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

唐代的筹边楼

一座建筑的名字，蕴含着建筑与城市的密切关系，类似于一次成功的心脏搭桥手术，是对城市的一次深刻命名与文化凸显。而一个人的名字往往包含着命运的常数与变数，比如你叫“淑芬”，那就是“淑芬”平凡而幸福的一生;至于你敢于叫“惊鸿”，但命运里未必含有空降而来的福分，也就是说名字更倾向于蛰伏的大地。而一座建筑带来的地望效应，连同它的实体与逶迤于历史的斜影，远非景观一词所能囊括。

唐时矗立于成都府之西的筹边楼，应是中国最早的筹边楼。筹边堂、筹边阁、筹边亭等建筑在各地渐次崛起，壮大了筹边的谱系。

自此以后，“筹边”一词，成为“筹划国家边境事务”的专称。宋代刘过《八声甘州·送湖北招抚吴猎》词：“共记玉堂对策，欲先明大义，次第筹边。”《明史·吴执御传》：“故曰筹边不在增兵饷，而在择人。”明末清初侯方域《南省试策四》：“请更以筹边进，从来筹边者三策：曰和，曰守，曰战。”甚至在北洋政府体系里，“筹边使”是节制两省以上、性质与巡阅使相似的官职，民国八年（1919年）六月十三日徐树铮曾被特派为“西北筹边使”。

薛涛晚年所做《筹边楼》诗，28字傲岸沉雄，峭拔古今，令男诗人们为之气短、气紧。诗中所说的筹边楼，建于唐代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期间。李德裕（787—850年），字文饶，是历经四朝的唐朝宰相，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与父李吉甫均为一代名相。诗人李商隐如此赞美李德裕：“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

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地位下降，长江流域地位迅速上升。扬州、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大城市，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故有“天下之盛扬为首”的说法，成都物产富饶，所以当时谚语称“扬一益二”。唐代元和、太和年间，西南吐蕃、南诏等民族经常入侵富庶的四川内陆。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南诏国权臣王嵯颠（也作蒙嵯颠），借口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与南诏不睦，于是率兵汹涌内犯，连陷巂、戎、邛三州（今四川西昌、宜宾、邛崃），兵临成都城下，接着再犯梓州（今三台县）。西川节度使郭钊立即修书切责，后者感到理屈，乃退兵。但既来之，又岂能空手而归！王嵯颠大军撤离成都时，将成都平原的财宝、美女、艺人、技术工匠抢掠一空，掳掠的人口多达一万。当大队人马行至山谷纵切的大渡河边，被掠人众望乡恸哭，绝望之际，赴水死者以千计。唐宣宗大中末年，王嵯颠于南诏国王丰祐死后摄政，不久为南诏臣段宗牓所杀。

李德裕在所撰《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中，述及南诏进攻成都时驱掠人口之事时，还说了一件事：“成都、华阳两县，被驱掠80人，其中有杂剧丈夫两人。”请注意，这也是“杂剧”之名见于记载之始。

有鉴于此，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李德裕以检校兵部尚书兼成都伊充剑南西川节度使主持蜀中军政事务。此刻摆在李德裕面前的是个令人头痛的烂摊子，急需他去尽快解除不断遭受南诏、吐蕃蹂躏的蜀中腹地所遭受的威胁。李德裕一改以往唐王朝剑南西川节度使所惯用的怀柔之策，着力加强军备，锋芒相对，准备用军事手段打击来犯之敌。一方面，李德裕下令在大渡河沿岸险要之地和蜀与南诏、吐蕃交界之处，修建大批军事要塞，设重兵防守。“筑杖义城，以制大度、青溪关之阻;作御侮城，以控荥经犄角势;作柔远城，以厄西山吐蕃;复邛崃关，徙巂诲州治台登，以夺蛮险。”另一方面，他建的筹边楼，成了边地战役的指挥部。

《大清一統志》说：“筹边楼在府治西（在今天府广场四川省科技馆东侧，钟楼的位置正是唐时成都最中心），李德裕建，四壁图蛮夷险要，日与习边事者筹划其上。”据《新唐书·李德裕传》载，李德裕到蜀中之后：“乃建筹边楼，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西道与吐蕃接者图之右。其部落众寡，馈餫远迩，曲折咸具。乃召习边事者与之指画商订，凡虏之情伪尽知之。”

从这些记录来看，李德裕修建的筹边楼相当于边地军事指挥部，巴蜀周遭边地的山川河谷分布尽收眼底，并招募了大量熟悉边地的人员予以细化地图要津方略，李德裕经常登楼在地形图前与将士商讨细节……此楼也成为向外昭示剑南西川军备力量的一个高台。可惜的是，与成都的西楼（望妃楼）、张仪楼、散花楼等名楼命运一样，筹边楼也毁于唐末的兵燹。

值得一提的是，李德裕平南之乱时，驻扎于成都新繁镇。李公诗礼传家，公务之暇，亲手将宅园培植成一座典雅园林，命名“东湖”。据史书记载，李公亲手培植的柏树，到清代同治年间尚在，并建有“古柏亭”专记其事。从园林研究的角度看，此园自李德裕手植树始，其园址、园名都未改变，虽经千余年沧桑，至今仍郁郁葱葱。园内建筑虽为清代重建，名人撰写的楹联众多，具有川西园林轻快飘逸的布局，但其总体风貌仍不失大唐气象。故现在仍以“唐李卫公东湖”之名，立碑保护，被园林史学界视为少有的遗存至今的“唐代园林”。

