行追踪，其行为的实施即也就“宠妾”和“灭妻”两方面，这两者从本质上来说是互见的。从“宠妾灭妻”此类现象反观封建社会下一些共通的传统观念，由此足观男性在封建家庭生活中的失职。

1.夫妇之义的背弃

古代封建社会中婚姻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礼记·昏义》中道：“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1]由夫妻的关系推及父子、君臣关系，从个体之家指向整个社会层面的道德和逻辑运行，夫妇之义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关于夫妻之间的关系，班固《白虎通》有言：“妻者，齐也，与夫齐体”[2]，传统观念中夫妇应当同体而视，在《醒世姻缘传》中则远非如此。晁源对待妻子计氏的态度经历了由“看重—轻视—仇恨”的变化。晁源最初对计氏相当看重，至晁家家道起势，晁源逐渐轻视计氏，到娶回珍哥，晁源才彻底走向灭妻之路。晁源对计氏的打击是多重的，首先是从经济命脉上断绝计氏的供给，迫使计氏有求于他;其次是忽略计氏的情感需求，长期地不踏足计氏房内;最后以晁源认同珍哥对计氏贞节的污蔑说辞，成为导致计氏赴死的致命一击。封建社会中污蔑女性的贞洁将置人于死地，晁源对待妻子计氏不仅缺乏身为丈夫应有的尊重关爱，并且以男性身份对她进行人格上的侮辱，晁源之流的人品道德可见一斑。

2.妻妾之位的颠倒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通过礼仪制度的确认和施行，强化尊卑有别的等级意识，使其贯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封建等级秩序落实到封建家庭生活，如妻妾之间的相处，即是“妻尊妾卑”。《礼记》在家庭生活中就礼仪方面对妾有明确限制，确定了妻子地位的优越性，妻妾地位悬殊如《仪礼·丧服》中所说：“妾之事女君与妇之事舅姑。”[3]此外，法律上也规定了妻妾之别，以《大明律》为例：“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离异。”[4]妻妾之间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不能以妻为妾，也不能以妾为妻，否则触犯律法。

《醒世姻缘传》中计氏与珍哥的地位是颠倒的，尽管计氏一再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但是珍哥并不听从于她;珍哥身为妾室凭借晁源的宠爱张扬跋扈，跟计氏争锋相对，甚至试图以妾的身份代替妻室行事。第十一回中晁家的亲戚孔举人家有丧事，珍哥一番打扮后自行去吊丧，孔举人娘子却对她十分冷落，珍哥去吊丧的行为，一方面说明她自居主人，平日已然是晁家中的话事人;另一方面，晁源对家中失之约束可见一斑，珍哥以妾为妻的行为是晁源纵容默许的必然结果。

3.“宠妾灭妻”背后的道德主体

宠妾灭妻的现象在古代封建家庭生活中是存在的，事实上，并不乏表现宠妾灭妻的文学作品。《二刻拍案惊奇》的第二十卷的入话，说男子陈定的妻妾不和，妻巢氏受妾气，生病一命呜呼，妾丁氏收监后自缢。又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提到苟才宠妾灭妻，致使妻妾两人当庭打闹。宠妾灭妻颠倒了传统家庭秩序，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相违背，其叙事的重要之处，是在叙事中指向丈夫的职责：“宠妾灭妻”潜藏的第三人是“宠”，“灭”的发出者——丈夫，男性不仅是夫妻之义的核心人物，更是家庭关系的主导方，在展现尊卑不分、上下颠倒的家庭关系的过程中，对家庭中的男性着重加以批判，指向整个时代下社会风气的崩坏和道德伦理的沦丧。

