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与故乡的关系，是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北师大张同道导演的文学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便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了充分的展现。这在当代文学中亦不乏先例：莫言对故乡又爱又恨，以二元悖谬的修辞描述了矛盾的情感;阎连科对故乡有着骨子里的心酸记忆，在逃离故乡的旅程中凸现着耙耧山人的价值选择;迟子建则对冰雪故乡爱得深沉，她的笔下始终弥漫着故乡赋予她的柔情、温婉和善意。

以上种种，无论是爱还是恨，均不同程度地呈现了作家与故乡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家与故乡之间的距离和情感都在发生变化，比如“70后”。我曾经在《“70后”：最后的文人写作》一文中将这代人称为“最后一代拥有‘乡村故乡的作家”，现在来看，不仅是出生于乡村的作家，包括那些从小县城走出的作家，都开始与故乡形成了“去根化”的关系。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出故乡，漂泊于陌生而辽阔的世界，既不为故乡嗟叹伤感，也不为故乡魂牵梦萦。对于他们来说，“在地化”取代了“乡愁情结”，这使得他们的生活与当下现实紧密地缝合在了一起。

这种状态在田耳的《福地》中再次得到了展现。男主人公出生、成长、工作于故乡小城，与父母亲人一起居住，共同生活——一种典型的“乡土中国”模式。母亲喜欢热闹，与邻居、朋友关系良好，擅长将普通生活经营得风生水起。她希望一大家子人永远住在一起，甚至连一家人的福地（坟地）都布置好了。福地得来全不费功夫，地段、价格极其合适，母亲得空便喜滋滋地去看福地，向周围人不无炫耀地介绍，仿佛那是她布局的另一个家。对男主人公来说，既然生与死的位置都已确定，那么去哪儿仿佛都没有意义。其实，他有过离开的机会，一次是工作上的升遷，一次是谈了一个好清静的女朋友。但是，在母亲有意无意的絮叨下，这两次机会他都放弃了，再度回归并安于熟悉的生活模式。这种原生家庭的关系以及男主人公左右两难的窘境困局，确乎体现了当下社会的某种现实状况。

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快速发展，关于“逃离北上广”还是“留守北上广”的话题热度从未降低过。我们不妨将“北上广”视为大城市的代名词，逃离者未必幸福，留守者也未必不幸，一切取决于主体意志的选择及其周遭环境。《福地》的男主人公继续留居故乡小城，但生活却在开始发生变化，这始于他的婚姻。他的妻子名叫郑碧珠，是一个保险推销员，对保险业务之外的一切均持漠然态度。男主人公一家依然每年春节都要去看看福地，但他从未跟妻子提起过，直到母亲打破了这个僵局，在小夫妻结婚第三年主动邀请郑碧珠前往福地。妻子在去过福地后，貌似没有什么变化，但随着他们被长辈催着生娃，妻子对婚姻生活的最后一点兴趣也丧失殆尽。她向男主人公提出要搬离这个大家庭，搬出另住之后不久，妻子就消失了，几天后给男主人公发来一条信息说自己去了韦城工作。

作为概述，我在这里只能呈现情节的枝脉，但任何人都知道，无论是福地所涉及的“死”还是生育所涉及的“生”，都是一个家庭、家族的头等大事。但小说对这些环节的描述却轻淡如水。这种平静、散淡、软弱、无所谓，可以说是这代人的标签。“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不再如拉斯蒂涅般狂热地追逐奔忙。对他们来说，“心里没底，有事总想敷衍过去”成了惯性思维，“反正”“又能怎样”成了口头禅。面对剧烈的变动，他们选择了逃避和躲闪。就像是结婚、生育、死亡等人生重大环节在他们那里也不再是重重一击，而是轻轻一嘘。

因此，在平淡情绪的卷裹下，离开故乡自然而然成了一件无谓的事情。为了寻妻，男主人公也来到了韦城，没想到由于工作能力不错，竟然在韦城也有了一席之地，于是他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妻子提出离婚，离婚后又迅速与他人再婚。就这样，男主人公被“告别”了自己的原生家庭、曾经的生活、过去的身份，而如此重大的人生改变在他那里也只是心泛涟漪，不留印痕。

读完小说，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题目颇具匠心，“福地”这个能指辐射出了多个所指：它既是坟地，是最终的归宿，也喻示着故乡和生命的来处。随着殡葬制度的改革，母亲苦心经营的福地派不上用场了。没了福地的牵挂，二老竟然也能够如断线风筝般轻松地离开小城，到韦城与儿子团聚。只有在一家三口闲游时，母亲偶尔的执著才会暴露这个家庭曾经的秘密：拥有过福地，又失去了福地。“没了福地，故乡更模糊，去哪里都一样;再说现在出门容易，交通过于便利，去哪里其实都离家不远，不是好事么？”这个反问式的结尾并不提供答案，而万般的滋味和感慨，都在平淡中留下了悠长的余味。

曹霞，文学博士，著名文学评论家，南开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