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洪，陶柳延，方文杰

(安徽大学 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概述

践行“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是中国与沿线国家进行多样、独立、可持续合作与发展的要求。2020年12月“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成立，该研究院成立会议上强调绿色发展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要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与污染防治的能力，强化绿色低碳思维导向，贯彻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

旅游业作为覆盖面广、联动性强、综合效益好的国民经济安全港产业[2]，其依托地区自然和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积极协调环境友好、经济回报和社会发展三大主题，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因而建设“一带一路”绿色旅游之路深度契合“一带一路”发展理念，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旅游业与陆地生态系统协调程度与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测度指标[3]，该指标综合考虑了旅游业经济增长与“非期望性投入”资源消耗以及“非合意性产出”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将能源、污染因素融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环境战略目标中。因此，以“一带一路”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全面了解与考察区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水平，对“一带一路”调整旅游经济发展方式、创新旅游环境技术机制、促进区域旅游一体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有国内外文献来看，随着环境问题逐渐被上升为国际问题，各国越来越强调国民经济核算中关于环境问题指标的衡量、记录与公布的准确性。早期使用的Fischer指数等忽视了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有害的副产品的产出，偏离了生产率增长的真实性与准确性[4]。皮特曼(Pittman，1983)首次将环境污染这一非合意性产出引入区域经济模型中，其通过衡量与测度产业生产中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的成本，将这种污染成本视为生态环境价格机制中的非合意性贡献变量进行计算[5]。随后相关学者将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同时考虑到绿色经济效率模型，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框架[6-7]。国内学者较早提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是为了将节能减排放在提高经济质量的突出战略位置上，通过加入环境代价指标更加明晰地反映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状态[8]。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主要借助数据包络分析(DEA)、曼奎斯特-鲁恩博格(ML)指数 、EBM模型等方法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及地区、中国省域、流域等区域的农业、林业、工业等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分析各区域、各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阶段特征及演变趋势，探析资源与环境因素对于各产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再基于政府、行业、公众视角提出促进各区域各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行性路径，进而引导各产业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9-12]。此外，由于城市建设要实现绿色转型往往与节能减排和生态优化密切相关，因此以追求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低碳城市建设也逐渐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评价框架，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13]。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成果较少，其中国外研究者更集中于对旅游产业能源消耗、碳排放与旅游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展开研讨，国内研究者则侧重于对包含酒店、旅行社、旅游交通在内的旅游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14]。而国内有关旅游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主要以全国、沿海地区、长江经济带等区域为研究范围对区域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等作为非合意产出纳入指标体系，借助DEA-Malmquist模型、Super-SBM模型、SBM-GML指数模型等对区域内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率进行了测度，揭示其区域差异、空间分异及演化特征，运用空间收敛性检验分析区域内旅游业绿色发展态势，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探究其增长的影响因素与主要推动力量[15-17]。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关于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对中国中西部的经济不发达地区较少涉及；从研究内容来看，大部分文献还是以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缺乏对动态演化趋势的洞察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的探讨。因此，本文将以“一带一路”沿线17省市为研究对象，借助GML指数模型、Dagum基尼系数、面板Tobit回归模型，对“一带一路”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对不同经济区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变趋势、差异根源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以及为指导“一带一路”旅游业绿色实践提供理论与经验基础。

二、研究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方向性距离函数与GML指数

Pt(xt)={(yt，kt)|xt生产(yt，kt)}

(1)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每期生产可能性集Pt(xt)转化成为全局生产可能性集PG(x)，即PG(x)=P1(x1)∪P2(x2)∪...∪PT(xT)。

基于全局生产可能性集PG(x)构建全局方向距离函数，再参考已有文献[18]构造GML指数模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以第t期为基期，从t到t+1期的GML指数表达式如下：

(2)

DG(xt，yt，kt;gy，gb)=max{(γ|γt+γgy，kt-gbPG(x)}

(3)

