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雪冬

内容摘要：《小城三月》讲述了北方边陲小城里一位女性的悲剧爱情故事。萧红通过对“春”、“绒绳鞋”等景物的描绘和以翠姨为中心的人物刻画使这首春日悲歌极具象征色彩，并借此传达出对自我命运的言说、对生命和情感的独特思考以及对思想启蒙的深刻反省。

关键词：萧红 小城三月 象征色彩 启蒙

《小城三月》原刊于1941年7月1日《时代文学》第一卷第二期，是萧红“身居香港而梦回呼兰河时期的作品，也是其小说创作的绝笔之作”[1]。小说以散文式的笔调书写了北方边陲一座小城内的一首春日悲歌，在极具象征色彩的景物描绘和人物刻画中将一位女性的人生悲剧缓缓铺展开来。

一.景物之象征

《小城三月》的象征色彩首先体现在对景物的描绘上。在萧红的刻意安排下，景物渲染在小说文本的适时出现，不仅将独立的片段联结在一起，弥补了情节上的空白和结构上的散漫，而且有助于构成人物存在的外在环境、营造平淡忧伤的氛围、奠定哀婉的悲剧基调，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小说的主题。

小说对于“景”的描绘集中在“春”这个意象上。作为外部环境和故事背景出现的“春”，暗示着一个平静明朗的整体氛围基调，同时与小说情节的悲伤情调融为一体，使得读者细细想来不至于产生强烈的反差效果，又感到延绵不尽的悲伤，这正是一首極尽平淡又极尽绝望的春日悲歌。

“春”的到来象征着解放的思潮以轰轰烈烈的态势为闭塞落后的小城换上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新面貌，但假象背后隐藏的仍是传统封建文化对人们的桎梏。“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2]231，解放的思潮给人们带来了短暂的开明热闹的景象，又毫不留情地离去，开始它的下一个目的地。然而受到启蒙且初步觉醒的人们，一边想要冲破封建的桎梏一边又遭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只能在无人理解的孤独境地里沉默消亡。另外，以“春”始以“春”终也象征着一种悲剧的轮回，启蒙和解放的浪潮走马观花般的路过这座小城，新的事物和潮流也会不断出现并冲击着这座小城，悲剧在重复上演的同时也在被人们淡漠地遗忘，年轻的姑娘们三两成双，兴高采烈地去为迎接春的到来做准备，却不知道这也许是她们人生中最后一个春天。

小说对于“物”的描绘集中在“绒绳鞋”这个意象上。在直接进入翠姨的爱情故事之前，萧红有意安排一些事件的展开，对故事进行铺垫也弥补了叙述视角的局限，同时带有一种隐秘的象征性，为小说文本染上了一股淡淡的悲剧气息。

翠姨没有买到“绒绳鞋”的经历是对其悲剧人生的暗示。一开始“绒绳鞋”流行时，翠姨犹豫不决错过了得到的时机，她在放弃与争取中挣扎，在自我束缚和自我解放中挣扎，最终决定去买“绒绳鞋”的行为实则象征着她对人生命运一次绝地求生的反抗。最后一次去买“绒绳鞋”是在漫天的大雪里，那大雪象征着无声的重重险阻，许多东西如传统封建礼教的约束、世人的异样眼光等，甚至是翠姨自己都在阻挠着她的恋爱，摧残着她的命运，这些“雪花”累积下来便压倒了这个脆弱的女人，再将她无声地深深埋葬。最终还是没有买到绒绳鞋的结果在翠姨的内心深处就像一种预言，暗示着“我的命，不会好的”[2]215悲剧结局。

“绒绳鞋”有着多层的象征含义，一是最为明显的，即“我”的堂哥哥，“从此我知道了她的秘密，她早就爱上了那绒绳鞋了”[2]214;二是翠姨的爱情，三次购买“绒绳鞋”而无所获象征着翠姨爱而不得的爱情悲剧;三是生命的意义和情感的自由，“只有我们的马车，因为载着翠姨的愿望，在街上奔驰得特别的清醒，又特别的快”[2]215，这座小城中的人们愚昧懵懂地活着，而初步觉醒的翠姨产生了寻求自我意义、人生体验和情感自由的渴望。

二.人物之象征

《小城三月》的象征色彩其次体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上。翠姨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形象，她的性格和命运都具有一种象征性。

