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顿历史战争小说中的和平理念

2021-12-06雷霖陈堃燚

文学教育 2021年11期

雷霖陈堃燚

内容摘要：何顿的历史战争题材小说《湖南骡子》《来生再見》作为当代颇为新颖、突出的历史题材作品，作者在两部作品中都融入了独有的和平理念，使得政治意识、战争伦理、性别视角展现出独特性，即通过百年家族史与政治风云的交错卷集、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和谐表达、男性主角与女性主角的相互建构，复现波谲云诡的中国近代历史，实现历史战争书写的复杂性与多义性，为中国历史战争题材小说创作提供新可能。

关键词：何顿历史战争题材小说和平理念

何顿作为当代成就颇高的历史题材作家，其历史题材作品如《湖南骡子》《来生再见》（又名《抵抗者》）等受到学术界较多关注，但考证知网研究文献可知，学界多对其历史题材小说进行单个作品的独立分析，而将《湖南骡子》与《来生再见》进行比对分析的论文仅有7篇，且多以主题意蕴、叙事策略、艺术特征、地域视野为切入点，对两部作品进行整体把握。笔者旨在立足于现有研究成果，寻求新视野与新角度，从和平理念的嵌入与表现角度对《湖南骡子》及《来生再见》进行分析。和平理念在此不仅指向对于非战时状态的关切，更指向对人、事、物之间的一种和谐共生关系的关注与描述，指向对生命、人性等的尊重与理解。它的核心是中国古老的和合文化，所谓和合指的是指多种并存的、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事物互相冲击、互相作用最终到达一种均衡的状态。它强调矛盾性的统一，强调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即和平的动态建构过程。所以这里的和平理念是相对的、更具文化性征的概念。何顿将和平理念嵌入《湖南骡子》《来生再见》的政治意识、战争伦理、性别视角之中，共同架构其宏阔又朴素的历史题材小说主题表达方式，不以尖锐、锋利的笔法去触及社会深层现象，而是温和的将社会抽丝剥茧，袒露在人们眼前，体现出和平理念的价值诉求。

一.和平理念与何顿历史战争小说中的政治意识

何顿擅长描写小市民的生活，对于人物情感、性格的把握炉火纯青，却绝不凌驾于人物之上，任由人物自行发展，阐释出更深层、更原始的亲族情谊与地方个性，并连带出政治的风云变幻。他在决定要写作《湖南骡子》这一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小说时，最初取书名为“战争与人”，这部湖湘百年变迁史被稳稳烙上“人”的印记，而何顿又进一步将“人”扩化为家族，“它不光只是再写一部‘抵抗者，应该书写他们的一生，他们的生活轨迹及家人。”[1]通过家族的五代人的延续书写政治的波云诡谲，用家族史为政治史立言，以政治史为家族史做注，作者以三重手法完成了二者的和谐统一。

一是家族选择的典型性与非典型性。《湖南骡子》主要围绕何姓家族五代人的人生经历而展开，何姓家族本身具有典型性，其发源于何家山，之后因第一代人何湘汉与土匪结仇迁至长沙青山街三号，是战时最为普遍的平民大家族，平民身份让他们成为受战争影响最为深刻、最为重大的一类人，选取何姓家族为小说主体更能表现政治对平民生活多方面、全方位的改变与影响。同时，何姓家族亦具有非典型性，非典型性是指其描写的并非旧式贵族家庭。旧式贵族所保留的权力概念与金钱概念让他们在多数时刻保有自身独立性，从而消解政治变迁的部分影响。作者对何姓家族的设定，使得政治近乎天然的融入其生活发展中，并通过平淡的家族生活与激烈的抗战现实的对比使得文本产生巨大张力。