式(2)、式(3)中，DG为全局方向性距离函数，γ为方向性距离函数值，(gy，gb)为方向函数，GML指数大于1表示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小于1表示旅游绿色要素生产率下降。

(二)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

本文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来动态诠释中国“一带一路”旅游业绿色发展的空间差异，以探究其深层次原因。参考孙鲁云和王力(2020)[19]的做法，将总体基尼系数G分解为地区内部差异贡献Gw、地区间净值差异贡献Gnb和超变密度贡献Gt，且三者满足：G=Gw+Gnb+Gt。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4)

在式(4)中，yji(yhr)是经济区j(h)内i(r)省份的旅游业绿色发展状况，z是各省份旅游业绿色发展状况的平均值，n是省份的个数，k是经济区的个数，nj(nh)是经济区j(h)内省份的个数，G是总体的基尼系数。

分解的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5)

(6)

(7)

(8)

(9)

(10)

(11)

(12)

式(10)中，Djh为j、h经济区旅游业绿色发展的相对影响，式(11)中djh为经济区间旅游业绿色发展的差值，式(12)中pjh可视为j、h经济区内所有yji-yhr>0的样本数值总和的数学期望。Fj(Fh)为j(h)经济区的累积密度分布函数。

(三)面板Tobit回归模型

通过GML指数测算得出的旅游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值大于0，属于归并数据，因而采用响应变量受限模型，可以很好地规避采用普通回归系数分析时产生的参数估计偏差不一致问题。为进一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旅游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运用软件Stata 15.0进行Tobit模型回归分析，具体表达式为：

(13)

式(13)中，Yit为受限因变量，Xit为各影响因素，αi为截距项，β为回归相关系数，εit为误差项。

(四)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完整性与连贯性，本文以2006—2019年中国“一带一路”沿线17省份(鉴于西藏自治区指标数据不完整，故未包含)作为研究对象，来测算旅游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结合区域发展战略，进一步划分为丝带核心区、对外窗口区、开放先行区以及战略支点区四大经济区域[20]。

目前，国际上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指标体系，结合经济学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旅游业投入指标主要从劳动力、资本、能源与资源投入四个角度进行选取[21-23]。

(1)劳动力投入，区别于其他行业，旅游业劳动力主要集中在星级饭店、旅行社以及景区等服务部门。其中，2006—2010年旅游业从业人员的统计范围为星级饭店、旅行社和其他，2011—2019年旅游业从业人员的统计范围为星级饭店、旅行社和旅游景区。

(2)资本投入，以物质资本存量作为资本投入是最理想的变量数据，考虑旅游业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数据处理方法的科学性，本文采用各省份年末旅游业固定资产原值作为近似替代，且各年份统计范围与旅游从业人数统计范围相同。同时，考虑GML指数测算以比值形式呈现，在此不对资本投入以2006年为基期进行调整[24]。

(3)资源投入，主要选取星级饭店数量、旅行社数量作为旅游业资源投入的重要指标。

(4)能源投入，使用能源消耗量来表征。旅游产出指标在包括期望产出指标的同时加入非期望产出指标。期望产出指标选取旅游总收入与旅游总接待人数来反映旅游经济总量与旅游经济规模。非期望产出采用二氧化碳排放量表示。能源消耗量与碳排放测算上，选择“自下而上”法，通过对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活动三大旅游业能耗与碳排放进行计算，再加总获得。

三类指标的数据来源如下：(1)旅游业基础数据，旅游从业人数、旅游固定资产原值、旅游总收入、旅游总人数等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旅游抽样调查资料》，2018年部分旅游数据无法直接获取，采取线性回归法赋值补齐；(2)交通运输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旅客周转量、高速公路里程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的《中国交通运输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3)宏观经济数据，人均GDP、R&D经费投入强度、人口流动率、进出口贸易总额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三、“一带一路”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进

借助软件MAXDEA，通过测算GML指数，得出2006—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17省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值(见表1)。

