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一、对外开放概念的内涵分析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1)这里说的“生产”是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包括生产、交换(或流通)、分配和消费四方面，而不只是其中的“生产”。过程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力，二是生产关系。

马克思正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交换这种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形式的背后实质是人之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这包括作为市场主体的资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以及作为市场主体的无产者的劳动力商品与资产者的作为商品价值一般价值形态的货币之间的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前者是资产者作为依据价值规律要求的等价交换原则进行商品交换的平等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后者在形式上也是依据这个原则产生的交换关系，但在实质上是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关系。问题在于，即使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无产者获得的也只是作为劳动力价值表现形态的工资，而无产者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价值。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就被资产者无偿地占有了。这样，马克思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看来似乎平等的商品关系，实质却是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关系。

资产阶级学者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对经济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和当前经济全球化获得空前未有发展的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但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学者出于阶级本能的需要，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包括无产者劳动力商品与资产者货币资本的交换)说成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这就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种谬论称之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深刻地揭示了其实质。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从一般意义上说，马克思指出的上述原理，对当代的对外开放研究也是完全适用的。就是说，在当代开放领域中，既有产品(包括服务)和生产要素(包括资金、技术、数字和劳动力等)在国家之间的流动，同时也存在双方之间生产关系的交换。问题在于：对外开放不过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特别是其中的流通过程)在对外开放领域的延伸。这样，对外开放领域就不只是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不存在生产关系的交换。

但当前学者在论到当代中国对外开放时，注意力都是集中在前一方面，后一方面似乎并未进入他们的视线。从思想方法的根源来说，这种现象就是马克思详细批判过的“商品拜物教”在当前对外开放理论研究中的反映。

这种状况，对判明各国对外开放的社会经济性质(特别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社会经济性质)，以及判断当前对外开放的形势及其发展趋势，都是不利的。

还需要进一步指出，在对外开放领域中，不仅存在物与物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也不仅存在交换双方的生产关系，还存在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关系。

原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最基本的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的理论，后来增加了一个经济体制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体制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理论。在这方面，经济体制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又反作用于生产力，既可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又可以是发展生产力的桎梏。经济体制既是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表现形式，但也反作用于基本经济制度，既可以维护它，又可以导致它的灭亡。经济体制既可以受到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的维护，但也反作用于政府。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而进行改革的情况下，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依靠政府来推动，反过来也巩固政府。在违反生产力的要求而不进行改革的情况下，也能导致政府的灭亡。

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之间存在一些重要差别。一是前者能够容纳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比后者要高得多。二是前者的延续时间比后者也要长得多。三是前者的根本变革在阶级社会里一般都要经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后者的根本变革是在政府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实现自我完善。

需要着重指出，经济体制的上述作用，已经被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所证明。

先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而论，中国封建领主制度到封建地主制度的转变，就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下列两种历史现象。第一，依据历史资料，中国领主经济从产生到消灭，大约只经历了不到六百年的时间；而地主经济从建立到灭亡，却经历了近两千四百年的时间。后者经历的时间约为前者的四倍。还要看到：尽管整个说来，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特征是生产技术停滞，但地主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领主时代还是快得多。所以，这个历史现象证明：地主经济能够容纳的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比领主经济要高得多。第二，欧洲的封建庄园制度(类似中国的领主经济制度)只绵延了一千年，而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却延续了将近三千年。决定这个差异的，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地主经济比庄园经济能够容纳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是一个基本因素。应当指出：中国许多史学论著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长的原因时，几乎还未注意到这一点。因而这个问题似乎并未得到充分的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提到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再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论。现在看来，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灭亡规律都是正确的。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时间都估计短了，对它的灭亡时间估计早了。形成这一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说，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们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高度远远超过了古典的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说来，这主要是由于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时代的限制。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可能看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作用。这种解释既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符合历史唯物论。马克思对他创立的历史唯物论作经典表述时明确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1]所以，因为马克思和列宁对资本主义存在时间和灭亡时间估计有误差，就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最后，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论。苏联在1991年解体，而中国在1978年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涉及诸多方面。苏联长期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致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很慢；而中国在1978年以后逐步走上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无疑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如果脱离了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曲折发展，都难以得到充分说明[2]。

