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科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王晓玲的《清代学术与〈史记〉文学阐释研究》是在其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2020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里从古代文学学科、学术建设的视阈谈一点对该著的认识。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逐渐建构起现代学术体系，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点。这种转化是在西学东渐和社会转型的语境中展开的，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带有浓厚的启蒙实践意义。同时，这一转化不仅是对学术话语的解构与重构，也是对学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构。尽管其间充满质疑、争鸣、接受、认同曲折复杂的认知过程，但其意义是非凡的。现代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划分，研究分野、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的明晰，以及不断发展的学术理论和方法，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学术的发展。这些都被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繁荣所证实。在此过程中，传统的“经史子集”更为精密地被分解，对应为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学、经济学等学科，其优点是以新理论和新方法各科齐头并进，深入地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造就了现代学术的繁荣。但从另一层面来看，这种转化是对传统文化的裂变与新变，在其积极意义的背后也隐含着与传统学术的疏离。

“五四”以来，传统文化与现代学术的关系问题、研究方法问题一直是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学术实践，研究者在国际文化视野之下，对传统文化有了清晰而深刻的认识。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三个核心不可改易：一是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人思维模式下对物质和意义的探究，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二是以经学为核心，文史哲混而为一是传统学术最为重要的特点；三是今古文学、汉学宋学贯穿了整个古代文化。因而，单一地从现代哲学、史学、文学的概念去考察传统文化，的确有“破碎大道”之嫌。基于此，在现代学术体系下，对传统文化与学术的阐释视角、阐释方法、阐释理论、文化意义等诸多问题搅扰着每一位研究者，这大概也是相关学科史不断重写的重要原因。尤其是近年来，在中国学术较为充分的国际化之后，民族化和国际化的问题更引起诸多研究者的思考，“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成当务之急。”[1]以古代文学为例，刘跃进先生在《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历史选择》一文中论述道：“社会与学术的转型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研究, 正在经历着新的变化：一方面，我们不满足于对浅层次艺术感的简单追求， 更加注重厚实的历史真实；另一方面，也不满足于对某些现成理论的盲目套用，更加注重文献积累。追求历史的真实，追求文献的积累，其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即我们不愿意再固守着舶来的‘文学’观念，更不愿意用这种所谓纯而又纯的‘文学’观念去过滤中国文学的发展实际。我们希望站在本民族的文学立场， 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梳理其发展演进的线索。”[2]黄霖先生关注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与前辈学者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一样，呼吁学界“把脚跟坚定地立足于中国的大地上，明确与坚守中国文论的民族文化立场和科学的价值观，以防被外来的低俗、浅薄、廉价甚至是腐蚀性的文化所淹没与消解，注意以中化西，洋为中用，在汇通古今、融合中西的道路上，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3]这些表述代表了学界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与探索。不难看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构建承继性和时代性的学术话语体系，是学人关注的关键问题，是学人学术方向的思考。

单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回到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语境去考察文本的生成与内涵，去阐释文本的意义与价值，成为学界的共识。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于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它与礼乐制度密不可分，可以说是官制、礼制的产物。因而，古代文学的内涵是繁复的，观念变化是纷繁的，这种文学观念是与经学、史学、文章学等传统学术观念混杂在一起的。因而，20世纪90年代以还，文化研究、编年研究、地理研究、家族研究、文体研究、制度研究、传播研究，成为学人对西方文学观念突围的方向，具体表现为制度与文学、科举与文学、官职与文学、经学与文学、理学与文学、史学与文学、文书与文学、文体与文学、文章学与文学等选题。显然，这些变化是中国文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学术研究的内部转向。这种去除遮蔽，回归中国传统文学的探索，就是要回归中国的语言形式、思维模式、学术语境与审美特征。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王晓玲的《清代学术与〈史记〉文学阐释研究》正是这一学术思潮和思想的实践。毋庸置疑，研究清代《史记》文学阐释，将之置入清代学术语境是正确的抉择，正如作者所说：“学术生态是文学研究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学术生态不仅是文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文化语境，而且是文学研究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平台。它对文学研究的方向、深度、广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将清代《史记》文学阐释置入经学、理学、史学、文章学、评点学等中国传统学术语境中，以求得还原清代最真实的《史记》文学认知的目标，具有了可行性。同时，研究从清代学术思想、学术方法及其所形成的审美观念的视域，关注清代《史记》的文学阐释，对全面深刻地把握清代《史记》文学研究的思想渊源、特点与方法，对深入揭示和理解《史记》的文学特色和文化意蕴，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深化对清代学术的理解，有助于厘清中国文化的特质，有助于加强对中国文化国情的认知。

虽然如此，但要回归传统学术，从学术与文学的关系入手，考察其互文关系，这一选题的难度也是毋庸置疑的。从大的方面而言，共涉及三个方向：一是文献资料问题；二是《史记》研究的内部问题；再是清代学术的问题。先说资料问题。清代研究《史记》的学者多达数百人，所存著述浩如烟海。各家对《史记》的文学阐释不仅资料多而且散乱，除专门的《史记》论著外，还有许多论述散见于序跋、书信、笔记、文集以及文章学论著中，或散存于其它文献的间接对《史记》的评论中，往往呈现一鳞半爪或只言片字，而且大同小异，难以轻易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对于细微的差别必须进行精慎的判断。其次，《史记》研究的内部问题。《史记》以其信史实录、资鉴经世、艺术卓越，成为史学与文学不朽的经典，历代学人都重视《史记》，研究《史记》。《史记》的研究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已经起步，到了唐代由于古文运动等原因确立了《史记》的文学地位，宋元时期《史记》文学地位进一步加强，明清学人多闻阙疑，好学深思，在史学和文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清代《史记》的文学性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高峰期。对于清人《史记》文学阐释的研究，每个问题不仅牵连研究史的问题，而且要考虑司马迁和《史记》文本、考虑清代学人的判断、现代的认识，一个问题往往与许多问题纠结在一起，必须思路清晰、明辨相互之间的差别，找出其与文学、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三，清代学术的问题。“清代学术”本身就是一个大概念，内容纷繁芜杂。最常规的如经学、史学、文章学等大类，每一类又问题诸多。再者，清代是传统文化清理总结的时期，学术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不溯本求源往往难以把握。要探讨其对《史记》文学阐释的影响，非全面深入掌握而不能。

