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慧

内容摘要：《边城》的悲剧美是其文学价值的深层体现，其悲剧的成因也涉及到各个层面。本文将运用创伤理论视角，通过对创作层面上的时代文化背景和作者本人境遇进行分析，结合小说本体层面上的人物命运分析，从两方面入手解读《边城》的悲剧成因，为《边城》作品研究提供一个更为立体、纵深的研究视角。同时也将《边城》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的整体视角之下，探索了创伤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关键词：创伤理论 《边城》 悲剧

沈从文的《边城》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重要作品，其中对于湘西风景的描写和对于淳朴人格的刻画体现了自然美和人性美的内在统一，然而在这种美学色彩下蕴含的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悲剧色彩，因此，《边城》的悲剧成因分析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这种悲剧不仅体现在对作品中人物命运的设定以及作者对于时代和文化的深思上，也折射出作者本人的人生境遇，其背后无比体现出创伤的延续。为究其悲剧的深层原因，本文将以创伤理论解读《边城》的悲剧成因，从而为作品补充一个更加立体、纵深的研究视角。

一.创伤理论的本土化适用

创伤研究起源于西方，是典型的舶来品，目前西方的创伤研究已经涉及到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国外创伤研究比较深入，既有理论发展也有个案分析。国内对于创伤的研究则来源于诸多学者对于创伤理论的积极翻译和引入，研究主要聚焦于对于西方作家作品个案的研究[1]。因此本文将首先讨论运用创伤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的适用性问题。

首先，对中国20世纪文学进行梳理，其更多地是从作品内容、形式或作家身份的维度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现代派”小说等概念来指称对创伤叙事的不同书写方式，不仅造成划分标准不一，还易出现作品重复归类的现象[2]。而将当代文学乃至20世纪文学作为整体进行考察，正如张志扬所说：“一百年来，‘五四，民族衰亡，外敌入侵，国内战争，阶级斗争，反右，反右倾，人祸天灾，四清，‘文革……从外到内，从肉体到灵魂，记忆的创伤化几乎使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无一幸免[3]。”不同程度及种类的创伤是中国文学创作的共通土壤。即使像《边城》这样彰显自然美和人性美的诗意作品，表面上似乎是构建了理想的乌托邦，但从深层来看，其悲剧书写中也透露出对于创伤的延续。从创伤叙事的视野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则发现20世纪中国文学有着共通的创伤特点，只是侧重点各有不同。

其次，运用创伤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具有现实与思想文化的价值意义。创伤叙事作品是对社会变革及历史发展的最好的记录。同时从文学的社会功能上看，创伤叙事的写作及阅读本身也是治疗创伤的重要手段。读者阅读时可以在创伤中感受到心灵的震撼，同时也能收获一种直面创伤的心灵净化。《边城》并不注重于对于创伤的直接书写，通篇没有对于苦难的详细刻画，其创伤叙事是浸润在整个作品中并通过留白彰显的，读者在阅读《边城》时从中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在伤痛中获得一种顿悟和升华。

因此，即使创伤理论有着明显的西方色彩，用创伤理论研究西方文学占据主流，但考虑到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民族记忆中的创伤色彩，用此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具有合理性。同时从创伤理论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治疗民族伤痛的现实价值，彰显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本文用创伤理论解读《边城》的悲剧成因不仅为作品补充一个更加立体、纵深的研究视角，也探索了创伤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二.悲剧成因的外部因素：《边城》创作中创伤体现

1.创伤写作：作者人生的创伤经历

《边城》的悲剧成因与作者自身的人生经历有关。死亡意识贯穿于沈从文的创作过程之中。死亡和苦难给沈从文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这体现在其童年经历及《边城》创作期间其母亲病危这一事件中。他在写作中疏解死亡创伤给他带来的痛苦，这使他的作品中呈现出悲剧色彩。

沈从文童年期间对于死亡的体验构成了作家最初期的死亡意识。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曾表明死亡意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那年我死了一个二姐，她比我大两岁，美丽，骄傲，聪明，大胆，在一行九个兄弟姊妹中，比任何一个都强过一等。她的死也就死在那分要好使强的性格上。我特别伤心，埋葬时，悄悄带了一株山桃插在坟前的土坎上[4]。”沈从文童年期间二姐的死亡给予他沉重的打击，构成了其对于死亡的最初体验。“她的死也就死在那分要好使强的性格上。”这句话对应了《边城》中翠翠母亲在羞惭下喝了溪边的凉水殉情而死的情节，从中可以窥见作者童年经历的死亡经历有意无意的投射在其作品创作中。