那种把对外开放仅仅归结为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国家之间流动的观点，其片面性不仅在它忽略了这种流动中存在的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而且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基本经济制度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的关系。

二、对外开放概念的内涵拓展

笔者认为，对外开放概念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体型的对外开放，即产品(包括服务)和生产要素(包括资金、物资、人力资本、科技、信息、数字和产权等)以及作为消费者的旅游人员在国家之间的流动；二是制度型的对外开放，即体制的输入和体制的输出。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这是说的制度型输入，显然不是指照搬国外的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依据中国改革发展进程的需要，逐步借鉴和吸纳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作为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的某些方面。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改革初期创办经济特区。伴随改革的发展，特区的范围的扩大，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这里说的制度型输出也不是指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强行加在外国头上，而是指依据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积极参与国际治理体系变革，逐步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数以百年甚至千年计的长期历史过程。

在这里还需要说明两点，第一，将中国对外开放区分为实体型对外开放和制度型对外开放，是从理论上说的。而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二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其突出例证有二：一是以创办经济特区为代表的国内地区开放。这显然是制度型输入，但伴有吸引外资这种实体型输入。二是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这显然是制度型输出，但伴有对外贸易这种实体型的输出。两种情况既包含实体型的对外开放，也包含制度型的对外开放。前者的主要特征是制度型输入，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实体型输出。所以，在理论上将对外开放区分为实体型对外开放和制度型对外开放，是能够成立的。第二，上述关于对外开放内涵的叙述，是依据当代对外开放实践提出的。对外开放正在蓬勃发展，随着对外开放实践的发展，还会形成新的对外开放类型。

在系统分析对外开放科学内涵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另一种观点提出商榷意见。这种观点认为对外援助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容。

首先应当肯定，对外援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就迈出并不断加大了对外援助步伐。改革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这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6年发表的《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60多年来，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 0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各类人员1 200多万人次，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3]。另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政府承担各类援助项目309个，境内外培训各类人才近15万名，惠及128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其中，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援建了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能源电力、信息通信等领域的近60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4]。

特别是在世界性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尽管也受到了疫情的严重伤害，但还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向多个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派出了医疗专家组和提供了防疫抗疫的物资。中国不仅在短时间内打赢了湖北和武汉抗疫人民战争阻击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宝贵经验，还提供医疗人员和物资援助，被国际社会普遍誉为抗疫的典范。这是构建世界健康卫生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同时需要指出：对外援助和对外开放是有原则区别的两种范畴。一般说来，前者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就中国来说，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本质体现)，遵循的是无偿原则，是社会道义的范畴；而后者是在国家之间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遵循的是平等竞争和等价交换原则，是商品经济的范畴。

三、世界各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过程

显然，实行对外开放不仅取决于国内的条件和需要，而且取决于国外的条件和需要。因此，要论证对外开放的客观必然性，就需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入手。但当前学界仅着眼于国内这一方面，而忽视国际方面。为此，笔者在论证中国对外开放的客观必然性时，先从国外方面论证这种客观必然性，然后从国内方面论证这种客观必然性。

在这方面，为了澄清当前学界广为流行的对外开放古已有之的这种不完全符合对外开放历史的观点，还需要简要地首先叙述世界各国对外开放的历史，然后从当代世界对外开放的大潮中论证对外开放的客观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十九世纪下半期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曾经精辟地揭示了世界贸易中心的变化过程。他们指出：“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开罗、腓尼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目前的世界贸易中心已是纽约和旧金山……”，与此相联系，“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已是北美半岛南半部。”[5]

这个论述表明：

第一，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已经开始了世界贸易，因而才出现贸易中心。这也意味着在这两个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对外开放。

