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臻君，鲁建辉

(1.宝鸡文理学院 档案馆，陕西 宝鸡 721016 2. 宝鸡文理学院 政法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自《孟子》七篇诞生以来，随着世道沉浮、波浪前进，历经了从“诸子文献”到“博士传记”“诸子书”“九经”“十三经”等类型的上升变迁。诸多学者对《孟子》的注疏也是蔚为大观，不同时代的阐释反映了时代与个体关注的重点问题的差异，也不断地沉淀刻画出孟子的战斗气质和药石特点。厘清此种备经历史洗礼的经典文献及其篇目类型的变迁，对准确理解儒学与民族的精神特质有着重要意义，对今人文化自信的建立也大有裨益。

一、周秦两汉《孟子》文献的篇目与类型

战国以后到西汉，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文字的统一和书写条件的演变，学术门类日益繁复，书籍的数量也日益增加。于是，便出现了独立于书籍编纂制作过程之外的正式的书籍分类。西汉成帝时，刘歆撰著《七略》成为分编书籍的依据。“四部”分类起于魏晋，《隋书·经籍志》载“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1](P906)。到了唐代，学术文化事业大发展，四部分类改以“经、史、子、集”为名而定型。周秦两汉《孟子》文献处于这一流变的首端，这里对周秦、两汉两个时期《孟子》文献类型与篇目注疏的变化进行考释。

(一)周秦时期《孟子》成书时的文献篇目与类型

孟子第二次离开齐国后(约前312年)，便归老乡野，与若干弟子著成《孟子》七篇。一方面，孟子思想的王道仁政、激越昂扬与现实反差过大，受众必然狭小；另一方面，秦国东征的车轮，也已渐近邹鲁，外部的高压使得人们不敢传习孟子之学。两方面都使《孟子》在战国末期至汉初，只在小众中流传，并不是显学。要之，战国时代的社会正经历着大变革，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形成了儒、墨、道、法、名等许多学派，他们各自著书立说，出现百家争鸣、学术昌盛的局面。战国中期《孟子》成书后，开始是作为“诸子书”流传的。后人“子部”所收篇籍，有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著作。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孟子一派的儒生也惨遭横祸，但《孟子》一书由于深受学者喜爱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二)两汉《孟子》文献类型与篇目注疏的变化

《孟子》第一次由“诸子书”置升为“传记博士”发生在汉文帝时期。东汉赵岐追述，云：“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2](P17)“传记”在当时乃“五经”的附庸，在古籍中的地位处于经、子之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3](P159)，以《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乐》佚)教授弟子。篇籍分类称“经”之名，见于《汉书·艺文志》，在总类“六艺略”中称《易经》《尚书古文经》《诗经》《礼古经》《春秋古经》《孝经》。“经”类篇籍历代有“七经”“九经”直至“十三经”等统称，但种类、次序并不一致。

类型方面，《孟子》在西汉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升格，由诸子书上升半格为博士传记，处于五经、诸子之间，随后又遭废置，重回诸子之书。对于《孟子》的升格，宋代王应麟特别重视，他在《玉海》中谈到《五经通义》，认为汉代尊奉儒家经典，于五十三家中，《孟子》第一个被尊立了传记博士。《孟子》为传一事，亦见于《汉书·楚元王传》赞语称道刘向父子，云：“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3](P1972)即引《孟子》之文。东汉王充《论衡·对作》载：“杨、墨之学不乱传〔儒〕义，则孟子之传不造。”[4](P1177)《礼记正义·王制第五》引卢植语“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5](P386)，篇中制立爵禄关市等文，多取于《孟子》。由此可证当时《孟子》立为博士传记之语不虚。其后，由于汉武帝“独尊五经”，《孟子》又降格重归诸子。据《汉书·武帝纪》载，建元五年春(前136年)，汉武帝在国家层面第一次设立《五经》博士，纪末赞语“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3](P212)，独置《五经》博士，其余传记博士不立则默然罢去，《孟子》亦当在其中。

