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璇

民歌是中国音乐文化基因的表征，因它的传统音乐形式渊源(1)如江明惇在《汉族民歌概论》前言所述：民歌是音乐最初的萌芽，一切音乐作品都离不开它，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82年，第5—14页。，又是音乐研究“掬水见月”的凭照。自现代声乐学科建立以来，民歌从制度、社会评价、作品等环链中移植至现代教育环境，形成有别于民歌母语传承的文化生态。如今距1920年中国出现第一位具有现代学科意识的声乐教师(2)第一位中国声乐教师是孙继丞，他1919年任教于私立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之后有留学回国的周淑安1921年任教上海中西女塾。见孙继南编著：《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84—2000)》，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58页。正好百年，中国现代声乐从“别求新声于异邦”式(3)“别求新声于异邦”为鲁迅1907年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中国文学学习外国文学的口号。“别求新声于异邦”亦可为中国人声艺术20世纪初的现代性建构作注脚。西方美声唱法的主动习得，到如何在传统中重新发现中国声乐、建构人声符号“中国性”表达的自觉，民歌逐渐成为中国声乐主体性建构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以往有关民歌的传承、音乐形态、歌唱民俗、文化内涵等等文章和著述已就古今中外、传统继承等关系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讨论，民歌教育传承与中国现代声乐的相遇便是这场讨论的具化，涉及中国声乐多样性、中国声乐未来发展等诸多论题。

笔者的民歌的中国声乐教学研究肇始于2019年带领团队参与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名录建设(理论研究)》子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