《边城》创作期间，沈从文的母亲黄素英病危，在这种死亡阴霾的笼罩下，《边城》体现出了作者对于生命的双重思考。《边城》围绕着三次端午节作为故事线展开，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之死而设定的节日。《边城》故事展开的背景上就体现了出对死亡的追忆和纪念。

在《边城》的创作中，沈从文偏向用温情和爱来治愈创伤。翠翠母亲的死亡悲剧体现出一种质朴无华的爱情色彩，端午节刻画的是民族仪式的热闹场面。其作品中的悲剧色彩投射出其成长过程中的死亡经历，但其温情处理则是体现出了沈从文应对创伤的生命态度。

2.文化创伤：湘西民族文化创伤的影响

《边城》的悲剧成因中有民族创伤的投射。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认为：“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的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5]。”沈从文有着典型的跨民族身份，其身上有土家族、汉族和苗族的三重血统，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多民族文化的影响。以苗族为代表的湘西民族文化长期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挤和误解，甚至成为被收编、驯化的对象。这种民族不被认同的内在隐痛无意识地影响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

文化创伤体现在沈从文对自身民族身份认同的困境上。翠翠的性格以及湘西婚嫁风俗都间接的促成了《边城》的悲剧。在《边城》中有典型的苗族风俗描述，如端午节的风俗及走“车路”和“马路”的求婚传统，其中均体现了浓厚的湘西民族色彩。然而《边城》中却通篇没有出现对苗族身份的界定，而是将它置于湘西文化的大背景中，这是用一種匿名化的方式消解苗族的身份认同感。这种身份认知迷茫感赋予了沈从文敏感又富于幻想的性格，同时也投射在其小说创作中。

文学创作作为治疗创伤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沈从文的小说填补了外界对湘西世界认识的空白。用质朴的人性美、风俗美、山水美取代了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负面构建。正是在这种影响和应对之下呈现出了《边城》独特的哀而不伤的美学风格。

3.时代创伤：都市文明苦闷的回应

《边城》的悲剧成因中有时代创伤下对于都市文明的回应。城市在沈从文的生命中蕴意非常复杂。城市带给了沈从文受教育并跻身文坛的契机，同时也意味着生活的贫困、生理的压抑等创伤体验。从1923年—1933年，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中，沈从文一直处于一种非常贫穷的生活状态中，其创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摆脱贫困[6]。这种贫穷的生活状态也影响着沈从文的创作及其文学风格。对于这种时代给予的创伤，沈从文并不是一种全然的超脱和旁观，在其文学创作中充斥着对于这种都市文明苦闷生活的回应。

《边城》中顺顺、爷爷对于金钱的淡泊、为人仗义不计得失，傩送和天保以唱歌的方式来竞争求爱均体现出一种有别于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湘西文化与都市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差别。这种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乡土书写是对都市苦闷生活的回应。

但在歌颂湘西文明人性美的同时，这种人性的淳朴和单纯也带来了误解以及天保丧命、傩送出走、爷爷死亡和翠翠死守的悲剧。沈从文都市生活中物质匮乏带来的苦闷和焦虑同样投射到小说创作中，翠翠对于财主人家女儿穿着用度的钦羡，“碾坊”带给翠翠的自卑，均促成了《边城》的爱情悲剧。在对城市物质文明进行超越性批判的同时，作品中也体现出作者在城市生活中的苦闷及贫困焦虑下的时代创伤。

沈从文后期对于自己“乡下人”身份的标榜是对时代创伤的回应。即使在生活境遇有所好转的情况下，沈从文却一直声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老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绝然不同[7]！”彰显出其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抵制，同时也显示出沈从文对这种时代创伤从焦虑苦闷到超越的转变。

三.悲剧成因的本体性因素：《边城》人物命运的创伤体现

1.爷爷：失去女儿的创伤

老船夫在小说中是推动剧情走向悲剧的重要人物。爷爷对于翠翠感情的关心和干预，间接造成了大老的出走遇难，二老的误解，抖气下行，促成了《边城》结局翠翠一个人独自等待的爱情悲剧。老船夫行事作风在《边城》的世界观中是有些反常的。正如《边城》中提到“老船夫对于这件事情的关心处，使二老父子对老船夫反倒有一些误会。[8]”这句话正式体现出老船夫一系列举动的反常之处，以及这种过分关心造成的误解与悲剧。