篇目方面，赵岐所定《孟子》七篇已经成为历代共传。他说：“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2](P11-13)今本二百五十八章，多五百四十一字，详见焦循《孟子正义》。对于《孟子外书》四篇，赵岐所说已成定论：“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2](P15)由于《孟子》除了在西汉初年短暂地兴起之外，两汉基本上是作为诸子书流传的。人们对孟子的定位，多遵从司马迁《孟子荀卿列传》中的判断，以孟荀或荀孟并称，思想地位还没有接近孔子。注疏方面，在《孟子》罢去博士后，专门研究的学者并不多，除了一些学者如韩婴、董仲舒个别引用《孟子》之语外，很长一段时间内远不如五经那样热门。直到东汉末年，《孟子》的研究涌现出发一个小高潮。两汉研究《孟子》的学者，可见于著录的有扬雄的《孟子注》、程曾的《孟子章句》、郑玄的《孟子注》、高诱的《孟子章句》、刘熙的《孟子注》，但这五种注疏均已遗失，今天只剩下清人辑佚书中的一些残缺片段。庆幸的是，东汉末年的赵岐(公元108-201年)为今人留下的《孟子章句》，成为汉代《孟子》研究的仅存硕果，也是完整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孟子》注本。它为保存《孟子》全文与篇章做出卓越贡献。同时，也是研究汉代孟子学的唯一可靠的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流传至今的刻本有北宋蜀刻大字本，常见版本有《十三经古注》本、《四部丛刊》本和《微波榭丛书》本等等。

二、魏晋隋唐《孟子》文献类型与注疏特征

(一) 魏晋时期《孟子》文献研究思想深度提升但注疏成果稀少

在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中，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政权更迭最为频繁，所以作为治世学问的儒学整体上处于一个低潮的阶段。社会的主流思想是玄学、佛教，儒学已经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玄学、佛学、儒学出现了相互间的融会贯通。《孟子》研究见于著录的只有一部晋代綦毋邃的《孟子注》。

此段时期，孟子研究基本上呈现出延续东汉，略有发展的状况。其中引述《孟子》，阐释发挥孟子思想的著作和文章也有不少，比如魏国徐幹的《中论》、李康的《运命论》、吴国陆绩的《述玄》、西晋傅玄的《傅子》，还有载于《晋书》的王沈、段灼、李重等人的奏陈之语等等，都较多地引用阐发了孟子思想。在这段时期，孟子思想的地位有所上升，渐渐超出了与荀子同列的状态。由于孟子自认接续孔子，其后学者逐渐认同，开始出现“孔孟”并称的情况。东汉末年，赵岐《孟子题辞》称《孟子》象则《论语》，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者”[2](P13)，虽然还不是“亚圣”专名之意，但为后人取法奠定基础。东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国子祭酒袁环、太常冯怀上疏曰：“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6](P244)。另外，《中国哲学大辞典》“七经”条，解释为“儒家七部经典”，“汉代提倡‘孝治’，宣传宗法封建思想，贵族子弟先授《论语》《孝经》”[7](P423)，再加上原先的“五经”，合称“七经”。其他关于“七经”的说法，如东汉《熹平石经》、唐代李贤注《后汉书·张纯传》所云“七经”中都有《论语》。

要之，到魏晋隋唐时期，孟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超越荀子等其他儒家诸子，接近孔子，“孔孟”并称成为固定概念。随着《论语》地位提升入经，带动《孟子》的类型逐渐改变，已经形成超出诸子书、走向经书的趋势。

(二)隋唐时期《孟子》文献研究重归热点，类型地位曲折上升

《孟子》在隋唐时期基本上表现为“乍暖还寒”的境地。此时南北分裂结束，国家重归大一统，一方面需要王道政治、化民善俗的理论鼓吹，由此经学再次被重视起来；另一方面，隋唐道、佛二家借助政权的力量，日益膨胀，“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尔”[8](P23)。隋代由于时间短促，《孟子》研究整体上乏善可陈。王通的《中说》提出三教可一，恢复王道仁政，穷理尽性等理论。他在很大程度上模拟孟子，坚定地追随孔子思想。他讲“千变万化，吾常守中焉。”[9](P121)“中”即仁义礼智信五常的统一，对后世有不小的影响。

