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瑞常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上，十多年前就有学者开始探讨全球教育治理。但在我国，即便是在五六年前，学界对于这个“舶来品”概念依旧有争议。国际关系学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就较多地开始谈论全球治理问题，然而基本不涉及教育领域。直至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拓展与有关国际组织的教育合作空间，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1]，才正式将全球教育治理纳入我国的政策话语。此后，全球教育治理不仅在我国学界获得了“身份合法性”，而且很快就成为热门话题。2019年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重申我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关注全球教育治理的兴趣。

然而，在全球教育治理由边缘话语走向中心的同时，笔者发现这个概念开始出现明显的滥用、错用现象，近乎把凡是涉及国际化元素的教育治理问题，甚至是有关其他国家教育治理的探讨都纳入了全球教育治理范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教育治理无论是作为一个学术术语，还是一个政策话语，外延的过度泛化都将导致它丧失作为一个专有概念存在的价值，也不利于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本文无意对全球教育治理这样一个新兴并且正处于急速发展中的事物下一个规定性的定义，而是试图从其向度和限度探讨一种可能的概念理解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