但这两个社会的对外贸易只是局部性的世界贸易，对外开放也是局部性的对外开放。这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特点决定的。尽管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比奴隶社会要高得多，但仅以手工工具作为技术基础的生产来说，二者基本上是相同的。因而这两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都不高，剩余产品也就不多。这样，社会生产除了满足奴隶主和封建主的生活需要以外，就没有多少产品用于商品交换。而且，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条件下，其生产目的主要也就是为了满足奴隶主和封建主的生活需要。这样，国内贸易不发展，国际贸易就更是如此。以手工工具为技术基础的交通工具不仅限制了国内贸易的发展，更限制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需要指出：在那个时代，作为世界重要组成的美洲新大陆还没有发现。这一切使得那个时代的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只能是局部性的世界贸易和对外开放。

第二，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开始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

对于世界市场形成的条件，马克思和列宁多次做过详细的论述。其中，最基本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点：

“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价值上，……这一点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6]

“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并为自己寻找大量推销产品的国外市场。”[7]

“彼此互为‘市场’的各个工业部门，不是均衡地发展着，而是互相超越着，因此较为发达的工业就寻求国外市场。”[7]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8]

“美洲和环绕非洲的航路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8]

“因此，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8]

作为世界对外开放起点和最基本内容的对外贸易，其形成条件是：

第一，旨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并不满足于国内市场，还必须开辟世界市场。只有这样，其目的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否则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作为剥削者的资本家和封建主是有区别的。后者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获取满足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其追求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前者的生产目的是剩余价值，其追求的数量是无限的。为此，资本家并不满足于发展国内市场，而是要在发展国内市场的同时，不断地开拓国外市场。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还使得这一点成为不可抗拒的强大的外在压力，迫使资本家疯狂地开拓国外市场。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必然导致各个生产部门不平衡的发展。这一点不仅加剧了资本争夺国内市场的竞争，而且成为资本争夺世界市场的另一个强有力的动力。当然，资本主义条件下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不均衡性，不只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盲目性引起的，同各个生产部门形成和发展的条件差异也是有联系的。

第二，以机械化生产作为技术基础的大工业，为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否则，世界市场的形成也不可能。

第三，美洲新大陆和环绕非洲的航路的发现，是形成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市场的重要条件。显然，没有这两个条件，也不可能有完整的世界市场。

上述三点表明：当前学界流行的对外开放自古有之的观点是值得斟酌的。且不说上述的三个条件，只提其中的一点就可看得很清楚。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古代社会，美洲新大陆还没发现，何来世界市场之有？诚然，如前所述，在古代社会也确实存在过国与国之间的小规模、小范围的商品交换。但它只是局部性的世界市场，而不是全局性的世界市场。而中国改革以后提出的对外开放正是全局性的世界市场和对外开放。这样的世界市场和对外开放，在古代社会是不可能有的。这种流行的观点，是混淆了古代的局部性的世界市场和对外开放与当代全局性的世界市场和对外开放。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由十八世纪下半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全局性的世界市场和对外开放，也只是它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其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到了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资本输出上升到主要地位，取代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商品输出的主要地位。资本输出又成为最有力的经济杠杆，迫使落后国家沦为殖民地。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其在殖民地的统治地位肆无忌惮地榨取垄断利润。这就驱使帝国主义国家在全世界到处掠夺殖民地。这样，在这个时代，全世界的落后国家几乎全部沦为殖民地，世界殖民体系也就最终形成了。这同时意味着这个时代全局性的世界市场和对外开放，又发展到第二个阶段。

其第三个发展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它使得世界殖民主义体系趋于瓦解，而且在于它促使欧洲和亚洲诞生了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世界人口最多的新中国)。在这种形势下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同时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军事集团与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的对立。于是就开启了两大军事集团的冷战局面。与此相联系，苏联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这个理论对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重要影响。于是统一的世界市场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分割为两个平行市场。这样，二战以前全局性的世界市场发展受到了严重挫折。

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解体，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局面也随之结束。全局性的世界市场又逐步得到了恢复。而且伴随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市场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意味着全局性的世界市场又发展到第三个阶段。