二是将历史事件嵌入日常生活中。《湖南骡子》最初完稿时，历史史料共11万字，占总字数的七分之一，而后何顿将极大部分史料删减、替换为了与小说中其他语言相统一的小说叙述语言，同时以生活场景将史料带出，并且删去了绝大部分政治事件发生的详尽年月日，营造模糊的时间感，从而真正实现以家族史写政治史。例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对全国颁布了除旧布新等措施，兴起了“剪辫运动”，而这些史料落实到何顿笔下，就化入了“奶奶”杨桂花剪掉家中所有男人的辫子的场景之中;日本人侵占青岛、攻至济南是通过学堂肖先生之口转述出来，抵制日货的运动也经由肖先生的推波助澜在何家“爆发”，“我十三岁的爹和十岁的大叔觉得日本人太可恶了，回到家，联手把日本锅子砸了……他走上前把洋瓷杯摔到地上……爹和大叔眼睛都砸红了，见奶奶穿着的衣服是日本布料，爹就命令奶奶把衣服脱下来”[2];袁世凯称帝、唐继尧和蔡锷率部讨伐袁军、袁世凯大败取消帝号都贯穿于何金山感慨社会倒退、受肖先生鼓舞立志参军、被“爷爷”用链子锁在房内等生活情节之中;而“九一八”事变这一重要事件在小说中也被浓缩为寥寥两句，并且存在于家族生活事件之中，“好不容易大水退了……人们刚刚喘口气，‘九一八事件爆发了，日本军队突然攻占沈阳……辽宁、吉林几乎都被日本军队占领”。[3]在日常生活的包裹中，历史事件本身的残酷性、意识形态性得到较多溶解，取而代之的是家族日常生活化的政治叙述。

三是模糊党派政治，注重党派同质性展现。何家第二代人中，何金山、李雁军前期都服务于国民党，而何金江、何金林、何金石、李雁城均投身于共产党，然而党派身份并未对他们之间的亲情造成阻隔，何金山在得知国民党清剿共产党的消息后，第一时间策马去找当时在宝南街从事共产主义革命工作的弟弟何金江，一心想帮助何金江躲避劫难。而何金江、何金林两位兄弟也是多次就国民党所处形势进行较为客观、理智的分析，试图劝说哥哥何金山投奔共产党。党派的分立在亲缘的连接中实现了模糊式表达，而小说中何金江命运的离奇设置亦体现了何顿小说创作对于政治色彩的刻意淡化。何金江最初“一心想搞共产主义”，违抗父母，在弟弟何金林的帮助下逃离家庭，前往宝南街与蔡和平一同参与共产主义斗争，随着抗战的逐步深化与国共两党绝对对立的形成，他由文职秘书又转为带兵打仗的长官，经历被自己大哥亲手埋葬等生死磨难后，剃度出家，做了僧人，人生前半段“主义是从”，人生后半段“六大皆空”，分节的人生具有极大的反转和戏剧性的角色转换，在增添人物复杂度的同时，完美的呈现了作者对人物命运中夹杂的党派分别与政治倾向的消解。

何顿以三重独特手法的运用，从亲缘的切面表现大对立中的大和谐，何姓五代家族史涤荡出百年政治变迁史，家族柔和了政治，家族史的贯穿使得政治史的棱角呈现模糊状态，淡化了政治视角，却又不失历史厚重感。

二.和平理念与何顿历史战争小说中的战争伦理

战争伦理是指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针对双方的组织化暴力对抗所形成的伦理道德认知和行为规范，其中隐含人们对战争性质、价值与影响的认识与评价。它主要分为现实主义、和平主义和正义战争三种伦理规范，何顿在历史战争题材小说中表现出的战争伦理介于后两者之间。一方面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战争，作者用了极重笔墨刻画抗日战争中湖湘战场的几次惨烈战役，表达对于伟大抗战精神的赞美与歌颂，另一方面作者又“尽量把战争残酷的一面写出来，胜利是要付出代价的，赢得越艰难才越值得庆贺”，[4]对生命的尊重使得他有能力反省战争的残酷性。从而建构起独特的冲突性战争伦理，即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共存，由此在一定程度体现出和平理念的诉求。

