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克鹏 赵 鑫

内容提要：消费者权的主体确定性、弱势性和发展性要求对消费者权进行特别规范，并进而对消费者予以特别保护。消费者权表达模式并无优劣之分，完全取决于立法技术本身。我国目前采用“一般规定+特殊授权”模式的原因有前民法典时代消费者权保护的立法传统、消费者权保护的公私法交融和民法体系化的需要等。但这种模式无法实现消费者权利的融贯性表达，会产生“冗余”困境。而且，这种冗余困境往往附随甚至催生许多功能性障碍，不仅无法解决民法与消法在消费者权利保护理念、结构定位上的矛盾，还可能妨碍审判实践中法律解释的统一性与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可以考虑通过立法路径与司法解释路径并行的方式化解冗余困境、完善我国消费者权表达体系。具体来看，立法论路径是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发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对于消费者权保护的“统”“补”作用；司法解释路径则是通过司法解释，构建统一的民法表达体系。

《民法典》 是市民社会的百科全书，也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下，《民法典》 确立了市民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单纯依靠民法规范的局限性。民法规则体系立基于“经济人假设”，但“经济人”也仅仅只是一种假设，在现实的生活中，社会人并非是完全的理性人。①参见徐国栋：《人性论与市民法》，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第169 页。因而，《民法典》 的理性人假设与社会具体人的现实之间便存在着相应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