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里做较为详细的分析。

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从根本上说来，还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理论。这里仅从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主导作用的视角，将人类社会生产区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除了原始社会，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以手工工具为主的农业时代。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长时期内，都是以机械化生产作为物质基础的工业时代。三是从二十世纪下半期起，由信息和数字等因素构成的知识经济逐步在社会生产中上升到主要地位。据有关资料，在二十世纪中叶知识经济对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只有50%，但到二十世纪末就上升到60%至80%。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以其固有的优越性，从信息和物流等方面强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全球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经济全球化可以从多个视角去定义。一般认为，全球化包括自由市场、投资流动、贸易和信息的一体化。但从本质上说，经济全球化似乎可以定义为货物、服务、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地跨国界流动，各国经济更加相互依存的一体化过程。

这个过程突出表现在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两方面。

在对外贸易方面，其主要表现是：

就对外贸易规模看，1950年世界贸易的出口额仅为610亿美元，2000年增加到64 540亿美元，2019年进一步上升到188 887亿美元。按现价计算，2000年比1950年增长了104.8倍，2019年又比2000年增长了2.93倍。

就对外贸易系数(即进出口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依存度)看，进出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在1980—1996年期间，高收入国家由38%上升到42%，中低收入国家由42%上升到53%，低收入国家由30%上升到42%。

就对外贸易内部结构看，在1980—1993年期间，货物贸易比重下降，服务贸易比重上升。按现价计算，在1980—1993年期间，前者占比由83%下降到78%，后者占比由17%上升到22%；到2016年，前者占比进一步下降到75.3%，后者进一步上升到24.7%。

就对外货物贸易内部结构看，初级产品在货物出口贸易中的占比迅速下降，工业制成品的占比迅速上升。在工业制成品中，高附加值新兴工业品(如信息化的工业产品)的占比迅速上升，而低附加值的传统工业品(如纺织工业品和食品)的占比迅速下降。在1937年、1973年和1987年这三个时间段中，初级产品的占比由63%下降到38%，再下降到18%；而工业制成品的占比由37%上升到62%，再上升到82%。21世纪以来，仍然呈现相同的发展趋势。

就对外服务贸易内部结构看，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出口的占比下降，而新兴的以金融、通信等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出口占比上升，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以来，一直是这种发展趋势。

就对外贸易的类型看，则呈现出传统的产业之间的贸易比重下降，产业内部的贸易比重上升。这一点在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货物贸易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经济发达国家一般都是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而在此后，在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中，产业内的贸易占比上升，高的达到80%以上。这意味着国际产业分工已经发生了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转变。

在对外投资方面，其主要表现是：

就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看，流入存量从1960年的680亿美元，增加到1992年的19 480亿美元，再增加到1997年的34 560亿美元。在投资流量方面，在1970年、1989年和1997年这三个时间段，分别为400亿美元、2 320亿美元、4 000亿美元。

就对外投资的国家分布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产是从帝国主义宗主国流入殖民地。而在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迅速增长。1996年，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流出量达到2 950亿美元，占到世界投资流出量总额的85%；流入量达到2 080亿美元，占到世界流入量总额的66%。

就对外投资的地区分布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在北美和欧洲。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以及东南亚。

就对外投资的产业流向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的开采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要转向制造业，80年代以来主要流向服务业，1996年其占比已经达到50%以上[9]。

上述数据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与此相联系，全局性的世界市场也发展到第三阶段。

可见，对外开放古已有之的观点，不仅在于它混淆了局部性的世界市场和对外开放与全局性的世界市场和对外开放，而且在于它忽略了全局性的世界市场和对外开放的三个发展阶段的差别。中国1978年以后提出的对外开放，正是指的全局性世界市场和对外开放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全球市场已经形成一个整体，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国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纵观国际经贸发展史，深刻验证了‘相同则共进，相闭则各退’的规律。”[10-11]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科学论述，从国际视角，依据对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揭示，论证了对外开放的客观必然性。