从创伤理论的角度分析，老船夫行为的背后均体现出创伤因素。老船夫的创伤源于其女儿为爱情，故意吃了许多冷水而殉情的伤痛记忆。创伤理论强调强制性重复的概念。著名的英国精神分析家琼斯把强迫性重复定义为“一种盲目的冲动，重复早期的经验与情境，个体总是被迫一再重复它，而自己的意志根本无能为力，控制不了这种强迫性[9]。”而老船夫对于翠翠感情的过分关心也正是收到这种“强制性重复”的驱使。正是由于女儿的爱情悲剧不断回环往复的出现，导致老船夫对于孙女的爱情无法再无动于衷。同时不断重温的女儿的死使得老船夫将过去和现在的时间线打乱，正如《边城》中所描述的：“因为翠翠的长成，使祖父记起了些旧事，从掩埋在一大堆时间里的故事中，重新找回了些东西。翠翠的母亲，某一时节原同翠翠一个样子。[10]”老船夫在翠翠身上找到了其死去女儿的影子。并且对于女儿的死，老船夫“口中不怨天，心中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11]”带着这样的创伤记忆，女儿的悲剧给了老船夫一种强烈的不安感和危机意识，为避免悲剧的重演，他迫切的期望孙女的爱情可以圆满。正如《边城》所体现的老船夫以为“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翠翠既是她那可怜的母亲交把他的，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12]”

按照当地的风俗小孩的事情大人是管不着的，《边城》里“不知怎的，老船夫对于这件事的关心处”，其中这个“不知怎的”体现的正是老船夫受到创伤记忆的无意识驱使，其女儿死亡意象的反复出现，潜移默化的促使着他对孙女爱情的过分关心。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探究这种无意识的根源则可以追溯到老船夫早年丧女的创伤，创伤的影响贯穿全文，间接的促成了《边城》的爱情悲剧。

2.翠翠：失去父母的创伤

根据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定义，创伤的本质是无法被理解的事物[13]。翠翠父母早亡使得死亡在翠翠的人生中成为了无法被理解的事物。而这种童年的创伤也造成了翠翠对于死亡既敏感又漠视的态度，这样的生死观与傩送对其哥哥的死亡难以忘怀的隐痛产生了深层次的矛盾，促成了翠翠的爱情悲剧。

对翠翠性格的成因进行分析，翠翠对于死亡的既敏感又漠视，漠视体现在上文分析的其对大老死亡的迟钝和懵懂上，直到老船夫的死亡之后，和杨马兵谈及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之前不明白的事才也全明白了。但与此同时，翠翠对于死亡又非常敏感，甚至可以说是在莫名其妙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死亡。当祖父照顾喝醉的人没有及时来找翠翠的时候，翠翠看着黄昏和薄雾，想到的居然是：“假若爷爷死了？” 等待的时听水手之一说楼上妇人的爸爸是在棉花坡被人杀死的，翠翠心中那个古怪的想头：“爷爷死了呢？”又浮现了出来。

翠翠性格中的害羞敏感和对于死亡的漠视是其爱情悲剧的重要诱因，甚至可以说是直接原因。翠翠性格的中的懵懂体现在对大老死亡的回应上。当老船夫告知翠翠大老的死讯时，翠翠的反应是：“因为听不懂，对于这个报告最先好像全不在意。[14]”而当祖父再次重申这是个真事的时候，翠翠的关注点竟然在于“知道祖父喝了酒，且有了点事情不高兴，不知道是谁惹的他生气[15]”上。直到说了第三次，翠翠才“心里极乱，等等还不见祖父回来，就哭了起来。[16]”这足以体现翠翠对于死亡的迟钝和懵懂。翠翠对于大老死亡的无动于衷，加之老船夫闪烁其词极容造成傩送的误解，认为大老是老船夫弄死的。翠翠性格中的害羞敏感则体现在二老要渡河时，翠翠害羞回避，如同小鹿一样跑回了山林，使得二老不得回应，摸不著头脑。二老记着哥哥的死亡又得不到翠翠的理会才因此抖气下行。因此，翠翠性格中的懵懂敏感造成了她自身的爱情悲剧。

3.傩送：失去兄长的创伤

兄长天保的去世给傩送造成的创伤直接改变了他对老船夫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了他与翠翠的爱情结局。

兄长的去世给傩送造成的极大的创伤。这首先体现在傩送不能接受兄长的死亡，在文中有暗示：“二老出白河下辰州走了六百里，沿河找寻那个可怜哥哥的尸骸，毫无结果[17]。”同时傩送对于兄长十分思念，当他眼睛望着老船夫屋后的白塔，心里想到的是和天保唱歌的那个晚上，这件旧事让他心中十分惆怅。