在对以上诸多问题的解决上，《清代学术与〈史记〉文学阐释研究》以清代学术与《史记》文学阐释的互文性为研究对象，考察清代经学、史学、文章学及小说评点的研究思路、方法对《史记》的叙事艺术、写人艺术、《史记》与小说比较阐释的影响，探寻它们之间的互文关系，重点放在了厘清清代学术史、学术思想史及其流变，以及所影响的审美观念和《史记》史学经典化的语境对《史记》文学阐释方法、成果的影响。这样，研究就将清代学者对《史记》的文学阐释置入清代政治语境、审美语境、学术语境中，考察《史记》文学研究兴盛的原因、研究思路、方法的变化与创新；具体而言，考察经学、理学思想对《史记》文学阐释的影响；考察清代史学观念、方法与《史记》文学阐释的关系；考察文章学与《史记》文学阐释的关系；考察评点学与《史记》文学阐释的关系以及小说评点学与《史记》文学阐释的互文关系，这样就有效地解决了诸多难题。总体来看，论著别具特色，得出了一系列较为新颖的结论，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学术思想的特色。清代是古代《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高峰期，对之学界高度重视，但研究相对较为薄弱，主要集中于局部与个案研究。《清代学术与〈史记〉文学阐释研究》对清代《史记》的文学研究进行了整体性、系统性观照，将清代《史记》文学阐释置入《史记》经典化历程，置入学术语境中进行考察，展示了清代《史记》文学阐释的全貌，突出清代阐释的特点。这对深入把握《史记》文学特质，揭示清代文学、文化的风貌以及《史记》研究史都有重要意义。

第二，学术观点上的突破。论著认为：明清《史记》文学经典化的达成，不仅来自于《史记》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空间，还在于清代经学、史学作为意识形态、文化权力对《史记》文化地位的提升，其研究思路、方法引导了文学阐释，同时，清代复古崇雅、师心尚情为指归的价值取向，以古文为时文的期待视野成为《史记》文学的内驱力，文章学、评点学也就成为其经典化的重要阵地；清代小说的创作与评点一方面要冲破文化禁锢与“史余” “史补”等史学话语的笼罩，一方面又要借助于《史记》的经史地位来提高其文化地位。金圣叹提出的“才子书”观念，建构了文学判断体系，强化了《史记》的文学性；清代学者丰富了“实录”内涵，将《史记》生动传神、栩栩如生称为“实录”，完成了史学意义的文学转换；论著还承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认识，认为“义法”论是解读《史记》最有效的方法，这使清人的《史记》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等等。这些观点，都有较大的创新意义。

第三，研究思路方法上的特点。在研究方法上，《清代学术与〈史记〉文学阐释研究》注重传统方法与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理论的结合，强化研究史、经典化的意识，注重学术思想、学术方法及其审美观念对文学阐释的影响。在研究思路上，采用以问题为体例，与时代、学术、人物相结合的论证方式，将历史描述与理论探讨相结合，展示了清代《史记》文学阐释的全貌，突出清代阐释的特点。注重学术与文学、学派与文学、文论与文学、文学与文学的关系，通过比较掌握历代前后的变化、时代或地域的联系，探索变化的原因、联系的影响，并注意结合阐释学理论、现代的研究成果做出简要的评判。

清代是《史记》研究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成果多，资料多，问题多，因而研究难度大。《清代学术与〈史记〉文学阐释研究》从独特的视角出发，探讨一些重要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尚有一些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和开掘。一是文献问题。清人《史记》文学阐释著述众多，论著对这些相关资料基本囊括在内，但对林云铭的《古文析义》、吴汝纶的《点勘史记读本》论述不多。这两部著述亦为清人《史记》文学阐释不可或缺之作。林云铭为清初古文家，《古文析义》的影响意义大于文本意义。《古文析义》初编、二编共收《史记》作品36 篇，并加文学评点，推崇司马迁《史记》叙事写人的笔法。吴汝纶为桐城派晚期文学大师，其《点勘史记读本》130 卷，对《史记》各篇圈点，主要是眉批和篇末总评，专论文章气脉，且汇释各家《史记》评语，颇有影响。因而，论清人《史记》文学阐释对这两部著作应该有较多的论述。二是个别章节论述有待进一步深入。如清代经学与《史记》文学阐释部分，问题论述和材料运用略显不足，例如李光地为清初著名理学大家，其著述《古文精藻》选录和评点《史记》作品5 篇。虽然评点篇目不多，但也是研究理学家对《史记》文学性认识的重要资料，应予以足够的重视，等等。总之，瑕不掩瑜，这些不足的存在，会成为促进青年学者成长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