四、中国由半封闭、封闭向全面开放转变的历史过程

这里再从国内方面论证中国对外开放的客观必然性。

简要概括地说，仅从封闭或者开放这个视角看，可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直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对外开放决策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1949—1952年)、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1953—1957年)和计划经济体制强化时期的开始阶段(1958—1959年)。第一个阶段的特点是半开放、半封闭。但需着重指出的是：这期间之所以只能实行半开放，其原因并不在国内，而是在国外，即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

就国内来说，党的经济纲领一直是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积极实行对外开放的。

1948年3月，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席在这次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党在新中国建立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纲领。全会报告在提出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控制权和实行对外贸易统治的同时，还提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2]

1949年9月，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14]

1956年9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同一切愿意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这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方针。”[14]

周恩来总理在这次大会上做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1958—1962年)，还着重批判了关起门来搞建设的错误思想。他说：“不用说，我们要建设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长时期内还需要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同时也需要同其他国家发展和扩大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而且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14]

上述历史文献确凿证明：从新中国建立之初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十分明确的。这期间之所以只能实行半开放，完全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造成的。

即使是实行半开放，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1950—195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由11.4亿美元增长到43.8亿美元，增长2.84倍，年均增速为12.3%[15]。

这期间在这方面的成就突出表现在同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方面。

就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来说，这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如下：

开展对外贸易，主要是开展对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1)1950—1952年，进出口总额由11.3亿美元增长到19.4亿美元，1952年比1950年增长了71.68%，其中，进口总额由5.8亿美元增长到11.2亿美元，增长了93.1%，出口总额由5.5亿美元增长到8.2亿美元，增长了49.1%。(2)在这期间，进口的生产资料为24.56亿美元，增长了1.06倍，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由83.4%上升到89.4%，特别是进口设备等增长了3.75倍，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2.5%上升到55.7%。(3) 在这期间，出口的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为18.28亿美元，增长了34.93%，出口的工矿产品为3.04亿美元，增长了1.88倍，前者的比重由90.7%下降到67.2%，后者的比重由9.3% 上升到17.9%。(4)1950年美国等国对中国实行禁运以后，中国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大幅度下降了，比重由1950年的74.06%下降到1952年的34.11%。在这期间，中国同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额比重由25.94%上升到65.89%[16]。

从苏联引进资金。依据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从1950年1月1日起的5年内，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政府3亿美元的贷款，按35美元等于一盎司纯金计算，贷款年息为1%。贷款用以偿付苏联提供的机器设备等。机器设备等的价格按世界市场的价格计算。中国政府将以原料、茶、美元等支付上述贷款和利息。原料和茶的价格也按世界市场价格计算。贷款将在1954 年12月31日—1963 年12月31日10年内归还，每年还贷款总额的1/10。贷款利息按使用贷款实数并自使用之日起计算，每半年交付一次[17]。

需要着重指出，苏联的资金援助是在帝国主义封锁禁运、中国资金供给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贷款利息和还款期限等方面的条件都是很优惠的，特别是这项资金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增添技术设备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笔贷款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本建设投资方面占的比重不是很大，但其意义是很大的。苏联的3亿美元贷款按1950年汇率折算成人民币，约合9亿元，相当于3年恢复时期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总额62.99亿元的14.3%[18]。中国将苏联贷款集中使用在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等重点项目的建设上。

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设计技术人员。这一点，对于新中国在成立初期进行工业基本建设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至1952年初，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共42个，在42个项目中，东北30个，关内6个，新疆5个，内蒙古1个。在东北的30个项目中，电力、钢铁、煤炭、制铝等项目占20个，其他10个项目是机械、化学、造纸等。关内6个项目是太原、重庆、西安、郑州4个电站及太原肥料厂、染料厂，新疆5个项目是电厂和医院。至1952年1月，已作出初步设计并已经批准的项目有15个。

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合办股份公司。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创办三个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和《关于建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依照协定，1950年，中国与苏联在新疆创建了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和中苏民用航空公司。1951年，又与苏联合资创办了中苏轮船修理建造股份公司。

