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锋

对一个城市而言，虽然支撑外在形态的是其物质发展，但丰富内在形象的是城市文化精神。我们认为，城市文化精神的丰富，必定依赖其教育。否则，纵然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其城市文化精神依然会没有健康灵魂。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播，更是文化的传承与创造。重视城市教育品格的塑造，是城市文化精神建构的基石。

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江苏南通，20世纪初即享有“模范县”“模范城市”的称谓。对彼时的中国城市来说，是何等难得的光环。英国人E. G. Lowder 在《海关十年报告》中指出南通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1］的模范城市。是什么成就了南通“模范”概念的形成？梁启超先生在1922 年到南通时说“南通是我们全国公认第一个先进的城市，南通教育会和各团体是我国教育界中的先进者。他们价值之高，影响之大，国人共知”［2］，突出了南通教育。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主编J. B. 鲍威尔罗列的“促成南通形成模范城市”的十二个元素中有三个是教育元素。他还着重介绍南通的教育状况：在这一地区大约有334所各类学校，逾2 万名常规学生。可以说，这是一个所有孩子都有机会获得教育的地区，拥有医学学校、师范学校、农业学校、商业学校以及众多的基础与中等教育机构。［3］查尔斯. T. 保罗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的召唤》（1919 年）中介绍南通现代化改革的十个标志性成就中就有六个是与教育相关。［4］由此可见，南通现代城市建设及城市精神的建构中教育及教育建设成果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考查、梳理教育建设对南通现代城市文化精神塑造的作用，可以启发当代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与基本策略。

一、南通传统教育文化的“破”

文化发展过程中，破旧立新是常态，因为时代的变化需要文化的革新与之呼应。所以，既有文化中与时代的需要格格不入的旧文化元素就需要破除。2002 年，吴良镛教授从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角度提出：“张謇先生经营的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20 世纪初，以张謇为代表的南通地方先贤，以民族振兴的历史定位、世界性的眼光、现代建设的标准，对江海之滨的小城南通进行本质化、现代化的重构。张謇等先贤所重构的不只是地方经济结构、社会治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教育文化的重构。虽然“南通自古重教”，孕育了“崇文、厚德”精神，虽然“古代南通，官设州学，此外还有书院、小学、社学、私塾，教育体系比较完备，培养出许多德才兼备的人才”［5］。但是，这样的教育文化传统是旧中国“科举”制度引导下各地普遍践行的共性教育文化常态。张謇等先贤在20 世纪初对教育文化的重构，完全颠覆了这一传统，让南通教育从面对精英的传统教育走向了面对大众的现代教育。

1.转变教育目的。

在“科举”引导下的中国传统教育也被称为“举业”，是中国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人才产生的唯一路径。路径的单一性决定了全社会必然形成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功名的传统认知。1400年的“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同时，也培养了不少读书人，如“孔乙己”式的迂腐、“蒲松龄”式的屡试不第、“范进”式的中后癫狂。“读书”与“功名”构成以“科举”为中介的共名关系，可以说是历千年而不破。1902年，张謇、沙元炳等南通先贤着眼于现代教育，在南通、如皋两地开办师范。虽然在两三年后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科举被废除，但彼时科举在读书人心里的影响尚未松动，入师范转而赴科考者都有人在。学校用禁止、开除等手段表明态度——师范、科举是两条路，断“读书”与“功名”的联系，促进教育向现代发展。

2.扩大教育对象。

受制于“科举”制度，中国社会在20 世纪之前的教育是被垄断的精英教育，受教育者都是以“科举”为目标的“举子”。教育对象的局限性决定了当时中国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落后。张謇在“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开篇便论：“窃维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近今以来，政举事理，且骎骎为文明之先导矣。撢考其故，实本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6］。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张謇等人在南通等地兴办师范。张謇在“师范学校开校演说”中指出创办师范学校的目的在于“与诸君协兴普及国民教育”。而后他又办小学、中学及大学等，他明确不同层次类型学校的功能：“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在这样的重构中，教育的受益者从有限的应考“举子”扩大为一般“国民”。在此影响下，南通各地学校兴起，获得“模范县”之誉，逐渐建立与健全现代教育体系。