表1 2006—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2006—2019年“一带一路”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平稳上升趋势，年均增长2.470%，由2006年的0.786上升到2019年的1.074，呈现出先缓慢增长(2006—2010年)，然后阶段性降低(2011—2013)年，之后快速增长(2014—2019年)的发展趋势。2006年西部大开发围绕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重点强调科技进步与创新和生态环境保护在发展中的重要支撑地位。随着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增强黄河水源补给、加强西部地区农村与城市环境保护统筹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措施的实施，西部大开发地区旅游业绿色发展获得强有力支持，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稳步增长态势。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提出，进一步突显能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政策导向，特别是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发展过程中，推动科技创新在旅游要素资源配置的核心作用力，以科技创新巩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成果的同时快速推动了“一带一路”旅游业构建绿色低碳产业。

从不同经济区域看，对外窗口区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10%，由2006年的0.959上升到2019年的1.046；丝带核心区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67%，由2006年的0.542上升到2019年的0.968；开放先行区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08%，由2006年的0.929上升到2019年的1.205；战略支点区沿线省市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1.97%，由2006年的0.862上升到2019年的1.098。可见，开放先行区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值一直高于“一带一路”平均水平，战略支点区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除2013年、2014年也都高于“一带一路”平均水平，对外窗口区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值一直在“一带一路”平均线上下浮动，而丝带核心区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值则一直低于“一带一路”平均水平。但是，丝带核心区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值位居四大经济区首位，丝带核心区与其他经济区的旅游业绿色发展差距有明显的缩小趋势。“开放先行区”作为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沿江的地理分布为各省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区位优势，也为旅游业在各省份快速发展提供丰富的土壤，借助以需求带动的贸易、投资和融资以及科技创新领域的开发与合作的绝对优势，各省份旅游业绿色发展成果逐渐凸显。“一带一路”沿线各省份大多地处中国西北地区，水资源存在明显的供需不平衡，再加上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大量排放，污水治理存在严重滞后现象，导致绝大多数省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严重影响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因而整体旅游业绿色发展受到很大阻碍。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高生产率省份运用其在社会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以及生态保护等方面拥有的较为完备的运行机制，通过辐射溢出效果带动低生产率省份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各省份间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有缩小趋势。

四、“一带一路”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分析

基于2006—2019年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面板数据，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旅游业绿色生产率的区域差异从整体、区域内、区域间等角度进行测度，进一步探析17个省份旅游业绿色生产率空间差距来源及演化规律。

(一)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尼系数

2006—2019年“一带一路”17省份的旅游业绿色生产率总体基尼系数均值为0.159(表2)，整体呈现出“下降—增长—下降”的变化趋势。具体来说，2006—2011年，总体基尼系数一直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年均降幅3.05%，17省份总体区域差异表现出了缩小的趋势；2011—2012年，总体基尼系数出现大幅度上升转变，增幅高达15.21%，总体区域差异减少的变化趋势被打断；2012年之后总体基尼系数则表现为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尤其在2014年之后下降幅程度进一步扩大，年均降幅达8.33%，总体区域差异又表现出较为严格的递减趋势。从各区域内部来看，2006—2019年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尼系数基本呈现“战略支点区—对外窗口区—丝带核心区—开放先行区”依次递减的变化趋势(图1)，其中对外窗口区与战略支点区的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尼系数保持较为同步的变化趋势，2006—2010年基尼系数较为平稳，2011—2013年开始表现出快速上涨的变化特征，2014年以后则表现为“波浪式”下降态势，而丝带核心区与开放先行区的基尼系数同样保持相似的发展态势，2006—2010年缓慢降低，2011—2013突然激增，2011年分别为0.094、0.079，2013年达到0.137、0.104，涨幅分别为45.75%、31.65%，2014—2019年呈现出“瀑布式”下降的变化特征。总体来看，2006—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17省份旅游业绿色生产率总体区域差异是表现出较为波浪式递减规律，各省份深入领会并贯彻落实“十一五”与“十二五”规划中区域发展与区域间协调辩证统一的发展思路，尤其是2014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断缩小各省份旅游业绿色经济发展的差异。但目前旅游绿色生产率总体区域差异较大的现象仍然存在，“一带一路”沿线各省份应继续在推进旅游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的同时完善旅游业空间平等和经济效率兼容态势，加强区域内部旅游合作，实现“一带一路”沿线经济绿色发展取得较好成果。