这些公司的资本一般为双方各占一半。中国是以开采石油的地段，独山子石油公司建筑物、设备以及未来所需要的建筑材料折算；苏联是以提供公司设备、器材和运输工具折算。

这些公司实行的经营管理体制是：(1)中外双方平股平权，双方各拥有50%的股份，在企业经营管理和收益方面具有同等的权力。(2)经营管理机构采取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经理制，管委会委员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3年，委员会由双方派出相同数量人员组成。管委会主任和总经理由双方轮流担任，3年一换。管委会不能达成协议的问题，交由公司双方股东审查，如双方股东不能达成协议时，由缔约双方政府审定。(3)公司经营活动以双方政府所签订规定的范围为限。公司经营活动条件，包括纳税，与中国国营企业所享受的条件相同。公司的产品，根据世界价格，双方有权各购买50%。一方如愿意出卖其所得产品时，应首先向另一方提出。苏联方面所购买的50%的产品，可免纳关税及捐税运回国；如果苏联方面购买中国方面应得的50%的产品时，这部分产品应交纳关税。(4)双方股东应将他们所得红利的30%交予中国。

1950年，中苏合办的股份公司为38个，占企业总数(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中苏合营企业，总计为2 815个)的3.3%；职工人数为34 150人，占职工总人数(1 189 569人)的2.9%；工业产值为15 704亿元，占工业总产值(459 729亿元)的3.4%[19]。需要指出，这些公司虽然比重不大，但也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主要发展对苏联的经济贸易关系，在扩展进出口商品、筹集资金、引进技术设备和技术人才以及管理经验方面，为恢复经济创造了重要条件。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政府还注意吸引海外华侨到国内投资。1951年经政务院批准，设立了华侨回国投资辅导委员会。这个时期，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0年侨汇为1.18亿美元，1951年为1.68亿美元，1952年约为1.7亿美元。侨汇主要用于侨眷的养家费，但也有一部分用于轻纺工业的投资[18]。

在“一五”时期仍然十分重视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设备、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发展这方面的对外经济关系。

“一五”期间，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物资禁运的条件下，中国主要从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引进成套设备、科学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这对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起过特殊重要的作用。

引进成套设备。苏联援建的成套供应设备的项目经过多次商谈最后确定为154项。因为公布156项项目计划在先，所以仍称“156 项工程”。如果再加上1958年和1959年中苏商定的项目，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援建的成套供应设备的项目共计30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64项。但由于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成套供应设备的304项中，全部建成的只有120项，基本建成29项，废止合同89项，由中国自力更生续建66项； 在6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中，建成29项，废止35项。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一五”时期)，由东欧各国(包括民主德国、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援建的供应成套设备的建设项目共116项，其中完成和基本完成的项，解除合同8项；单项设备88项，完成和基本完成81项，解除合同7项。

按引进的设备投资计算，1950—1959年，从苏联共引进76.9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73亿元)，其中，1950—1952年引进2.4亿旧卢布，占3.2%；1953—1957年引进44亿旧卢布，占57.1%；1958—1959年引进30.5亿旧卢布，占39.6%。同期，从东欧各国共引进设备投资30.8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29.3亿元)。

从苏联和东欧各国引进的成套设备几乎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所必需的重工业项目，分别占97%和80%，主要是基础工业。就引进的设备投资构成看，从苏联引进的总额中，能源工业占34.3%，冶金工业占22%，化学工业占7.9%，机械工业占15.7%，军事工业占12%左右，以上合计占92%左右；其中，“一五”时期实际引进的44亿旧卢布中，能源工业占28.6%，冶金工业占22%，化学工业占7.8%，机械工业占18.5%，军事工业占14%左右，以上合计占91%左右[20]。

苏联对中国建设的援助是全面的，技术是先进的。苏联援助建设156个项目，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收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供应设备，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供应新种类产品的技术资料，一直到指导新产品的制造，是从头到尾全面地给予援助。