《蜀中广记》提及，李德裕还习画，曾经画得峡中异蝶，翅阔四寸余，深褐色，毎翅上有两个金眼。这是李德裕于太和中为西川节度使期间，渡峡有见而作。

李德裕两次出将入相，为了维护朝廷正义与社稷大局，他始终与朋党侫臣不懈斗争，以致遭受政敌诬陷迫害，四次被挤出京城，两度被罢免宰相，最后被流放到今天的海岛三亚，悲愤而死。其命运比同到海南岛的苏东坡惨多了。

明清时期的筹边楼

很显然，成都唐朝、宋朝筹边楼的军事、民族、文化意义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区域官员的尊崇与效仿。清初彭遵泗《蜀碧》即指出，明末蜀地古迹尽数被张献忠毁去，只有李卫公（唐相李德裕）所建的筹边楼在保宁县（阆中）城中，流贼没有入城，所以现在还得以留存。但彭遵泗在另一文里也明确指出：“（筹边楼）后范成大改建子城西南隅，今圮。”（倪亮校注《蜀故校注》）这是说，屹立了800年的宋代筹边楼，到明末时期，终于湮没消匿了。

但筹边楼的边地效应，仍在持续扩展。

王士祯《陇蜀馀闻》指出：“李卫公筹边楼，在保县城市中。楼凡二层，每层高二丈许。其梁柱皆当时故物，保与松维相连。唐广德三年，吐蕃陷松维保三城，即其地，地界雪山。明末，逆献乱蜀，不至其处，楼故不毁。门人知保县事高崇岩（《四川通志》载，高崇岩为奉天监生，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任保县知县），说成都亦有筹边楼。”从这一记载来看，即使到明末，距离成都并不遥远的保县（阿坝州理县）官员只是风闻成都有筹边楼。也暗示成都筹边楼，并未像它无俦的历史高度那样名声远播。

晚清民国时，成都民间流传有一曲道琴《渔鼓词》，唱出老成都名胜和街名，其中有“油篓糠市红布街，筹边楼挨广东馆”之句，清末广东会馆位于现在成都市中心远洋太古里西南角，袁庭栋先生即认为：“以大慈寺的山门为中轴线，广东会馆在西边。那边有四条街，呈十字架排列在大慈寺山门前，分别是东、南、西、北糠市街，广东会馆就建在西糠市街，所以老成都人都叫西糠市街为‘广东会馆街。”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民俗里的清代筹边楼位置，又与宋代、明代所言位置不同。

北糠市街，南接南糖市街，北至大慈寺街，東抵和尚街，长160米，旧名大慈寺街，在街西处有詹天庙，而筹边楼位于街东。这在《光绪五年（1879年）成都府地图》上可以得到印证。

对此，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指出了变址的原因：“今筹边楼在都院之东掖，随使节而迁者。”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成都市民政局2016年12月编订的《成都中心城区历史地名保护名录》里，“地名—历史建筑类”有“筹边楼”一条，指出：“明、清时代的筹边楼，据今人考证，分别在大慈寺前和北糠市街东侧。宋、明、清之筹边楼均系袭旧名而重建者。”

《民国华阳县志》卷二八《古迹》二：“筹边楼，李卫公德裕节度两川时所建也。在治城西，属于成都（县）。其上四壁图画蛮夷险要，日与习边事者筹画其上，故名。经唐末乱毁。宋淳熙中，范大又重建于子城西南者，则华阳治内也。陆游作记时，言卫公楼基已无人能识某故处矣。而宋楼亦不知以何时圮废。明代又重建于都院东，则在今大慈寺前。”

清代四川诗人廖光（1862—1901年）写有《筹边楼·筹边楼上望龟城》，更清楚展示了清代筹边楼的高敞无蔽，可以从容打量成都城：

筹边楼上望龟城，照耀千秋两地名。

今日屯田半荒废，暮云空听鼓鼙声。

但很显然，清代重建的筹边楼已不是成都的最高建筑了，当时最高的人工建筑应该还是武担山。诗歌里提及“屯田”，应是指大慈寺广袤的庙产田地分租出去了，因而对筹边楼周边景观造成了分割。

鉴于王闿运写日记有事无巨细均有案可查的习惯，他的入蜀笔记里并无筹边楼的任何记载，推测起来，至迟在晚清时节，位于北糠市街东侧的筹边楼已颓塌过半，或荡然无存了。但也有资料指出：此楼到“民国时才因扩修马路而拆除”。（“成都发布”，载《天府早报》2012年12月28日）

如今，在打造一新的北糠市街上，尚可以见到一座字库塔，修建于清朝年间，坐东南向西北，高约7.6米，占地面积约4.39平方米，为双层六角砖式结构，采用青砖砌成，透过雕刻精美的文人墨迹图案，我们似乎可以想象那座筹边楼的丽影。宛如康熙年间巫山县籍诗人傅作楫《筹边楼》结尾流露的心绪：“不堪憔悴西征日，人在筹边第几楼？”

所以，无论是百尺高楼，还是离地仅两丈的小楼，你死我活的征战，都足以令世间憔悴。

（选自《时代文学》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