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衍

在现代国家中，国家机构及其权力配置，是实现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不受监督的或监督不足的权力，终究都有可能异化，遭到滥用或误用，从而背离授权的本来目的。”〔1〕李红勃：《迈向监察委员会：权力监督中国模式的法治化转型》，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第150-158页。与之相应，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也成为政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在进行监察体制改革之前，我国国家权力监督体系处于分散化的权力行使格局，由各监督主体负责各自系统内的监督。但是，“分散化权力监督体系存在着内生性缺陷，实践中难以有效发挥权力监督效能。”〔2〕程衍：《论监察权监督属性与行权逻辑》，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第121-133、159-160页。通过监察体制改革，分散化的监督力量被整合至纪检监察机关，在具体的机构设置和程序设计上，呈现“纪监融合、纪检主导”的特点。这一改革实现了监察权力的集中统一行使，从而“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有利于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3〕马怀德：《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15-21、125页。。

但是，纪检监察机关内部原各监督主体的职权属性差异，并未因机构的整合而被消弭。在纪检监察机关职能履行涉及多元职权领域时，如何满足差异化权力属性对行权规则的不同需求，从而保证腐败治理效能，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