从苏联和东欧各国引进成套设备的建设项目中，“一五”期间实际施工的分别为146个和64个，全部和部分投产的分别为68个和27个。这些项目的投产，在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五”时期不仅重视引进技术装备，同时重视在科研、设计、施工和管理等各个环节上进行全面的学习和培训，使得研究、设计、生产工艺和设备制造等环节上技术水平的提高基本上是同步的，因而比较快地提高了使用能力、消化能力和创新能力。例如，哈尔滨电机厂是“一五”时期苏联帮助建设的156个项目之一，在“一五”时期以后的1958年、1959年和1960年这3年，分别相继制造出2.5万千瓦、5万千瓦和1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随后又制造出2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

引进技术。1954年10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之后，又分别与东欧各国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到1959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获得的关于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包括民用和军用)的技术资料达到4 000多项。另外，在中国掌握尖端科学技术与和平利用原子能技术方面，苏联也给予了一定的援助。

引进人才。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一五”时期)苏联和东欧各国来华工作的技术专家达到8 000多人，同时还为中国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7 000多人。

引进资金。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3亿美元贷款的协定。这笔贷款用于支付苏联供应中国的设备器材费用，年息1%，中国从1953年起10年内用商品和外汇等偿还本息。1951—1955年，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10笔贷款协议，其中1笔为无息，9笔年息2%，偿还期2～10年，用于支付从苏联购买抗美援朝战争和加强国防所需的军事装备物资、经济建设所需的设备物资以及苏联移交中国的设施、物资等费用。上述11笔贷款金额共计56.6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其中，用于购买军事装备物资和支付苏联移交旅大军事基地设施、物资的费用占76.1%；用于购买经济建设设备物资的费用占23.9%。到1964年，即比协定规定提前一年，偿还全部贷款，并付利息5.8亿旧卢布，本息折合人民币55.5亿元。偿付苏联贷款本息主要是靠直接向苏联出口商品支付的。这一部分约占归还贷款金额的82%[20]。而且，中国对苏联出口的商品，有相当一部分是苏联发展工业(包括军事工业)急需的重要战略物资。比如，在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协定中，就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联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等战略物资作为苏联援建项目的部分补偿[21]。

学习管理经验。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包括“一五”时期)从苏联学习的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的经验，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制度和企业管理制度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总体来说，“一五”时期从苏联引进成套设备、技术、人才、资金和学习管理经验，对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在1959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专家合同，废除科技合作项目；同时撕毁经济援助合同，停止对中国的设备供应。所有这些都给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占有极重要地位的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关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所以，从国际视角看，这是中国由原来的半开放走向封闭的一个转折点。这也是第二个阶段的开始。

就国内来说，1958年开始实行“左”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完全撇开了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把原本正确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推到了一个极端，搞成了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这样，如果不说1961—1965年的经济调整时期，在1958—1976年近20年时间里，先是执行了“左”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8—1960年)，后是执行了处于主导地位的“左”的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同时继续执行了“左”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66—1976年)。

这两条路线的区别，仅就其中某些共同点来说，就是完全忽视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重要性。实际上，在党的第九次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是只字不提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只要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在这方面的论述做一下对比，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所以，仅从国内视角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先后提出，以及这两条路线的实践，是中国由新中国建立后实行的半开放到全封闭的根本标志。

这样，仅就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而言，就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在对外贸易方面，1960—1976年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三者的年均增速分别只有6.0%、6.4%和5.6%，三者分别比1949—1959年下降了6.3、7.0和8.9百分点。

需要说明：后者比前者增速的下降，有基数增大的因素，但主要因素还是后者在发展对外经贸经济贸易方面远远迟后于前者。

在接下的1977—1978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又呈现出某种特点。一方面这期间仍然明确宣布要继续执行之前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明确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认真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22]1978年2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一次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23]这些文件表明：导致封闭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路线并没有改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正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引下，从1977年开始掀起了一次“大跃进”。