二.“宠妾灭妻”现象的产生根源

在封建社会家庭中，男性娶妻纳妾的动机有着明显的区别，正如李渔所说：“买姬妾如治田圃，結子之花亦种，不结子之花亦种;成荫之树亦栽，不成荫之树亦载，以其原为娱情而设，所重在耳目，则口腹有时而轻，不能顾名兼顾实也。”[5]娶妻求实，要能延子嗣，执掌中馈，因其会入祠堂上宗谱;纳妾则满足娱情之用，不设他限，因此妻妾在家庭中的意义本不同，即使夫妻双方没有感情，丈夫也应该维持对妻子的尊重。但事实上，“宠妾灭妻”在古代封建家庭生活中并不乏见，其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1.婚姻制度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相当多的封建社会家庭中妾是极其普遍的存在。“一夫多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非常普遍的婚姻现象。上至最高统治者——皇帝、王公、大臣，下至封建社会的基石——地主、缙绅，甚至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家室殷富的农民以及新生的市民阶层也大都可以畜婢，纳妾。”[6]封建婚姻制度确认一妻多妾的合法性是妻妾之争的根源。除此之外，包办式缔结婚姻的制度影响深远。《礼记》道：“昏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7]婚姻的目的是延续宗族，事关家族集体的利益，因此婚姻应当体现两姓尊长的意见，且双方尊长的意见要通过媒人沟通，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父母意见为尊的包办式婚姻制度忽视个人意志，并且在夫妻的结合作为社会责任完成后，男性再行寻找情感寄托是得到社会宽容的。陈宝良在《正侧之别：明代家庭生活伦理中之妻妾关系》中就提出：由于情与礼的两分，夫妻之间的情感生活逐渐被夫妾之间的情感生活所取代[8]。

封建婚姻制度有对男性宠妾持理解心态的倾向，这并不指向社会对晁源行为的默许，但晁源的种种极端行为，是反映时代下社会风气的镜子。《醒世姻缘传》成书于明末清初，晚明社会掀起的纵欲主义思潮，在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极度肯定中，对情感欲望极端张扬，实际上倡导了一种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颓废生活方式。在家庭生活之中，晚明纳妾攀比之风盛行，宠妾灭妻不可谓是对欲望追求的极端表现形式。

2.男性审美

“宠妾灭妻”与男性审美下固化的女性期待有关。传统观念中的理想妻子，应当具有貌丽温柔、体贴顺从的特质，但丈夫娶妾之后，一般会引发妻子的嫉妒。明代的史料记载了女性悍妒之风：“弘治十一年，泗州知府许弼妻孙氏，妒妾朱氏有娠，以药毒之不死，用铁椎击其脑。朱惧，自缢死。”[9]文学作品亦有反映，《醒世姻缘传》中狄希陈另娶童寄姐就是因为薛素姐剽悍。在众多呈现妻妾关系的文本之中，存在这样一种叙事倾向：由于妻子本身悍妒，丈夫转向宠爱妾室。这种叙事背后的内在逻辑是，在纳妾行为的合理性得到共识的情况下，妻妾问题的存在是因为妻妾双方的问题，又妻室比妾拥有地位优势，妻室要为妻妾不和负主要责任，因此丈夫偏重妾室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套自洽的逻辑，默认妻妾共同存在的合理性，并且在强调妻子悍妒形象的同时，弱化了男性在家庭失和中应承的责任。事实上，这是男性在回避宠妾灭妻问题，究其本质，宠妾灭妻中丈夫是主导人物，妻子顺从与否对男性宠妾灭妻与否没有决定性影响。男性以对美貌、温柔女子的审美需求作为纳妾的内在动机，实则是男性的自我辩护。

3.性别地位

“宠妾灭妻”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社会中男性的性别主导地位。传统社会语境下赋予的男性地位，其一是男性占性别优势，其二是经济地位主导。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对女性的要求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家庭中往往是男性承担主要经济责任。《醒世姻缘传》中晁源对待计氏前恭后倨，前恭是因为自计氏入门后，计家为支持晁源的父亲晁思孝应举提供资产，后倨是自晁思孝中举，晁家得势全家升天而计家已经败落，自此计氏对晁源莫可奈何。在封建社会背景的大环境下，女性依附男性生活，女性缔结婚姻是由父族依靠向夫族依靠的重要转向，在家庭中男性断绝经济支持，自身的家世条件又不足以提供强大依仗时，女性嫁人遇人不淑，在家庭生活中是极其缺少抵抗风险的能力的，最终只能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这正是封建家庭制度下女性的卑微处境和悲哀之处。

三.“宠妾灭妻”书写的内在动机

宠妾灭妻的现象与古代封建家庭制度相生同存，妾成为古代社会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远可追溯到商周时代的媵妾制，而进入文学作品之中的“妻妾”群像，因往往多在家庭、世情小说中出现，必然地与小说文体的发展紧密相关。明清时期小说发展进入巅峰阶段，创作达到高潮，出现了一批以家庭生活为重点刻画对象的世情小说。西周生挥扬近百万字，选择宠妾灭妻作为敷演故事的前因，背后有着深层意蕴。

