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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

2021-12-02高焓迅

北方论丛 2021年1期
关键词:米尔乌兹别克斯坦一带一路

高焓迅

作为中亚地区大国,乌兹别克斯坦既是推动中亚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积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将提高中亚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水平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基于外部条件、内部发展水平和整体路径选择的不同,“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景在于一体化”虽为地区多国的共识,但事实又令人有些失望。那么,米氏新政下的一体化战略有哪些特点?乌兹别克斯坦能否推动本地区一体化向前发展?其对“一带一路”又将带来哪些影响?

自苏联解体以来,原加盟共和国相继提出的“去一体化”和“一体化”就成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各国一体化战略的发展演进和取得成效,不仅国内外理论界莫衷一是,而且本国的政界和民众也没有一致看法[1]5。从宏观全球视野来看,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受阻和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是“百年未有大变局”下世界经济和政治大调整的表象之一。从中观区域视角看,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处欧亚枢纽部等天然因素,使中亚地区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调整的重要变量。从微观国家视角看,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发展方向和合作方式,其成功与否,亦将对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外交战略选择、区域一体化合作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一、乌兹别克斯坦区域一体化的战略选择

发起国的推动因素是区域一体化研究的重点。就推动力而言,一般区域一体化的推动力由若干部分组成,如领导国选择以及国家政治性、安全性、经济性和文化性等动因混合而成。就制约因素而言:在内部,参与国对主权的敏感性,不同国家间政治制度、安全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对外政策的差异性;在外部,大国介入、其他次区域组织竞争等。可以说,能否有效管控内外部制约性因素,成为区域一体化形成与发展的前提。

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外交工作的优先事项。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卡里莫夫与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都是区域一体化的倡导者,但由于两位领导人对一体化战略的选择不同,导致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成效也截然不同。

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选择伴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苏联解体后,新诞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国家发展道路与优先方向的选择对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选择产生直接影响。从政治方面看,苏联解体前夕的思想混乱和政治方向迷失对新诞生的中亚国家产生负面影响,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成灾、党群关系对立、民族关系紧张,宗教极端势力猖狂导致。由政治混乱导致安全环境急剧恶化,从起先的学生抗议、民众游行,逐步演化为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为代表的极端组织制造的恐袭不断。安全是包括经济发展在内国家一切活动的基础,同时,由于原有的经济联系中断、没有联盟中央的补贴、经济改革的不适应、国内缺乏稳定的投资发展环境以及俄罗斯自由激进主义的负面影响,导致中亚五国中经济恢复最好的乌兹别克斯坦,在1999年仅达到1991年的95.2%,甚至没有达到苏联时期的发展水平[2]141。

卡里莫夫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重视政治、安全一体化发展。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国家面临建立主权国家与经济社会转型的双重重任。旧制度轰然倒塌,新制度没完全建立起来,伴随国家转型,大量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大量涌入,如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致使国家治理能力相对滞后,新政权无法逐一应对,甚至无法优化治理顺序。由此而导致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激增,新生政权随时面临“夭折”的风险,国家对政治安全一体化诉求明显大于经济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的更像是发挥政治社会稳定“减震器”作用。

为应对日趋严峻的政治安全威胁,在政治安全一体化方向,1992年5月,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六国首脑签署“独联体国家集体安全条约”,1993年9月至12月,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白俄罗斯等三国也宣布加入该条约,1994年12月,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参加独联体十二个国家的国防部部长通过“独联体国家集体安全构想”。由于原苏联空间内不同转型性国家的差异与矛盾,卡里莫夫时代的一体化战略更像是对大国中亚政策的一种策略应对,政策摇摆性较强。在政治安全上,1998年乌兹别克斯坦加入由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的四国集团(“古阿姆”),古阿姆随后演变为部分独联体国家组建的反俄集团,成员国均与俄罗斯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如摩尔多瓦的“德左”问题、乌克兰的“乌东”问题、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问题、阿塞拜疆的“纳卡”问题等。相较于“古阿姆”四国,乌兹别克斯坦不与俄罗斯存在领土争端,2002年随即宣布暂停参与该组织的活动,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以“不能落实组织章程中的有关规定”,直接退出该组织。