唐代政治经济的长期繁荣稳定，为《孟子》研究乃至儒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人撰著的《五经正义》，成为学者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标志着儒学理论的整理规范拉开了宏大序幕。其结果一方面造成儒学的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儒学尤其是经学的僵化。统治者在推崇儒学的同时，也极力倡导佛教，大有压倒儒学之势。面对儒学此种境地，儒者奋力尊奉具有战斗精神的孟子，抵御佛道二家的侵凌。《孟子》地位提升始于唐代杨绾、韩愈，畅达于皮日休。具体分论如下。其一，唐代宗时，杨绾上疏要求批准《孟子》与《论语》《孝经》同列为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教科书[10](P766)。这一建议，虽然未被采纳，却是孟子被统治阶级看作可与孔子并列的首次记录。与杨绾同时代的赵匡，是经学更新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针对唐代科举弊端做出严厉批评，指出茂才科除需通诸经外，还需通《孟子》等诸子著作。其二，韩愈对孟子思想和地位评价可谓独树一帜。欲以道统雄振儒风的抱负，是他崇孟的学缘基础。现实原因在于，中唐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孟子的思想有药石之助。韩氏以孟子的君臣之论反对藩镇割据，以心性说做为排佛的思想武器，引领了中晚唐士人推崇孟子的风潮。《原道》中描述了儒家道统云：“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1](P174)韩愈对孟子及其文献学术定位，前所未有，为孔孟之道的呼之欲出，打下基础，在儒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清人崔述评价“非孟子则孔子之道不详，非韩子则孟子之书不著”[12](P435a)。由此，宋人依从韩愈的定位，将《孟子》上升为经则势在必然。李翱与韩愈有姻亲关系，著有《复性书》三篇，对儒家心性论进行了创造性发挥。李氏特别地将韩愈视为孟子之后振兴孔孟之道的第一人。其三，晚唐皮日休重视儒学的教化作用，力主复兴儒道，有《皮子文薮》传世。曾数次上疏，请以《孟子》为学科，“子不异乎道者，《孟子》也……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13](P89)，虽未被采纳，但有畅达之功。

注疏方面，唐以前中原地区相继经历匈奴、鲜卑、羯胡、氐、羌等少数民族的统治，出现民族大融合，产生了汉语语音混乱的负面后果。因此，入唐以后，研究《孟子》并为其作注的学者渐次多了起来，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订正《孟子》的语音语义。见于史籍著录有关《孟子》的专著，唐朝有陆善经《孟子注》、张镒《孟子音义》、丁公著《孟子手音》，刘轲《翼孟子》、林慎思《续孟子》五部。前三部是对《孟子》文本音义的注解，后两部则是对《孟子》思想的发挥。晚唐林慎思的《续孟子》为以上五种仅存的一部孟子研究专著，语言风格、叙事论说体例和《孟子》相同，分上下两卷、十四章。各章题目均为人物，如第一章为《梁大夫》。然而，《续孟子》所表达的思想与《孟子》出入较大，但基本反映了唐代孟子研究属于恢复性研究的面貌。其中一些章节是唐代孟子研究很有价值的资料。

要之，唐代开启了《孟子》研究的新局面，属于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虽然直到唐末，《孟子》也没能成为经书，但是其一直处于一个地位上升的趋势，为后来在宋代成为经书奠定了基础。

三、宋元明清《孟子》文献类型与注疏特征

(一) 宋元时期《孟子》急升为“经”，义理突出，注疏丰富

在五代十国的割据变乱后，至宋重归一统。宋人鉴于唐末武将变乱为祸，在政治上一改前朝制度，褒奖重用文人。在此背景下，宋人文化的高度繁荣而武功不振也是渐积而至。《孟子》在宋代的繁盛和升格特为突出。政治上标志事件是太平兴国八年(983)，柳开知润州，重修本州孔庙，将孟子纳入配享。1041年前后，伴随政治上的变革，出现了尊孟思潮。范仲淹、欧阳修、孙复、石介等人先后倡言，表彰孟子之功。1061年，宋仁宗嘉祐石经竣工于开封太学，《孟子》位列“九经”之数。1071年，孟子升格运动达到高潮，经王安石等人的努力，使得《孟子》首次列入科举[14](P5334)。始刻于938年的广政石经，补足“十三经”之数的《孟子》，乃蜀守于宣和六年(1124)刻制而成。宋高宗御书石经中则有行书《孟子》。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遵国家取士和程氏诸儒训解之意，首次把《孟子》与《论语》归为一类，正式列为经书[15](P72)。此期，《孟子》的注疏与义理阐发书籍仅见于《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目著录的就有一百余种，流传至今的约二十余种。总的特点是注重阐发“义理”，大致采取注疏、解说和考辨三种形式，如洛学、关学、新学各派对传统经学进行改造，把《论语》《孟子》相提并论。这些做法对于孟子地位的提高和孟子之学的发展影响极大。率先表彰“四书”，使其并行的是二程。最终成为独立系统，足以抗衡“六经”，则是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完成以后。到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宋史·刘爚传》载国子司业刘爚奏请将朱熹的《论语孟子集注》作为官方教科书。宋人研究发明《孟子》成果丰厚，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有十二种:《孟子音义》二卷，孙奭撰；《孟子解》一卷，苏辙撰；《孟子传》二十九卷，张九成撰；《尊孟辨》三卷、《续辨》二卷、《别录》一卷，余允文撰；《孟子集注》七卷，《四书或问》三十九卷，《论孟精义》三十四卷，朱熹撰；《癸巳孟子说》七卷，张栻撰；《四书集编》二十六卷，真德秀撰；《孟子集疏》十四卷，蔡模撰；《四书纂疏》二十六卷，赵顺孙撰；《孟子集注考证》七卷，金履祥撰。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历经四十余年，以较为中立的态度精心纂撰，反复修改而成，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孟子集注》是其中的一部分，训释谨严，长于思辨，代表了宋代孟子研究的最高水平。