3.注重师资培养。

传统中国社会少有书院，多为私塾。书院偶有大儒讲学，而私塾教师多为落第举子或“前程绝望”“边教边考”举子的谋生之举。教师本质上是“技艺”娴熟的代名词，与韩愈所谓“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相当，但在这里，教师却变成了读书人的附带之业。张謇无论是在他的《变法平议》中，还是在他后来兴办教育的实践中，都主张“首重师范”。他倡导以专门培养现代师资的方式为教育的普及提供现代化的师资基础。在张謇的改革下，教师逐渐成为有门坎、有要求、有专长的特殊人才，不再是什么人读过几年书便可以从事的行业。

二、南通现代教育文化的“立”

中国城市是在20世纪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快速发展起来的。这段时期内，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形态日新月异，但城市文化相对匮乏。大部分城市更多地承继着传统地域文化特质，并没有进行真正与城市化进程相匹配的文化建设。所以，对绝大多数中国城市来说，城市文化要做的是“立”大于“破”。南通先贤打破旧的教育传统时，正是新的教育生态发轫生长之际。无论是教育体系还是教育文化都获得了新的面貌。

1.建立现代教育体系。

“近代第一城”南通在城市发展中坚持张謇所秉持的“父教育、母实业”的基本思路，在破除旧的教育传统中重建了城市新的教育体系，1902 年从创办师范入手，同时创办初等小学，3年后建成高等小学、女子师范。而后，小学（仅当时通州）的数量平均每年递增10 所，1910 年已达87所。到1920年，南通初高等小学数量达到334所，教育普及率达到21.99%，领先全国十年。在小学设立的同时还兴办公立中学，更在师范附设测绘、土木、农、桑等科，继而开办银行、商、医、纺织等专门学校，1920 年农、医、纺、商各校筹设南通大学，此外还应地方建设需要先后开办了法政、国文、巡警等各类职业训练、培训机构。由此，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在南通率先建立，南通的教育普及有了坚实的保障。而这得益于先贤们现代教育建设的“立之有本”“行之有方”“次第有序”［7］。

2.生成城市教育文化。

在教育格局的巨变中，南通教育的精神也有了新的内涵。从城市的教育文化角度，笔者认为南通具备以下主要教育文化特性：首先，南通的教育文化有胸怀天下的气度。南通的教育文化兼顾面向现代和继承传统。张謇等先贤在布局南通的教育，举办南通的师范培养师资时就希望学生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既是传统士大夫“家、国、天下”的继承，也是现代民族国家面对时代的精神与担当。南通虽然地处江海平原，但近百年来南通人能吃苦、肯担当的精神成了鲜明的城市气质。其次，南通的教育文化重视“做人”教育。强调“做人”是南通教育文化中继承传统的又一重要特征。儒家文化强调并深化“做人”的教育立场，张謇在南通师范开学典礼的演说中满怀深情地对学生提出“开拓胸襟，立定志愿……不妄自菲薄，自然不妄自尊大，忠实不欺，艰苦自立”等期望。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学会“做人”的道理。再次，南通的教育文化强调面对现实。张謇先生认为“欲雪其耻，而不讲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普及国民教育则无与，教育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其逻辑起点就是现实。他主张学生要“艰苦自立”，也是当时的南通、当时中国不可回避又不得不面对的实际。最后，南通的教育文化有鲜明的“学而为用”意识。张謇认为：“自其成童至于弱冠必责以尽读全经，而经乃徒供弋取科举之资，全无当于生人用。”他主张“求应用学，复本体明”“求人之长，成己之用”。对张謇等先贤而言，国力衰弱、危机四伏的中国不可闲而论道，要以“致用”为目标而学。