民族主义在《湖南骡子》一书中表现得十分彻底，上卷所刻画的男性军人角色虽身处不同党派，但参军目的不外乎“卫国、保家、护民”，激发参军动机的事件各不相同，但都指向同一内核——对时下动荡社会的愤怒、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忧虑与强大的民族责任感。唐正强维护被军警殴打的妇女，遭到军警殴打后毅然走进征兵站;何胜武、李文军听闻南京大屠杀的惨案发生，怒骂一句“我俩畜生不当兵”后，便绷着脸进了招兵站报名。如果以正三角图形对他们的价值观进行分层剖析，那么国家与民族必然是处于顶层地位，主导他们的爱国思想与爱国行为的产生。同时，这样的顶层思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围绕民族利益而展开，以牺牲自我成全民族大义为人生宗旨，例如“三叔”何金石，他作為湖南大学第一届学生，前途一片大好，但听闻“九一八”事变爆发，“就再也不愿坐在教室里读书了，‘国都要亡了，还读什么书？这是我三叔对我奶奶说的话”[5]。

但作者的写作眼光并不拘泥于传统的颂歌式小说，作者在发掘、赞美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同时，又建构起与民族主义相冲突的个人主义言说，以此来剖析出战争对社会、生命的摧残与毁灭的本质。首先作者表达了对战争的血腥与残酷的厌恶。何顿曾在《抵抗者》序中写道：“我写小说从不掉泪，眼泪仿佛与我无缘，但当我写到厂窑大屠杀和著名的衡阳保卫战，我那久违了的眼泪水涌现了，居然一次又一次地夺眶而出，掉落在我颤抖的手和冰冷的键盘”。[6]何顿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对于战争场面的暴力、残忍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还原，他对这些罪恶不加掩饰，把他对战争的厌恶与悲愤嵌套在每一场战役的炮火与死亡里。例如《湖南骡子》中，“迫击炮弹在我大哥身边炸来炸去……轰隆一声，大哥的双腿就成血肉飞上天，落下来时洒了一地”，[7]《抵抗者》中，“……最后发现一颗子弹将小何的眉宇间打了个洞，脸上和地上的血都是从那个动力涌出来的。那些血都结冰了”。[8]作者通过这些血腥场面的再现，将战争的残酷袒露无遗。

对战争血腥与残酷的厌恶仅是作者表现个人主义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表达都被作者寄托于《来生再见》主人公黄抗日的塑造上。《来生再见》中主角黄抗日的诞生本质上是个人主义诱导的结果。本是哥哥黄阿狗需应征入伍，但其父母觉得黄阿狗健壮有力，想留黄阿狗在家里帮衬，于是让瘦弱无力、胆小怕事的弟弟黄抗日（本名黄山猫，入伍后被长官改名为黄抗日）顶替黄阿狗从军参战。但在投入抗日战争、成为国民党军人的背景之下，我们很难从黄抗日身上找出英雄主义色彩或看到“亮剑”式的雄奇人生，甚至于他的人生经历里始终传达出去英雄化主义与“格格不入”的生命至上主义的信念。

去英雄化指向黄抗日英雄特质的缺失，参军并非出于民族大义、保家卫国的目的，面临战争虽谈不上退缩，但也绝不主动站上冲锋位，身材矮小瘦弱，道德称不上高尚，头脑谈不上智慧。但这样的去英雄化手法反而增添真实性且使得人物具有立体感，英雄是战争中的极小部分的特殊人，战争里绝大部分都是如黄抗日一般不具备传奇性与英雄性的常人，只是作者在黄抗日身上故意放大了这种特征，由此打破军人必须冲锋杀敌，保国家、卫人民的传统滤镜，并冲击战争淬炼英豪的传统价值体系。

同时，作者还将个人主义言说寄托于黄抗日的生命至上哲学，黄抗日不追求守住阵地、打退敌人，亦不追求立功受奖、晋升军衔，他只求“活命”，阵地丢了就躺着装死，冲锋令下达他也绝不做领头羊，被军队其他人侮辱、欺凌也都不反抗，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活着。当大家都在讨论“下一世想变成什么”的时候，黄抗日只说“变成一只鸟”，龙连长嘲讽他为何不变“老鼠”、“猪”，黄抗日无所谓的表示“那我就变成一只老鼠”、“那就变成一只猪”，不管变成什么，黄抗日都不以为意，他只是坚定表达自己“只想远离战争，远离杀人”。作者这样的安排直接指向对战争屠戮生命的不满与悲愤，哪怕是全民族性的正义战争，也永远无法逃脱出对生命的毁灭性打击的内核，表现了作者对生命的思考、惋惜与敬畏。

