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琪

(苏州科技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215009)

一、灾异思想成立依据之异同

灾异,主要是指自然灾害(地震、水灾等)和某些异常的自然现象(日月食、流星等)。大体从周人起,人们开始在本为自然现象的灾异与人类的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间建立起某种感应和联系,从而逐渐形成一种灾异思想。[1]西汉时期,灾异思想盛极一时,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观念构建起一套系统的灾异学说。[2]言说灾异,成为西汉政治生活的鲜明特征之一。①例如,灾异与汉代诏书的关系,参见叶秋菊《汉代的灾异祥瑞诏书》,《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第119～122页;灾异与皇权强化之间的关系,参见孙喆《灾异：汉代帝王强化皇权之借用工具》,《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第126～130页。在相似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史学家司马迁与经学家董仲舒一样,也发展出自己的灾异思想。两人灾异思想间的异同,折射出经学与史学的不同理路。笔者拟对上述问题做一些分析与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1.董仲舒灾异思想的经学依据

作为一名经学家,董仲舒是从儒家经典《春秋》中寻求灾异思想成立的依据的。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在回答汉武帝“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际,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3]2513这一关乎天人、古今的大问题时,董仲舒结合《春秋》所反映出的天人、古今关系曰：

圣人法天而立道,……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