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瑛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以留置取代了运行多年的“两规”，并以七个条文规范了留置权的结构要素和运作机制，留置因此成为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亮点和法治反腐进程中的重要成果。北京、浙江、山西等地相继出台适用指南，确保留置权的行使有章可循。学者们对留置的适用与制度衔接①参见刘艳红：《程序自然法作为规则自洽的必要条件——〈监察法〉留置权运作的法治化路径》，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王飞跃：《论监察留置的适用条件》，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王译：《监察委员会留置措施适用的类型化及其刑事司法规制》，载《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朱孝清：《修改后刑诉法与监察法的衔接》，载《法治研究》2019年第1期。等议题进行了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解读，相对而言，对留置的概念、性质等基本问题的诠释较为薄弱。概念是人类思维和理性认识的基础，亦是探讨任何法律问题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工具，更是学术研究的共同语境和对话平台。严谨的留置概念有助于留置制度的立法完善和实务操作的规范化。

一、留置概念的观点分歧及评析

在理论研究中，最困难的通常不是探讨制度的建构与完善，而是定义一个概念。正是在此意义上，波赫南曾言：“适宜的研究主题——事实上唯一可能的研究主题——就是……概念”。②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页。也许这位学者是出于对概念和文化据以建立和依据范畴的特殊偏爱才口出此言，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波氏重视概念研究的价值是无可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