宋元之际，华族播迁，内忧外患，人心不定。在学术上呈现出南方理学回传北方的态势。金朝王若虚著有《孟子辨惑》一卷，对前人的孟子研究作出了许多辛辣的评述，今可见于《滹南遗老集》中。在宋人文化思想的登顶高峰后，《孟子》研究在元人那里渐渐沉寂下来。没有什么新的建树，学者大多以消化吸收朱注为主，见于书目的著述有:刘因《四书集义精要》二十八卷、许谦《读四书丛说》四卷、詹道传《四书纂笺》二十八卷等九种。另有程复心撰《孟子年谱》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疑为伪书。

要之，有宋以来，《孟子》的类型定位急速上升，确立为“经”，并且逐渐稳定下来，但此时《孟子》的影响主要还集中在精英阶层。到了元代，仁宗(1313年)宣布科举取士，规定第一、二场考试限从朱熹《四书集注》中出，诠释以《四书集注》为主，对《孟子》在人们心目中的普遍化，影响极大。元明清三代，朱熹对儒家经典章句的注释一直成为科场试士的重要科目，孟子的学说就遍及天涯海角了。

(二)明清时期《孟子》研究成果众多、“经”之地位稍有曲折，总体巩固稳定

明代孟子研究除了集中于《四书》研究外，影响较大的还有陈士元《孟子杂记》四卷、郝敬《孟子说解》十四卷、黄宗羲《孟子师说》一卷、王船山《孟子稗疏》一卷、季本《孔孟事迹图谱》四卷、吕兆祥等《孟子年表》一卷、谭贞默《孟子编年略》一卷等。要强调的是，明初孟子配享文庙在明太祖时曾欲罢之，理由是《孟子》抑扬太过，非臣子宜言，并且命儒臣刘三吾编成《孟子节文》一书。以上诸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有介绍，清人朱彝尊《经义考》中也辑录了明代孟子学者十余人，著述十余种。明清之际，出现了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颙等大儒，他们面对“亡国”与“民族危亡”这样“天崩地裂”般的变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思考，也将孟子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清代的《孟子》研究，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二大高潮阶段。其中学者众多，著作丰富，大体上呈现了去虚就实的特征。清人考据承续前朝而获得了高度发展，考证全面，研治深入，成果丰硕。大成之作当属焦循《孟子正义》三十卷。焦氏一反宋儒空谈义理，复尊汉儒讲究训诂，于一字一义一物之微小，博引典籍，详加推证。既纠正了赵岐注解的诸多错误，又补充了赵注的缺失，还疏通、阐发赵注，并且解释发挥了《孟子》中的许多思想义理。直至目前，该书仍是《孟子》注疏最为翔实的著作，研究孟子者不可不读。清代孟子之学的总体特点，可以概括为：孙奇逢、王夫之、戴震等人的孟子之学大，阎若璩、焦循、周广业、俞樾、朱彝尊等人的孟子之学精，庄存与、刘逢禄、康有为等人的孟子之学新。

结语

《孟子》是研究孟子思想的最直接、最可靠的文献材料。历代《孟子》文献定位与归类的变迁，反映出孟子及儒学的地位与作用在学术中的起伏。战国末期至汉初，《孟子》只在小众中流传，并不是显学，战国中期《孟子》成书后，开始是作为“诸子书”流传的。《孟子》在西汉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升格，由诸子书上升半格为博士传记，处于五经、诸子之间，随后又遭废置，重回诸子之书。到魏晋隋唐时期，孟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超越荀子等其他儒家诸子，接近孔子，“孔孟”并称成为固定概念。随着《论语》地位提升入经，带动《孟子》的类型逐渐改变，已经形成超出诸子书、走向经书的趋势。虽然直到唐末，《孟子》也没能成为经书，但是其一直处于一个地位上升的趋势，为后来在宋代成为经书奠定了基础。宋元时期《孟子》急升为“经”，义理突出，注疏丰富。明清时期《孟子》研究成果众多，尤其是清代的《孟子》达到前所未有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