“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世界公认的主要威胁,包括长期对乌兹别克斯坦产生重大威胁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等均遭到美军及北约联军的沉重打击。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国际反恐联盟”并为美国及北约军队提供汗纳巴德机场在内的军事基地,每年租金为1000万美元[3]85-86。2002年3月,美乌签署“美乌战略伙伴和合作框架宣言”,乌美在强化军事安全合作的同时,根据宣言内容,两国还把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和“开放和民主的制度”纳为两国合作的重要内容[4]。在与美合作初期,卡里莫夫总统曾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希望国际反恐联盟继续在中亚驻军,因为这有助于阿富汗乃至整个中亚地区局势的安全与稳定[5]。美欧等西方国家合理合法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后,通过不断向执政精英和民众灌输西方理念等方式,对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施加影响,从而确立所谓美式“民主道路”的合法性。2005年5月,在美欧等国的支持下,乌兹别克斯坦爆发震惊内外的“安吉延事件”,而且事后证明,极端组织“阿克拉米亚”与“安吉延事件”不无关联。乌兹别克斯坦与外部大国的政治军事合作没能给乌兹别克斯坦带来稳定与繁荣,反而使乌兹别克斯坦安全问题更为严峻。2005年7月,乌兹别克斯坦正式通告美方,要求其在180天内全部撤离,2006年8月,申请加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1)2012年乌兹别克斯坦再度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经济一体化多为应对危机的临时性举措。1993年7月,俄罗斯单方面以“俄罗斯卢布”取代“苏联卢布”,通过实际解散卢布区减少对中亚国家的财政补贴,进一步扩大苏联解体对中亚国家的经济冲击,使原本就捉襟见肘的中亚国家财政雪上加霜。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地区大国,影响自然最大[6]。1994年1月,乌哈两国在塔什干共同签署“统一经济空间”的协定,决定自当年2月1日起建立两国共同市场,实现劳动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同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宣布加入该协定。三国宣布建立三国统一经济空间,即“中亚经济联盟”。1998年3月,结束内战的塔吉克斯坦宣布入盟,同年7月,“中亚经济联盟”更名为“中亚经济共同体”,2002年再次更名“中亚合作组织”。由于中亚合作组织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也没有解决现实问题,反而像是对俄罗斯忽视中亚政策的一种集体性应对[7]197。2004年,俄罗斯宣布加入中亚合作组织,并于2005年10月,中亚合作组织并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2006年2月,乌兹别克斯坦成为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2008年乌兹别克斯坦以“组织缺乏效率,无法使乌方收益”为由退出该组织。乌兹别克斯坦希望大国介入乌兹别克斯坦同周边国家矛盾。在2006年阿斯塔纳元首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了建立“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的倡议。在2011年西安欧亚经济论坛上,中、俄、塔、吉等四国能源部代表联合发出了尽快建立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的倡议,但在2007年上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上,乌兹别克斯坦代表指出,“乌塔、乌吉之间存在包括水资源在内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乌认为当前不适合建立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8]。基于上合组织“协商一致”决策原则,乌兹别克斯坦实际是否决了建立“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提议。

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体化进程具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共性。从优势侧看,乌兹别克斯坦具有地缘、人文等传统方面的优势,如果实行一体化进程,可以大幅改善中亚国家广泛存在的能源、交通、水资源保护和利用、粮食安全、环保、联合打击“三股势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区域国家共同发展。从劣势侧看,第一,中亚国家的独立不是瓜熟蒂落的过程,而是国际偶然事件爆发演变的结果。这导致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许多中亚国家在独立后对国家主权过度敏感,过分强调于本国利益而忽视他国利益。第二,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一体化进程需要有较为雄厚的经济资本为支撑,而这一点恰好是乌兹别克斯坦等转型性国家的“软肋”,资金不足严重制约一体化进程。第三,领导者分歧。从中亚国家一体化进程看,哈乌是主要推动者,但其他中亚国家对两国存在或明或暗的保留和消极意见,有的甚至存在战略疑虑,两国均没有在中亚国家间形成区域领导力,导致中亚一体化推动力不足。第四,外部因素。中亚是世界大国的角力场,乌兹别克斯坦还被一些大国认为是“战略支轴国家”。世界各大国纷纷在此提出本国的“战略”“计划”,得到中亚国家普遍认可的极为少见,这也导致中亚区域一体化思想分化。

