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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2021-12-02张营广

北方论丛 2021年1期
关键词:范式经济学经济

张营广

从科学发展史角度看,尽管西方经济学范式存在根本性缺陷,但其范式运动所呈现出的规律性经验,对于我们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学范式反映哲学观差异

范式是一个包含观念范式、方法规则与基础假设的多层结构系统。范式的形成与转换是科学哲学运动的核心内容。任何科学的发展都遵循着“范式—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范式”的逻辑模式[1]4。截至目前,西方经济学范式运动已表现出如下形式:一是继承原有范式的“硬核”而调整其“保护带”;二是对原有范式之“硬核”进行部分调整以使其接近于解释现实状况;三是对不同学派研究范式的“综合”,即通过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而形成新的框架体系;四是对不同理论流派研究范式的“交汇”,如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交融;五是由学科交叉所引致的范式多元化趋势,如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

“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通过理性演绎的唯理论思维和数学建模及计量实证的量化分析,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为几个很少变量的函数关系,再通过对这些变量的数学分析与求导对社会经济的运行进行诠释”[1]55。就其哲学观实质看,理性经济人假设构成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之硬核,在方法论上倡导个体主义、唯理论和演绎法,主张通过数学模型进行均衡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对推动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范式结构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人”假设,主张通过“逻辑—历史分析”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以超越“均衡—静态分析”单纯的预测与检验功能等。

经济学范式转换推动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基础上持续进行理论创新,先后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任务。此后,他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全面回答了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怎么看、怎么办的重大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3。从推进经济学范式创新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综合”“交汇”“交叉”不同经济学范式的基础上,整体建构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框架。

二、对经济学范式的“综合”

“综合”是指将不同学派理论观点兼收并蓄、有机融汇到一个新框架体系中。综合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它是经济学家构建新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在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西方经济学界出现过三位以综合创新闻名的大师级人物及其代表作,即穆勒与《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马歇尔与《经济学原理》、萨缪尔森与《经济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及其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合出发,提出“新时代”重大政治论断,作出“新常态”重大战略判断,提出“五位一体”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新时代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1]7,无疑是一次重大综合。

(一)“新时代”重大政治论断

对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性质的科学认识,是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根本之所在。“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对‘第二次结合’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重要的理论建树,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为坚实的方法和理论基础”[3]10。新中国成立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党的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八大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党和国家事业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变革,取得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一重大政治论断,赋予党的历史使命、理论遵循、目标任务以新的时代内涵,为我们深刻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时代坐标和基本依据。

(二)“新常态”重大战略判断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概念的提出,是习近平在科学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准确把握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从时间上看,新常态是我国发展由盛到衰再到盛不同历史时期更替变化的结果。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奇迹。在增大经济体量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三期叠加”问题。从空间上看,新常态是我国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模式面临新挑战的体现。充分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是我国实现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贸易进入低迷期。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人口红利转折点的提前到来,劳动力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使我国出口需求增速出现拐点。

“新常态”一词早在2002年就见诸西方媒体,它与新平庸、长期停滞等概念一起被用来描述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增长趋势。从全球视角看,这一系列概念都是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状况的悲观描述。习近平提出的新常态,表述上虽然借鉴自西方,却已按照我国语境进行过创造性转化,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认识、适应并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我们要“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4]。在新常态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要求。

(三)“五位一体”新发展理念

在新常态下,我们首先“要把树立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搞清楚”[5]197。“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6]774。新常态虽未改变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基本面总体向好的基本判断,但改变了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习近平科学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紧迫任务,围绕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问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包含增强发展动力、协调发展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高发展内外联动性、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等重大思想,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促进、紧密相连的有机整体。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项深刻变革。

新发展理念来源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们党针对我国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深刻总结分析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主导理念。它凝聚了关于发展理论探索的先进共识,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升华了我们对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包含对全球经济增长及发展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的探究,反映了我们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回应了发展目的、方式、路径、着力点、衡量及共享问题,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发展中国家摆脱传统增长模式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自“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先导的一套政策框架。

(四)“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的解放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旨归。人民性既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和人民性向来是一致的、统一的。“纵观历史,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战争、赶走日本侵略者,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7]41。

在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期盼孩子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宗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其他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一条基本方略,规定了发展的根本目的,具有绝对的统领性。

三、对经济学范式的“交汇”

“交汇”指代经济学不同流派范式之间的融合运动。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是经济学范式交汇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它既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核心假定、分析方法和研究工具,也汲取了制度学派强调制度结构变迁研究传统,实现了边际分析与制度分析的交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市场功能”与“政府作用”、“追求经济增长”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经济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的交汇。

(一)“市场功能”与“政府作用”的交汇

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亚当·斯密系统提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之前,东方市场经济文明要比西方的发达很多。吊诡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条式理解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模式,造成了人们思维的僵化——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在国内外一系列重大挫折面前,我们党的领导核心逐渐解除思想禁锢,回归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推进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日益廓清市场与计划的联系和区别。在深入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同时,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现了对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根本突破。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党的十四大之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对市场作用作出逐步升级的强调[8]7。党的十五大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更高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出现了逐步退缩和弱化现象。在综合我国实践发展和理论探索、交汇中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基础上,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推进政府与市场交汇方面取得重大理论突破。

