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协议诉讼嵌入后的法秩序困境及其消解
2021-12-06黄先雄
法治社会 2021年3期
关键词:制度
黄先雄
内容提要:2019 年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意味着我国至此形成了较为详备的行政协议诉讼制度。不过,由于立法上坚持行政诉讼法的“民告官”制度定位,加上行政协议实体法尚未出台,且学界关于行政协议的界定尚存争议,最终形成的行政协议诉讼制度既存在体系融入之困,也有诸多适用之困。为化解这些法秩序困境,近期来看,应尽快推动行政协议实体法的出台,并适当调整行政诉讼法的相关条文;远期构想,应寄希望于行政诉讼类型化和双向性诉讼结构的创设。
2014 年《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新行政诉讼法”)修改时首次将行政协议案件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随后2015 年的司法解释用6 个条文对行政协议的内涵、起诉期限、管辖法院、法律适用、判决形式等做了较为粗略的规定,2019 年12 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 《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 《协议规定》),用29 个条文对行政协议诉讼做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至此,我国形成了较为完整、独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政协议诉讼制度。值得思考的是,这一制度被嵌入行政诉讼法以后,可能会造成哪些法秩序困境?如何解决?对这一问题中的部分内容,研究者们从上世纪末开始就已经在探讨,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他们在探讨将行政协议案件纳入行政诉讼的必要性的同时,对此类诉讼与传统行政诉讼法可能存在的诸多不契合之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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