此外,在经济一体化层面,还有两个较为现实性的因素阻碍,一是出口商品竞争力较低。由于没有深加工的产业技术和装备、生产不出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导致商品市场十分有限,邻国间还存在同质竞争的尴尬,如在卡里莫夫时期,乌兹别克斯坦通过提高关税和消费税限制哈萨克斯坦商品在本国的贸易活动[9]。二是开展有效多边合作的难度较大。以中吉乌铁路为例,该项目早在1997年的“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组织”在巴黎会议上就已经提出,但至今仍处于论证阶段。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最关键的问题是吉乌两国对铁路走向存在较大分歧。吉尔吉斯斯坦希望铁路从中国出境后经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再与乌兹别克斯坦连接,主要原因是吉尔吉斯斯坦工农产业多集中在北部地区,与中乌铁路相连更有利于提振吉尔吉斯斯坦本国经济。乌兹别克斯坦方希望铁路经吉南部再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铁路相连,主要原因在于这样规划路程较短、节省投资,同时也有利于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地区的开发。由于两国分歧较难弥合,加之中吉乌公路已经开通运行,中吉乌铁路项目一拖再拖。

2016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卡里莫夫去世,同年12月,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上台执政。2017年2月,米尔济约耶夫总统颁布了其执政的纲领性文件《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进一步发展战略》。根据《战略》的指示精神,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同期发布了《2017—2021年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五大优先方向行动战略》,明确战略细则。米氏新政的五大战略方向,包括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经济发展现代化、司法体系改革、加大民生保障力度和实施和平、建设性的对外政策。由此,乌兹别克斯坦在米尔济约耶夫的领导下拉开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序幕,乌兹别克斯坦新一轮一体化战略与卡氏一体化路线存在诸多不同。

二、米氏新政与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的特点

对外经济活动的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技术现代化及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融入世界经济与该国经济的深化改革和结构转型密切相关。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通过先内后外、先经后政、先周边后大国的方式推动一体化战略。对内,米氏新政着重于政府机构改革,其主要目的是打通行政梗阻,为经济社会发展扫平障碍。通过机构拆分、整合、取消和重建等方式,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米尔济约耶夫执政以来,内阁成员全部撤换,副总理平均年龄五十岁,且多具有专业领域的工作背景。上台伊始,米尔济约耶夫就多次强调,“批评分析、严格纪律和主体责任”为所有官员每日的“必修课”。

优化政府职能部门是其“新政”的重中之重。在卡里莫夫时期,乌兹别克斯坦官员数量庞大,政府各级部门、机构冗杂繁多,且职能重叠、盘踞一方,严重影响行政效率和政府形象。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随即对政府职能部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对阻碍发展的机构进行拆分、整合,有的甚至取消,乌兹别克斯坦还需要对存在空白的领域设立一批新的政府机构。从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部门看,2016年12月,米尔济约耶夫下令成立了国家发展旅游委员会,并在各地设立代表处;2017年3月,下令成立国家投资委员会;同年4月改组经济部和对外经贸部;7月,国家税务委员会;11月,成立创新发展部。与此同时,人事改革的力度也很大,卡里莫夫时期的“权臣”——第一副总理阿济莫夫被解职,更换原国安总局局长伊纳亚托夫,辞退原经济部500多名官员,上台后两年,从内阁到强力部门,从中央部委再到国有企业,米尔济约耶夫的机构改革和人员调整遍及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各个部门和关键岗位,与之替代的是一大批年富力强、拥有专业知识和工作背景的精英骨干。

通过发展经济扎稳政治基本盘,评价标准应聚焦于民众的切实获得感和营商环境的改善。新政致力于解决长期存在的传统陋习和社会治理难题。敢于倾听民意、直面现实问题、重视惠民举措是米氏新政的一大特点。包括设立信访办、杜绝强制劳动、提高妇女社会家庭地位等。上台伊始,米尔济约耶夫以总统令的形式直接提出,要在未来五年内落实67个医药领域的项目,对药品实行批发、零售的价格上限,对167种常用药和22种药材实行固定价格制。在2016年的“宪法日”活动上,米尔济约耶夫强调,官员要了解人民疾苦和需求,并宣布在总统办公厅设立总统信访工作监督和协调署,在各市和区设立了信访办,建立人民与总统的直接对话渠道。在民生福祉上,政府多次上调最低工资、提高退休金等标准,完善税收制度,降低增值税税率,延长企业还债期限,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等。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政府将招商引资、扩大出口作为工作重点,取消延续二十多年的外汇管制政策,大力推动税收、海关等制度改革。通过一系列“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乌兹别克斯坦民众的幸福指数显著提高,国际营商环境极大改善,被世界银行列为十大国际营商环境改革成效显著的国家。