翠姨的性格较为复杂，表面上平静温婉，有着传统女性的矜持和庄重，内里又隐藏着林黛玉式自卑自怜、固执骄傲等悲苦的性格特点，香消玉殒的孤独结局都有着对古典文学原型的迁移和暗示。翠姨的性格并非个体的偶然，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不断形成的，是传统封建文化长期压抑自我天性的结果。倘若遇到一个导火点，自我便会产生突破压抑、释放天性的冲动，但这股冲动并非足够强烈、足够彻底来支撑个体付诸行动，因为长期的压抑已经在内心深处形成了一种惯性，即从被动的外部压抑转变成主动的内部抑制，因此翠姨在情感的爆发和自我的压制之间徘徊不决，最终只能走上一条孤独的“自焚”道路。这同样象征了一个社会现实，思想启蒙对国民所处的整体外部环境的确有所改变，但对人们的内部心理结构并未给予过多的关注。

翠姨的悲剧命运也是极具象征色彩的。造成翠姨悲剧命运的原因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从外部来说，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和压迫、社会环境的封闭和保守都使得翠姨无法破除附加在自己身上的牢笼。从内部来说，由于外部环境所形成的悲剧性格使得翠姨的内心在不断积累的挣扎和压抑中逐渐失衡，最后抑郁而终。不过，比起成为封建传统婚姻牺牲品、在循规蹈矩中终结生命的其他女性，翠姨是自我“觉醒后走向绝望的死亡”[3]，比起从未体验过人生意义和情感自由的其他女性，翠姨是以死亡对宿命式的传统结局进行着无言的斗争和反抗。

翠姨形象的象征色彩体现在这不只是个人创伤的揭露，而是历代女性被长久忽略和漠视的内心情感历程的缩影。翠姨的悲剧是性格悲剧，更是社会悲剧。萧红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揭示幼稚残缺的思想启蒙带来的危害以及封建传统文化给人们尤其是女性带来摧残的同时，也将自己独特的女性经验内蕴到人物形象中，从而表达了她对生命深刻清醒的悲观认识：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是无处不在的。假如翠姨真的提出不愿意出嫁，她的命会变好吗？在这里，萧红的现实人生可以作为对小说的互文回答这个问题。萧红在人生即将结束时写下这首春日悲歌，正是她对自己宿命般的悲剧人生一次无奈而绝望的投射。

三.象征之内涵

在《小城三月》中，萧红通过景物和人物的象征表达了其独特的文化思考以及对思想启蒙的反省。对于愚昧者来说，思想启蒙并没有改变他们单调麻木、自生自灭的生活。对于自我觉醒的人们来说，思想启蒙使他们渴望追寻生命的意义，而无力改变自身环境的清醒认知又给人生增添了无奈和绝望。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面临两难的境地，不知何去何从，萧红也以此为切入点来反省思想启蒙的意义和价值。面对同样的问题，鲁迅也曾做出深刻的思索：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4]6

鲁迅在内心深处并未将希望寄托于这幼稚局限的思想启蒙上，但不可否认的是希望可能会存在于渺茫的未来。鲁迅是站在已成为过去的现在将希望寄托在未来，而萧红是站在已成为现在的未来反思过去，并且她是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反顾一个受启蒙思想影响且自我觉醒的女性的悲剧人生。

倘若过去启蒙者们坚信希望在启蒙，那么萧红便是为被启蒙者言说，真切地书写着脆弱的女性在时代激流中的心理挣扎和悲惨遭遇。翠姨自戕式的悲剧命运有着振聋发聩的启蒙意义，警醒人们要剔除封建传统文化强大的惯性力量，要从内部调整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要关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尤其是女性的内部心理情感。

另者，《小城三月》也象征着萧红对自我命运的言说。在小说文本中讲述翠姨悲剧故事的同时，萧红也在处理着自己的情感经验，并使翠姨的性格、遭遇和命运，与现实中的作家自己有着一种隐秘的对照关系。翠姨就好像“萧红的另一个自我”[5]，悲苦无告、无处倾诉的境遇正是萧红的现实写照。这首春日悲歌也是萧红对自己孤独悲伤的短暂一生的注解，蕴含着平淡绵延的绝望。在萧红心中，人注定逃脱不了孤独无助的宿命式的悲剧结局。

萧紅在完成《小城三月》半年后便离开人世，这首春日悲歌作为其创作生涯的终结，以独特的象征色彩，寄托了她对生命最后的诉说，也蕴含着她对文化和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反省。《小城三月》既融合了萧红的个人经验，也隐藏着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缩影，是一首孤独的世间绝唱。

参考文献

[1]秦林芳.三月的悲歌——小说《小城三月》赏析[J].名作欣赏，1993（04）：51-63+71.

[2]萧红.呼兰河传·小城三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任秀蓉.一曲凄婉缠绵的悲歌——萧红小说《小城三月》解读[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09）：55-58.

[4]鲁迅.鲁迅经典全集1：小说全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5]黄丽.翠姨：萧红的另一个自我——对《小城三月》悲剧意味的一种解读[J].丹东师专学报，1999（02）：3-5.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