进入21 世纪，南通提炼出“包容汇通，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继承了100 年前南通先贤敢为天下之先的勇气精神，也展示了南通开阔包容的胸襟，彰显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格局与气度。当下南通的发展是在中国现代城市格局大变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南通一度发展的速度落后于明星城市，但南通人对教育的重视依然如故。近20 年南通经济、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其提出的城市精神相契合，而其背后，是南通坚持“崇文重教”“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教育执着。

三、教育滋养城市文化精神

虽然马克思证明“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虽然城市如南通，其先贤实际上也是通过发展工业为基础，而后逐步提升南通城市的文化教育，但人类文化发展史也清楚地表明，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附属物，它并不是全然地跟从物质基础的步伐，有时会先于社会经济先行繁荣。城市的文化不但要继承和积淀，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滋养与丰富。我们认为，对既有文化要素在继承的同时注入时代雨露，使其以更灿烂的面貌呈现于世人的面前，并影响人们的文化认同，这就是“滋”。对新生的文化形态、文化精神，以积极开放的心态为其提供发展的空间，为其更接近于城市文化精神，更契合人们日常文化需要而提供便利或助力，这就是城市文化的“养”。无论“滋”或“养”，教育都是最关键的手段和内容。从教育入手主动营造、创造文化的氛围，是城市文化精神塑造的内在发展动力。

1.教育促进城市文化扎根。

变化是事物的常态，发展是城市的追求。借助现代科技的物质发展突飞猛进，但文化的发展并不可能如物质建设那样日新月异。虽然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发展也是此起彼伏，但其本质大体上是稳定的。这就说明，社会文化一方面会伴随社会其他要素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社会文化中一些与区域、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人的内在质地相统一的文化要素会在表面的变化中呈现相对的稳定。因此，城市文化中变化的部分受其他社会要素的影响，而稳定不变的部分需要我们梳理与重视。南通城市文化中稳定不变的部分就是南通学子“艰苦自立”的精神。南通学生呈现给世人的印象是——“学霸”，这不仅是因为南通高考的佳绩，更是对南通学子拼搏精神的认可。当代城市过度强调其变化与发展，而忽略城市相对稳定的精神气质，各城市走出的学生大多没有地方文化的底色。因此，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在小学或初中阶段开设介绍本地文土历史的“市本”文化课程作为中国文化课程的必要补充是当前各城市必须实施的工作，是促进城市文化扎根的重要举措。

2.教育揭示城市文化价值。

文化总给人以抽象的感觉，而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则清楚，文化既有其精神性的抽象部分，也有实实在在的载体与形态的具象部分。如果说抽象的部分需要更长时间的积淀与筛选，那么具象的文化项目、文化工程就是政府、文化工作者可以着力关注的部分。比如，城市中具有文化代表性的建筑、风物的保护，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等。只有通过教育，人们才可能从纷纷扰扰的物质世界中抽身出来，逐渐重视自己身边文化载体的精神价值；只有在教育的不断深入中，人们才能在质态的世界里寻找到自己精神寄寓之处。南通建立了师范教育博物馆、红色师范纪念馆等优秀的教育文化载体，编修了南通地方的教育文化史，借助教育相关的途径让南通的城市文化有了切实的载体和育人的价值。

人是文化生成、传播、积淀的根基，脱离了人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南通先贤对南通教育变革的根本，是让教育走进大众的生活。这从根本上让南通获得了别样的城市文化精神面貌，也从中获得了发展的生机。当代南通承继教育文化传统，胸怀天下重做人，面对现实重实用，形成了“中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的教育口碑。在新的发展契机面前，南通建立“导师团”，以培养李吉林式“儿童教育家”提升教育质量；通过集团化、师资流动形成良性的教育生态，提升教育内涵，为南通基础教育的高层次均衡发展提供动力，滋养新时代南通的城市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