表2 “一带一路”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差异来源及其贡献

图1 “一带一路”区域内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二)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间差异

由图2可知，2006—2019年各区域间的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对外窗口区与丝带核心区、丝带核心区与开放先行区、丝带核心区与战略支点区区域间差距较大，而开放先行区与对外窗口区、开放先行区与战略支点区差距相对较小，这说明，一方面丝带核心区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其他区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相较于其他区域，丝带核心区各省份由于旅游业发展起点较低，仍处于基础设施不完善、服务配套设施欠缺、地区资源开发与整合综合水平落后的阶段，因而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现代科学技术有效利用率较低、自然资源转换为经济效益的成果不显著、产业推进过程中也潜藏众多环境隐患；另一方面开放先行区各省份作为中国沿海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发展起步较早，旅游高新技术成果转换与利用和高素质人才培养等一直处于前沿面，各省份在完善自身旅游业空间集聚的同时可能产生了辐射扩散效应，因而与地理位置相近省份产生了较强的联动、互补作用，缩短了与周边区域的旅游生态经济效率。2006—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间的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尼系数存在显著的变动趋同现象，呈现出2006—2010年区域间系数缓慢下降，2011—2013年区域间系数快速增长，2014—2017年大幅度降低的演变特征。可能的原因是“一带一路”沿线协同发展政策已初见成效，“一带一路”沿线与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形成区域发展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合作，通过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地劳动、技术与资金、经验与模式等比较优势不断转化为区域间的合作优势，区域间旅游业绿色绩效差距得到了有效的缩小。

图2 “一带一路”区域间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三)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区域差异来源及其贡献

2006—2019年，“一带一路”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地区差距发生了较大的动态变化。图3呈现了“一带一路”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来源贡献度的变化趋势。2006—2013年，区域间、超变密度、区域内贡献度基本保持较为稳定的发展模式，从2014年开始，三大贡献度呈现出较大的波动变化趋势。2014年是各区域间、超变密度、区域内三种贡献度变化的分水岭，这与前文2014年之后“一带一路”各省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入快速进入发展期具有相同时间点，也进一步说明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对沿线省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影响。2006—2019年，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尼系数总体呈现出“区域间差异—超变密度—区域内差异”逐步递减的演化特征。其中，区域间差异的贡献度均值为51.72%，期间虽然从2006年的59.87%下降到2019年的47.67%，但一直远高于其他差异来源的贡献度，这也说明区域间差异是“一带一路”旅游业绿色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性的主要因素。各区域发展基础、发展战略、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旅游业发展在不同区域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随着大量前瞻性、方向性战略的制定，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市场对区域经济的不断引领，能够实现在更高水平上的区域协同发展，从而使区域间差异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与区域间差异的贡献度表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超变密度贡献度均值为28.96%，从2006年的23.68%上升到2019年30.89%。超变密度反映区域间的重叠现象，超变密度的不断上升可以反映出区域之间差距的不断缩小。区域内差距的贡献度基本保持平稳的发展态势，从2006年的16.45%上升到2019年的21.44%，说明对各个区域内部来说，其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保持着较为一致的发展速度。

图3 “一带一路”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来源贡献度变化趋势

五、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

旅游业作为集劳动、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于一体的国内综合性产业，决定了它会涉及国民经济的多个行业和部门，因而旅游生产率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旅游业自身属性，还与所处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为了深入分析影响各省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因素，本文从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角度出发，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及数据的可获得性[25-28]，选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捷程度、旅游产业结构、科技创新水平、人口流动、对外开放程度6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构建“一带一路”旅游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Tobit回归模型：