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提出：“一个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到一九八○年，要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2]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又进一步提出：“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到来了。”到1985年，要“建成全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斤，钢产量六千万吨”[23]。这个“跃进”的计划，象1958年“大跃进”一样，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不同，这次“跃进”计划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寄希望于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企图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来实现工业现代化。仅1978年，就和国外签订了22个大型的引进项目，共需外汇13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配套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需600多亿元。在22个成套引进项目中，约占成交额一半的项目是在1978年12月20日到年底的10天内抢签的。不少项目是属于计划外工程，既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进行必要的技术经济论证，也没有经过计划部门综合平衡，甚至连最简单的计划任务书也没有，因此带有很大盲目性。史称的“洋跃进”，即由此而来。

1976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此后继续推行的 “洋跃进”，更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但与这次“大跃进”的特点相联系，在拓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上却有很大的发展。仅以发展对外贸易为例，1977—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了24.0%、19.2%和28.0%；三者分别比1960—1976年的年均增速高出18个、12.8个和22.4个百分点。

显然，与1960—1976年实行的封闭政策相比，这两年可以看作是在实际上迈向半开放，但在体制上仍然是封闭的。

1977—1978年这个特殊的时期，就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年份来说，这期间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经历了全封闭和半开放半封闭两个阶段(2)本文在这方面的表述，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根本转变，做出了实行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这也是第三个阶段的开始。

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的基本指导思想。

1982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24]

同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25]。从此，作为中国基本国策的对外开放，就由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规定下来。

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端的对外开放政策，是由半封闭到开放的根本转折的一个主要标志。这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根本原理决定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都有反作用(包括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的长期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半封闭到封闭政策，不利于社会生产资源在国内的有效配置，更不利于社会生产资源在国际的配置，因而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

为了说明这一点，只要把新中国建立后的半开放、封闭、实际上再半开放这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一对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1952—1959年实行半开放政策时，年均增速为10.9%。而在1960—1976年实行封闭政策，年均增速仅为3.9%，比上一个阶段下降了7百分点。1977—1978年在实际上又回归到半开放时，年均增速达到9.6百分点，比第二阶段上升了5.7百分点[26]。

当然，决定这种差异的有多方因素。但与先后相继实行的半开放政策、封闭政策和实际上再半开放政策也有很大关系。上述数据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根本改变封闭政策，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不仅正确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而且正确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如果仅就对外开放来说，这种大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趋于瓦解。这样，原来经济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可能再依靠残酷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当然，二战以前留下的不合理的旧的经济、政治秩序仍然是它们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条件。但这一点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了。这时他们主要依靠对现代的生产技术的垄断地位来获取垄断利润。需要着重强调的一点是：它们这时实行的对外开放呈现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对外开放已经上升到重要地位，仅就对外直接投资来说还上升到了主要地位。实践表明：二战以后经济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已经占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大部分。这是促进二战以后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大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它们的兴起也有众多因素。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们利用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实行对经济发达国家的开放，以便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大量资金，加速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工业化，从而迅速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迅速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第三，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亚两洲产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与此相联系，还形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的军事集团与华沙条约的军事集团的对立。与此同时，苏联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还提出了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两个平衡市场的理论。这样，统一的世界体系就被分割为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先后解体。这些国家经济得到复苏以后，也纷纷加入世界市场体系。这样，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又得以恢复，并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市场的大发展以及由此促进的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只是事物的主流，如同任何事物的主流一样，与它同时存在的必然还有一股逆流。二战以后不时涌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这方面的逆流。近几年来，美国一些政客顽固推行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但这毕竟只是一股逆流。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大发展时代，它不可能再成为主流。

上述的二战以后世界市场的大发展及其促进的经济大发展，是极为重要的经验。这表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是以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为客观依据的，是一个完全科学的决策。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情况全面地深刻地说明了对外开放的客观必然性。他说，“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世界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27]

综上所述，本文分别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论述了中国在改革以后由原来的封闭、半封闭转向开放的客观必然性。因此，那种忽视对国际环境的分析，只从国内环境来论证对外开放的必然性，也不能认为是全面的。同时需要指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有国际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内方面的原因。但这两方面在启动对外开放方面的作用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28]就这里论述的问题也是这样。1978年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起点，最关键的原因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方面做出了对外开放的决策，国际环境只是其形成和实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