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绪新,张晶晶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214122)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几乎一切文明的碰撞或宗教冲突都或多或少与复杂性问题的悬而未决有关。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社会在经济冲动力和权力冲动力的双重驱策下,沉迷于生产的无限扩大、财富的无限增长和消费的恣意狂欢,沉溺于无尽的征服感、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感。然而,指数级增长的事实、不饱和状态的假象、物欲背后的狂欢往往使得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个人对增长假象背后所积累的复杂性矛盾和问题视而不见。作为个体的普通民众,在物欲狂欢后略显孤寂和无助,不得不选择行为的“理性的无知”。妨碍人类应对复杂性问题的那些顽固且僵化的模式、思维、态度或信仰,即文化基因,如同生物基因一样流淌在人类文明有机体的血液里。当某种文化基因对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具有宰制性时,它就升级为“超级文化基因”,成为应对和解决诸如核威胁、恐怖主义、生态环境危机、高致病性传染病等全球公共危机与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巨大障碍。“筒仓式思维”就是其中最常见也是较为顽固的一种。

一、“筒仓式思维”：概念、缘起与后果

非此即彼、厚此薄彼或者“非我族类,虽远必诛”等狭隘的思维方式是“筒仓式思维”的典型特征。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在资源稀缺性或稀少性这个永恒的主题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习惯于紧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放,并试图制定各式各样的约定、规则和制度来规约彼此的行为界域,以确保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受外界的侵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