(二)“追求经济增长”与“全面深化改革”的交汇

不可否认,从发展理念上看,如何分析并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以促进经济增长,一直是西方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未形成成熟定型的政治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国进入大规模社会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期。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使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产生了严重认识不足,造成思想路线上的错误。面对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落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开始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范式注重发展的理念,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回归“发展是硬道理”路径,社会主义建设迎来历史性转折。此后,我们党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场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体制,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的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改革与增长之间既相互依存也存在非均衡性张力。我国在经济增长理念上经历了从唯GDP论粗放式增长到集约式增长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坚持正确改革方法论,提出一系列重要论断、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创造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实现了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根本理念上的变化。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交汇西方经济学范式关于经济增长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体现了我们党关于改革开放思想的重大创新。

(三)“推进经济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的交汇

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助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率先跨入现代世界。在廉价商品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向世界扩散。私有制下的盲目生产与“无政府主义”或“守夜人”的结合,给西方国家经济运行带来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危机,使社会总体福利遭受影响。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9]。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呈现经济体制改革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同向并行的双重逻辑,而且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依赖于政治改革尤其是执政党本身的变革和发展。习近平指出,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从根本上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7]P68。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进入新时代,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我们党面临的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面临的风险是尖锐的、严峻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伟大自我革命,对党、国家和民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实现经济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的交汇,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

四、对经济学范式的“交叉”

“交叉”是指方向不同的几条线或条状物互相穿过。“经济实践的广泛性、复杂性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开放性、创新性使得经济学的范式出现了一种多元化的新趋向。这种新趋向呈现出学科交叉、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旧范式的推陈出新等几种形态,成为目前和今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新趋向”[1]297。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面临着在多元交叉中继续发展的时代命题: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了产业、市场、收入分配与协调、绿色、开放、经济体制的交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了制度学派、新结构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交叉;新发展格局实现了全面开放发展与人类共同命运的交叉。

(一)现代化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数量规模快速扩张特征,经济运行中积累着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在新时代,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和条件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如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减弱、后发技术优势不断缩小、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加大、低端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部分领域杠杆率过高等,经济结构面临重大转变。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转方式、优结构、换动力关口的迫切要求,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是在科学认识经济运行客观规律基础上主动求变、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的体现。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环节、各层面、各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创新驱动是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空间布局的必然要求;开放型经济是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国际竞争力的客观需要;经济体制改革是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一个重大理论命题”“一个重大实践课题”[10],既要借鉴发达国家有益做法,也要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从西方经济学不同范式流派重点关注“产业、市场与收入分配”到现在重点强调“协调、绿色、开放与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思想在实践中实现了对不同经济学范式的交叉。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学派滥觞于西方社会经济滞胀状态下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通货膨胀加失业的双重困境,打破了菲利普斯曲线关于二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在反思凯恩斯主义的历史潮流中,供给学派认为,减税可以大幅增加供给从而刺激经济活动,割裂了需求侧因素与供给侧因素的联系。结构性改革是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一种世界性经济政策实践。它置不同国家具体国情于不顾,主张发达国家通过鼓励竞争与价格灵活性、强化市场机制作用而减少政府规制,主张借贷国家实施多项结构性调整项目等。从实践效果看,它越来越走向收入差距扩大与国家保护主义两个极端。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为供给学派与结构性改革背书的新自由主义理念遭到世界性的批评,二者的弊端也得到充分暴露。

“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11]。习近平指出,以新常态引领经济工作,坚持新发展理念,要求我们辩证认清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都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前者注重短期调控,意在解决总量性问题;后者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意在解决结构性问题。在新时代,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其产生根源不是周期性总量性原因,而是重大结构性失衡。这意味着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关键,不在于通过刺激需求以实现“V”形反转,而在于从供给侧入手挖掘传统增长动能潜力、创新发展获得新增长源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特定语境下,对我国发展阶段变化、面临的重大挑战、当前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及其解决方式的准确概括。它既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研究范畴、概念术语,又注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体性视角去分析社会经济运行背后的“性质和原因”[12]Ⅵ,在扬弃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范式的同时,实现了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交叉。

(三)逐步形成新发展格局

主动参与和推动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是在新时代新常态下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经济形势比之前更为严峻。在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以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对我国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面向未来,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3]。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体现了我国发展战略转型的科学内涵,还适应了国内基础条件和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特点。投资、消费、出口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重视发展和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依存度在一度达到巅峰期的65.17%。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虽然我国一直在努力降低外贸依存度,但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外贸依存度仍有不小下降空间。降低外贸依存度在客观上要求扩大国内市场消费能力,提升国内市场消费结构和水平。我国经济是“一片大海”[14],拥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要把这种客观优势变为竞争实力,要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不断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五、结语

从经济学范式运动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既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范式综合的成果,也是交汇、交叉西方经济学不同范式的成果。它在推进经济学范式创新上的贡献,不但改变了西方经济学范式在理论界的主导地位,而且将当代经济学理论发展推向了一个全新高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性、实践性、历史性、世界性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理论,在指导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和我们党伟大自我革命的历史进军中,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推进而持续发展、不断丰富、更加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必将在“综合”“交汇”“交叉”经济学范式方面作出更大贡献,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成熟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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