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晶

自1932年以长文《音乐的社会境况》在音乐批评领域崭露头角之后，T.W.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一直在20世纪现代音乐批评中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阿多诺的音乐批评深谙音乐本体特性，同时保有哲学、(历史)社会学的高度和深度，言辞大都深奥、晦涩，话锋尖锐，每每论及批评对象，更是一针见血，不留余地。学界对阿多诺音乐批评的一般认识多半起于他以“局内人”身份书写的《新音乐的哲学》(1)《新音乐的哲学》完成于1949年，在该书中，阿多诺将勋伯格与斯特拉文斯基设定为两个并置的研究对象，对勋伯格大加赞赏，却给予斯特拉文斯较为刻薄的评价，其中对勋伯格的研究完成于1940—1941年间。Theodor W.Adorno，Philosophy of Modern Music，translated by Anne G.Mitchell and Wesley V.Bloomster，New York：The Seabury Press，1973.，尤其是对以勋伯格为代表的表现主义音乐不遗余力的辩护。当然，除了勋伯格，在艺术音乐领域，阿多诺还对斯特拉文斯基、贝多芬、马勒、瓦格纳等人有过较为系统、详尽的讨论。

然而，阿多诺的音乐批评远远不止于艺术音乐。阿多诺因犹太身份在纳粹德国遭遇流放之后，于1938年流亡到美国。在这里，他第一次与美国本土大众文化和流行音乐相遇，敏锐的批判触角让阿多诺即刻投入到对新的音乐现象的认识与批评中。和艺术音乐批评相比，阿多诺针对以大众文化为背景的繁杂音乐现象的批评在数量上显得匮乏，同时批评的系统性显然也不及艺术音乐，很多时候表现为片段式的、零散的纯粹主观评价，但他对这些现象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是完全不输给艺术音乐的。比如他以创作者的身份参与电影音乐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