三.和平理念与何顿历史战争小说中的性别视角

女性在历史战争题材中常常是缺席者或缺失者，但在何顿的历史题材小说中，他花了较多笔墨去刻画各个男性主角的妻女，突破了传统战争题材小说纯男性角色塑造的局限，使其小说充分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和谐，即男、女主角相互依靠相互建构，在拥有各自主体性的同时，实现相互调和，为小说注入更多的复杂性与人情味。

何顿的历史战争小说并不塑造一心只为国家、半点不近女色的绝对男性英雄，他毫不掩饰对“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性相依相靠的传统伦理的认同，并且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女性独立性。如《湖南骡子》里的“奶奶”杨桂花，作为唯一贯穿全书、见证五代人成长的女性角色，展示出了“大地之母”的特质。她性格刚强，面对土匪何世荣的逼迫依旧不卑不亢;她聪明能干，搬到青山街后做起了腊肉生意，正宗的味道和诚恳的态度使得吉祥腊味店一度火爆;她勤劳奉献，对于家庭的琐碎打理细致，对于家人关怀备至，冬天时担心被关在上海的何金石，就孤身带着行李前往上海看望何金石。“大地之母”的特质使得杨桂花充当着何姓家族的支柱的形象，在保留自身独立性的同时，支撑起了让男性栖身的家庭，这样的特征同样见诸于李春、王玉珍等女性身上。何金山与李春结婚后，何金山不愿“守着老婆过日子”，想做个有志向、有抱负的男儿，而“李春是那种视男人为烈马的女人……她说：‘金山，你想干什么就去干吧，我不拦你”，[9]于是何金山去了新兵营当排长，李春在家帮助杨桂花照顾家里的琐碎，李春的战场在家庭，何金山的战场在阵地。王玉珍遇到何胜武后，对他悉心照料，结婚后也从未嫌弃何胜武，对何胜武的绣花与画画事业都十分支持，何胜武也不负所托，成为了有名的绣花与美术大师。女性应对着战时与非战时艰难多变的日常生活，维系着家庭的“小确幸”，让家庭成为了男性时刻可以依偎的避风港，而男性在外参与革命战争，为国杀敌立功，为家庭争得荣光;或打拼事业，为家庭挣得经济收入。男性与女性在不同战场打响战争，互相依赖，互相成全，共同构建了纷繁复杂的百年历史。

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建构与依赖，使得何顿的小说创作充满人情味，笔下人物的性格特征、命运发展及生存状态通过两性视角的并存实现男、女性互相言说，男性作为小说主角更具有复杂性与生活性，女性主角在具有自身主体性的同时和男性达到和谐共生状态，两者的相依共存才激荡出何顿历史题材小说中百态世相的变迁。

本文从政治意识、战争伦理和性别视角三个方面考察何顿历史战争小说中特有的和平理念，以全新的视角给予后续读者更多的阅读、思考与探究空间，更为何顿的历史题材小说研究提供新参考，为我国历史题材小说写作的战争叙事提供新可能。

参考文献

[1]何顿.一个偶然，却燃起了我的创作冲动[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2，17（3）：11-12.

[2]何顿.湖南骡子[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20.

[3]何顿.湖南骡子[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33.

[4]何顿，朱小如.我仿佛与谁都很近，却都相距甚远——关于何顿长篇新作《湖南骡子》的对话[N].文学报，2011-10-20（4）.

[5]何顿.湖南骡子[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32.

[6]何顿.抵抗者[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4.

[7]何顿.湖南骡子[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201.

[8]何顿.抵抗者[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28.

[9]何顿.湖南骡子[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