GTFPit=α+β0GRPit+β1CTit+β2TISit+β3INit+β4PFRit++β5TDit+εit

(15)

式(15)中，GTFP为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α为常数项，β0、β1、β2、β3、β4、β5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误差项。GRP代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表示。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加快了居民消费结构转变，促使旅游逐步成为中国家庭的一种常态消费。随着区域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地区交通、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修复与治理等得到不断完善，也为旅游业绿色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环境。CT代表交通便捷程度，选用公路密度来表示交通运输设施状况。“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旅游业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区交通的便捷化程度，通过改善旅游目的地的通达性，提高地区间经济贸易旅游等联系强度，进而带动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TIS代表旅游产业结构，用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比重表示。随着旅游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优化，各种要素在各部门之间良性转移，促使地区拥有较强的旅游竞争力并不断获得旅游经济效益，促进旅游业快速发展。IN代表科技创新水平，选用研发(R&D)经费投入强度来衡量。科技创新始终是一国的核心竞争力，以先进技术改造和支撑旅游产业结构转型，推进旅游业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的革新与进步，满足游客在吃、住、行、游、购、娱、厕的多层次需求，促进旅游业人力、物力、财力协调融合最大化，以科技助生态保护，以科技促经济发展，夯实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之路。PFR代表人口流动，用人口流动率，即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占户籍人口的比重来表示。人口流动可以缓解地区之间在人、资源、技术等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优化旅游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带动中国国内的旅游需求，推动旅游收入的增长。TD代表对外开放程度，选取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一带一路”作为连接亚欧非国家的重要部署，通过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将有助于中国中西部地区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由原来边缘内地向开放前沿的角色转变，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改善和旅游发展，缩小因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带来的区域旅游业发展差异。利用软件Stata 15.0进行回归模型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Tobit回归结果

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一带一路”整体的旅游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不容忽视的是，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也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只有丝带核心区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效果，对外窗口区和战略支点区则表现出显著负向影响效果。这说明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存在着对旅游业的“过度消耗”现象，一方面依靠旅游经济增长构成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破坏了旅游业发展所依赖的生态资源环境，因而区域旅游业绿色发展并没有因区域经济的增长而得到发展，未来加快经济发展资源依赖向内生效率驱动转变，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倒逼地区绿色化水平提升，是促使旅游业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交通便捷程度来看，交通通达性对“一带一路”、对外窗口区、丝带核心区、战略支点区、开放先行区的旅游业绿色发展都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交通基础设施联通一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改善道路运输的通行能力与通行便捷性，成为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纽带，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支撑和引导作用。当前，以继续优化“一带一路”沿线省市交通走廊布局为抓手，建立具有通达性、便捷性、舒适性等功能齐全的旅游地交通系统，满足“一带一路”沿线旅游多样化需求，促使交通基础设施从制约“一带一路”地区旅游业绿色发展的“拦路虎”转变为促进其发展的“加速器”。

从旅游产业结构来看，“一带一路”、对外窗口区、战略支点区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旅游产业结构之间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关系，开放先行区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而丝带核心区则表现出不显著的负向关系。开放先行区和丝带核心区分别作为东、西部发展的核心战略区域，其当前的旅游产业结构已不能满足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很大原因可能是区域旅游产业链中的劳动、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配置混乱，政策指导与调整粗糙滞后，致使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落后于旅游发展速度。

从科技创新水平来看，“一带一路”、对外窗口区、丝带核心区旅游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科技创新水平之间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关系，开放先行区和战略支点区表现为不显著的负向关系。说明现阶段科技创新并未改善“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旅游地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在旅游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中存在投入结构不均衡现象，直接面向旅游业环境质量改善的关键与成套技术研发仍处在“瓶颈”期，因而科技创新现阶段在“一带一路”地区旅游绿色化发展中尚未发挥推动作用。