建立本国自贸区强化国际合作和接轨。在国内侧,乌兹别克斯坦相继建立了花拉子模、乌尔古特、吉日杜万、浩罕等四个新的自由经济区,大幅改善国内经商环境;政府成立创新发展部等专职部门,制定专门经济发展规划。在国际侧,加强与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积极寻求支持和援助;主动对接国际标准,包括对接ISO等在内,涉及农产品、机械制造等数十个领域百余项国际标准;大力推动外汇改革,实现不受数额限制自由兑换外币。通过设立自由经济区、改革税收体制、降低外资准入门槛等实际举措之后,乌兹别克斯坦从2015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的第141位,到2019年跃居第74位,来乌兹别克斯坦的外资企业主要来自俄罗斯、土耳其、中国、哈萨克斯坦、韩国和日本等国家,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农业和交通基建领域。

围绕“五大优先发展方向”,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解决长期制约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在国际协作层面,则强调“经济合作挂帅”,修复并提高与邻国间的关系水平,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参与双边及多边务实合作,反哺国内经济发展。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的对外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优先发展邻国间关系。在与邻国交往中,释放极大诚意,着重与邻国解决存在的边界、水资源争端,淡化分歧、扩大合作,恢复与邻国的口岸和交通,为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提供便利。

重视周边、改善周边是米氏新政最大看点。米尔济约耶夫高度重视和发展与邻国间的关系,并多次强调,“发展与邻国的友好关系是乌外交的首要任务”。2017年3月,米尔济约耶夫正式访问土库曼斯坦,把就职首访放在邻国,显示出其对周边外交的高度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卡里莫夫总统在世时,仅在2007年访问过土库曼斯坦一次。而米尔济约耶夫执政后,仅2017年就访土三次,实现了乌土关系的重大突破。与哈萨克斯坦的关系是中亚地区最重要的一组地区国家间关系之一。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乌哈关系迅速升温,双边合作因首脑外交迈上新台阶。2017年3月,米尔济约耶夫访哈;同年10月初,时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对乌回访。两国关系提升对整个中亚地区稳定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米尔济约耶夫实现对吉塔两国的访问,乌吉、乌塔关系得以修复、升级。2017年,米尔济约耶夫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两次,从而使原本充满猜忌的双边关系重新走上了良好发展轨道。2017年9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出席了在撒马尔罕举行的卡里莫夫葬礼,为出席该活动的三个国家元首之一。2018年3月,米尔济约耶夫实现访塔,成为双方关系改善关系的标志性事件。

据统计,仅2017年,米尔济约耶夫就出访了60多个国家,签署了200多份政府间协定,其中,中亚邻国是其优先关注的地区。2017年,米尔济约耶夫访土3次、访吉2次、访哈1次,其试图通过高层会晤带动中亚邻国间关系改善的预期初步实现。可以说,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邻国之间的互动频率之高、关系改善幅度之大、合作成果之多,远超预期。有学者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即米尔济约耶夫本人的角色转变以及巩固自身地位的需要,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发展的需要[10]。

2018年4月,米尔济约耶夫签署了“关于根本完善外交部工作”的总统令,指出外交系统存在的九大问题,提出要推动“经济外交”和“公共外交”等。同年7月,乌兹别克斯坦宣布实行电子签证制度,为过境乌兹别克斯坦的101个国家旅客提供停留期不超过5天的免签证便利措施。积极开展对外友好合作助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经济全面发展,仅2019年上半年,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额同比增长近30%,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1.6倍。

区域一体化不是简单的国家间经济合作,而是至少以经济合作、政治合作和安全合作的综合性国家间协调。结合世界各国发展区域一体化的经验,比较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的发展脉络,也不难看出,地区性国家发展区域一体化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建立与大国的一体化来锁定本国的市场化体制,并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达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纵观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体化战略发展进程,其内外政策具有显著的传承性。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与首任总统卡里莫夫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表现出诸多共性特征。如二者都重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前者认为,“一带一路”是上合组织最重要的合作内容,后者强调,“中国是我们最可靠的伙伴”[11]同时,二者存在诸多个性特点。如在卡里莫夫时期,重视一体化进程中的权力因素;米尔济约耶夫则重视一体化合作的实际成效等[12]32-33,42-55。

