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深

发展权，有个体人权的一面，也有集体人权的一面，特别是“区域发展权”在国家法上是一个新的法律问题。在地方发展上，中国自古就呈现出区域性的不均衡发展特征。历史上先后有“南北问题”和“东西问题”，分别以南方-北方、秦岭-淮河、江南-江北、“胡焕庸线”①参见贾康、苏京春：《胡焕庸线：从我国基本国情看“半壁压强型”环境压力与针对性能源、环境战略策略——供给管理的重大课题》，载《财政研究》2015年第4期。等特定概念表达出来。如今，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及其格局已经从“点线”结构向“区块”结构转化。所谓发展的点线模式，是指早期的地方发展力图通过改革试验区、开放区、开放城市、开放口岸、经济或技术专项开发区、自贸区的“根据地”模式②我国自21世纪80年代出现了经济特区、开发区、开放城市、开放口岸、度假区、工业园区、新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试验区、基地、老区、民族地区等地方开发实践，它们与执政党、决策者的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已经不存在计划经济下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中心形成的矿区、林区、农场垦区、牧区概念。新出现的特色小镇、电影城、技术城、商品城、各类产业园，它们本身不能构成社区。“区域发展权”所言之“区域”，一定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可持续交往的社会功能区，可参与循环的城乡、城市群、都市圈和区域结构之内的社会发展。，以此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所谓发展的“区块”模式，就是越过省际行政区域划分的“点面式”格局和隔离状态，通过复杂的区域性联合关系谋求共同发展，这涉及更加复杂的国家法、地方发展权、区域发展权等问题，也是中国公法学面临的新的系统性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