1.传统回归

作者是肯定“妻尊妾卑”的传统家庭观念的。在宠妾灭妻的叙述过程中，往往会看到妾室对正室的反抗，容易令人将丈夫和妾室之间的感情上升到对封建家庭制度的反抗。事实上，西周生的核心理念是“妻妾有别”。作者对计氏的遭遇充满同情，对珍哥行为直斥狐媚惑主，对丈夫的态度进行批判，作者的立场默认传统家庭秩序的正统地位，他并不支持妾与妻平等，也非意在表現女性对封建制度的冲破和反抗。

其次，倡导对传统家庭观念下妻妾关系的回归。作者西周生观察到了现实生活中夫妻失和的现象，不论是妻妾颠倒还是妻妒夫惧，都与他的道德理念是相冲突的，小说最后这样说道：“只劝世人竖起脊梁，扶着正念，生时相敬如宾，死去佛前并命，西周生遂念佛回向演作无量功德”[10]，作者期待的是社会传统家庭秩序的恢复。

最后，在“因—果”的叙事模式中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在小说进入正文之前，《凡例》道：“本传凡有懿微扬阐，不敢稍遗……惟有劣迹描绘，多为挂漏，以为赏重而罚轻”[11]，作者的善恶态度明确，晁源最后遭割头身死，珍哥遭火烧而亡，两者的结局极为凄惨，在这样的叙事倾向中，作者对宠妾灭妻的否定不言而喻的，又用来世转身，设计晁源受到计氏的折磨的情节，以因果报应的方式警醒世人，达到劝惩的目的。

2.人格重建

从儒家体系下封建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来说，儒家思想作为社会正统思想统领中国数千年，对我国民族性格气质的塑造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提出了一套从自修身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己治人之道。由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满足修身的要求，由修身走向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对封建知识分子而言，“自身—家—国”是一个递进联结的整体，个体的道德可以上升到影响国家层面的地步。在个体修养上升到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必要的重要环节是“齐家”。古代封建社会是宗法社会，由各种宗法血缘关系构成了社会的一切，因此，宗族是国家的基础，而家庭作为宗族的基本单位，家庭的内部关系就显出重要的意义。以夫妻关系为例，丈夫应当身为妻子表率，在家庭中不辨是非以致宠妾灭妻，其一见丈夫的私德有亏，其二令人怀疑丈夫的公德标准，无论何者都是被批判的。宠妾灭妻自古至今存在于封建家庭生活之中，西周生以完整的叙事脉络娓娓道来，他借笔名表达希望回到“西周”，正是期待时代社会下封建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

3.社会批判

明末清初的社会氛围是作者书写的现实基础。晚明是一个竞奢的时代，人们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恣意享受，人们追求声色之好成为了一种社会潮流，“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糜相高”[12]，社会奢靡的风气成为一时之盛。达官贵人们“粉窗翠幕，拥童奴，设香茗，吹丝弹竹，宴笑终日”[13]，流风自上而下，影响了整个社会。台湾徐泓和林丽月就提出：“侈靡之风盛行，又影响明末社会秩序的安定，僭礼犯分之风流行，对‘贵贱、长幼、尊卑均有差等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冲击甚大。尤其侈靡之风，刺激人们欲望，为求满足私欲，乃以贪污纳贿为手段，破坏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风气，使贪贿成风，恬不为怪，而贪黩之风，又倒过来刺激社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14]在这里，徐泓既谈到了奢靡风气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刺激，也谈到了奢靡风气对于社会贪腐的推波助澜。

明朝后期官场腐败，全国各级官吏，上到朝堂高官，中至地方州县官、下到基层乡约莫不腐败，官场贪污腐败是整个社会政治大环境。从晁源为珍哥打点监狱上下，进入监狱如无人之境，足可见其时官场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再有晁源在京城内听闻御驾亲征的传言，立定主意潜逃弃官，父母都撇之脑后，遑论有家国情义，晁源诸人充斥整个国家行政机构，预示了明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作者对晁源的批判，是对社会的未来由此类道德沦丧之人肩负的愤慨，透视出作者对时代下家国命运的牵系与无奈。

参考文献

[1]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360页.

[2]陈立著.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90页.

[3]李学勤.仪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586页.

[4]怀效锋点校.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第60页.

[5]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66页.

[6][7]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326页，第815页.

[8]陈宝良.正侧之别：明代家庭生活伦理中之妻妾关系[J].中国史研究，2008.8.

[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M].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899页，第897页.

[10][11]西周生著，黄肃秋校点.醒世姻缘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434页，第1537页.

[12]张翰.松窗梦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23页.

[1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