失去兄长带来的创伤和惆怅使他对老船夫的一举一动都充满审视。当老船夫谈及翠翠听到傩送唱歌时，在梦中被一个人的歌声扶起来，暗示翠翠对傩送有所心动时，他心里想的是“老头子倒会做作[18]”。对于老船夫态度的解读与失去兄长的创伤相结合，虽然老船夫的言语中透露出对其和翠翠婚事的支持，但“那畏畏缩缩的说明，极不得体，二老想起他的哥哥，把这件事曲解了。他有一点愤愤不平，有一点儿气恼。[19]”

从表层来看，傩送态度的转变源于上文分析的老船夫对于翠翠爱情的干预以及其闪烁其词的模糊态度，再加之翠翠自身性格对傩送的害羞回避，两者结合使得傩送对于翠翠的爱情得不到回应。但《边城》前文中傩送愿意为翠翠唱三年零六个月的歌来看，一时得不到回应就放弃并不符合傩送的性格。因此纠其深层原因，天保的死则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傩送处于创伤初期，对于天保的死尚未能接受，急于为兄长的死找到一个责任归咎方，在被问及要“碾坊”还是要“渡船”的时候，在失去兄长的创伤下，他对于老船夫的误解便直言不讳的表现了出来：“我想弄渡船是很好的。只是老的为人弯弯曲曲，不索利，大老是他弄死的[20]。”因此，失去兄长的创伤改变了傩送的态度，促成了《边城》的爱情悲剧。

本文首先对运用创伤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的合理性进行讨论，创伤理论可以为解读《边城》的悲剧成因提供一个更加立体、纵深的研究视角，这对于探索创伤理论的本土化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在创作层面上分析《边城》的悲剧成因。首先，死亡意识贯穿于沈从文的创作过程之中，他在写作中疏解死亡创伤给他带来的痛苦使他的作品中呈现出悲剧色彩;其次，以苗族为代表的湘西民族文化作为非主流文化，长期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挤和误解，甚至成为被收编、驯化的对象。这种民族文化创伤无意识地影响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最后，都市生活的贫穷状态也影响着沈从文的创作及其文学风格。在其文学创作中充斥着对于这种时代创伤及苦闷生活的回应。

从作品本体层面上分析《边城》的悲剧成因。老船夫将丧女的创伤投射到了翠翠身上，其对于翠翠爱情的过分关心造成了傩送的误解，促成了最终的爱情悲剧;翠翠失去父母的创伤造成其性格的害羞敏感以及对于死亡的漠视，这也是其爱情悲剧的重要诱因;傩送失去兄长的创伤也间接造成其对老船夫的曲解与厌恶，促成了《边城》的爱情悲剧。

综上，《边城》的悲剧成因可以从外部的创作因素及内部的人物形象构建两方面进行分析。创作中的创伤因素投射到作品中，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又反应出作者的文學审美和价值取向。从创伤理论视角解读《边城》的悲剧成因既能为小说研究提供的新的视角，对于作家创作及创伤理论的本土化发展也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 释

[1]张婧磊.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D].苏州大学，2017.

[2]张婧磊.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D].苏州大学，2017.

[3]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M].上海：三联书店，1999.

[4]沈从文.沈从文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5]Jeffrey C.Alexander.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Jeffrey C.Alexander（ed）.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转引自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J].当代文坛，2011.5.

[6]樊朝刚.创伤体验与沈从文小说创作[D].山东师范大学，2012.

[7]樊朝刚.创伤体验与沈从文小说创作[D].山东师范大学，2012.

[8]沈从文.边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9：89.

[9]李红艳.打破原生家庭的强迫性重复[J].心理月刊，2020，15（05）：42+44.

[10]沈从文.边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9：34.

[11]沈从文.边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9：34.

[12]沈从文.边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9：35.

[13]弗洛伊德.癔病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1895.

[14]沈从文.边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9：76.

[15]沈从文.边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9：76.

[16]沈从文.边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9：77.

[17]沈从文.边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9：77.

[18]沈从文.边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9：78.

[19]沈从文.边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9：84.

[20]沈从文.边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9：80.

参考文献

[1]张婧磊.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D].苏州大学，2017.

[2]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M].上海：三联书店，1999.

[3]蔡田明.近年沈从文研究述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03）：217-232.

[4]樊朝刚.创伤体验与沈从文小说创作[D].山东师范大学，2012.

[5]刘自然.论沈从文小说的死亡书写[D].南京大学，2011.

[6]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A]. 当代文坛编辑部.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生活——《当代文坛》三十年评论精选（上）.

[7]沈从文.沈从文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8]弗洛伊德.癔病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1895.

[9]沈从文.边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9.

[10]Jeffrey C. Alexander.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Jeffrey C.Alexander（ed）.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