人口流动与丝带核心区、开放先行区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与战略支点区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而与“一带一路”和对外窗口区呈现出不显著的正向关系。开放先行区是“一带一路”中经济实力、科研创新能力、城镇化水平领先的区域，同时也是城市密度最高、流动人口聚集的区域，近年来大量的人口迁入可能打破了区域人口总量与结构的承载力，形成较高的“拥挤成本”，且流动人口受限于教育、技能等方面的资质，在旅游行业工作时往往从事低端生产活动，导致对人力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利用。与开放先行区相反，丝带核心区则表现出大量的人口迁出，这种人口流动实则导致大量旅游人才流失、旅游产品的科技信息化开发受限、旅游产业向高素质、高效率转型受诸多阻碍，对旅游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对外开放程度与“一带一路”、开放先行区与战略支点区呈现出显著正向关系，与对外窗口区、丝带核心区呈现出显著负向关系。整体来看，交通的便捷性为“一带一路”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为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大量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强化人才、资本等要素比较优势的配置效率，同时吸引大量的国外客源，促进旅游业绿色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程度与对外窗口区、丝带核心区呈现出显著负向关系，原因可能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早期两区域旅游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业整体发展的技术属性也不高，生产的低质量旅游产品往往伴随着能源的浪费与环境的破坏，因而对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表现为阻碍作用；另一方面，旅游业绿色经济受对外开放的影响往往存在着门槛效应，只有当区域经济与科研水平等因素到达一定程度时，才会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结合前文研究，对外窗口区和丝带核心区的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并未带来旅游业绿色化发展，因而表现为负向作用。

六、结论和建议

本文基于2006—2019年“一带一路”1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一带一路”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化规律，并进一步分析了各省份旅游业绿色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根源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表现出增长趋势，呈现出缓慢增长到间断性降低到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一带一路”旅游业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取得一定成果。第二，“一带一路”旅游业绿色生产率基尼系数整体呈现出下降的变化趋势，“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旅游绿色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在不断缩小。从各区域内部来看，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尼系数保持“战略支点区—对外窗口区—丝带核心区—开放先行区”依次递减的变化趋势，且区域间差异是“一带一路”旅游业绿色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性的最主要因素，未来应更注重将旅游业区域间差异作为地区差异的重点解决对象。第三，“一带一路”旅游业绿色经济的时空差异受多种影响因素作用，区域经济发展、交通通达性、旅游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对“一带一路”旅游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作用，科技创新水平有显著负向作用，人口流动无明显作用，且不同经济区受不同影响因素作用也会产生不同的旅游业绿色化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一带一路”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发展有待进一步提高，四大经济区旅游发展具有明显区域差异性。因此，应强化开放先行区、对外窗口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辐射带动效果，引领“一带一路”沿线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同时要充分发挥文化、人才、技术优势，推动旅游业与文化产业、互联网产业协调发展，积极培育旅游产业新业态，在促进旅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不断缩小“一带一路”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

第二，旅游产业发展较多依附于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整体发展的技术属性不高造成了科技创新对旅游业产生负向效应，即便如此，旅游业技术创新也可能依附于与旅游产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创新和制造业技术创新。一方面，要注重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充分发挥区域产业集聚与融合发展优势作为技术要素在区域流动与整合的土壤，提高创新资源利用效率，同时调动区域内良性合作与竞争，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与技术变革的进步，以产业联动带动技术创新在提升旅游业绿色发展水平中的持续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注重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鼓励产学研多方充分结合，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第三，旅游业的绿色经济发展是自然、经济、社会等各要素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共生结果，因此要进一步促进旅游经济生态共生系统在空间上的均衡发展格局。具体而言，要深化改革现有旅游业经济管理体制，优化经济资源配置方式，促进旅游相关经济资源跨区域自由流动；大力健全旅游环境保护政策和监管制度，防污减排机制严格落实在旅游企业管理与建设中，切实贯彻落实经济效益与绿色效益协同发展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