三、中乌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逻辑

从区域合作的理论上说,区域合作需要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合作中要有大国引领;二是合作的潜在收益要足够大[13]40。自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上台以来,乌兹别克斯坦积极优化、改善对华关系,为开展区域一体化创造前提。就经济领域而言,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围绕提升本国商品竞争力、融入全球价值体系展开。对内,乌兹别克斯坦把大规模兴建交运基础设施与提振本国加工制造业相结合,优化产品服务质量,打造具有较高附加值的商品;对外,乌兹别克斯坦将大规模招商引资视为“国策”,引进先进技术和外部投资,为提升本国产品竞争力、对接世界主要市场创造条件。

基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现实国情因素考量,中乌“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乌兹别克斯坦参与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组成,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高质量产品走向世界的优质平台。

发展区域一体化是乌兹别克斯坦等内陆国家走向世界的“捷径”。作为地理上“双重内陆国”的地区文化中心,乌兹别克斯坦有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国际物流中心的潜力,乌兹别克斯坦通过一系列措施激发过境运输潜力,优化产业配置,在供给侧,通过提升商品附加值来弥补交运成本;在需求侧,建立较为完整的运输和物流体系(2)以亚行数据为例,乌兹别克斯坦出口消费品价格中的运输成分比世界平均成本高2.5—2.6倍。。就“中亚一体化”而言,有学者认为中亚一体化正值机遇期,在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泛起、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之际,中亚国家间关系明显回暖,中亚国家均将发展区域一体化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和优先发展方向,尽管中亚一体化存在诸多现实难题,但共同诉求远大于彼此分歧,前景可期。也有学者认为,中亚一体化是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既是对“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积极呼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推动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转变[14]。

乌兹别克斯坦采取交运基建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方式助力一体化。根据乌兹别克斯坦《2015—2019年发展现代化通信和道路—运输基础设施规划》,乌兹别克斯坦计划在2015—2019年修建并改造1227.8公里公路,包括购买993套道路养护设备和38套修路设备。根据该规划,乌兹别克斯坦旨在形成“洲际物流中心”,从“东西向”的中国—欧洲、“东南向”的中国—波斯湾,“南北向”的印度—中亚的横跨欧亚大陆的陆路交通网络,为乌兹别克斯坦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条件,并满足人民对高质量运输服务的需求提供条件。作为配套设施,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编制了包含870个大型投资项目、总投资额达380亿美元的项目清单,通过新建415家企业、改造455家现有工业企业,对包括纺织成品和半成品、油气原料的深加工、电子及家用电器、日用化工、现代建筑装潢材料、皮革、食品及制药工业等工业领域进行设备工艺的现代化升级改造[15]。2019年6月12日,米尔济约耶夫总统签署《至2035年运输系统发展战略》,该战略提出至2035年,在国内层面,以大幅提高交运质量为目标,指出无论本国公民居住何地,确保在一小时内到抵达最近的公交站点;在国际层面,以成为重要新兴洲际交运走廊为目标,提出加速融入国际运输领域,建设具有较高竞争力的物流服务中心,为发展运输服务出口创造条件[16]。

交运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乌兹别克斯坦产业经济快速发展。据乌兹别克斯坦官方统计,截至2019年,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和579.1亿美元,同比增长5.6%,人均GDP为1724美元,实际增长3.6%[17]。工业为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产业,其产值约210.8亿美元,占GDP的36.4%,同比上升3.8%。与此同时,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呈现出“中低端制造业比重明显上升,低端和中高端制造业比重出现下降”的趋势。低端制造业占加工业比重由2018年的38.9%降至37.5%,中低端制造业比重由29.8%增至35.5%,中高端制造业比重由29.7%降至25.5%,在工业产值中,66.7%来自加工业,同比增长11.9%。在加工业中,轿车、货车、拖拉机、汽车发动机等均呈两位数增长,随着乌兹别克斯坦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化进程提速升级,工业比重有望进一步提升。

中乌务实合作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上台后,中乌务实合作快速发展,在贸易层面,两国自2016年来签署多项文件,涉及多个领域(3)如《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协议》(2016年)、《中国商务部与乌兹别克斯坦外经贸部关于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6年)、《中国商务部与乌兹别克斯坦外经贸部关于大宗商品贸易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6年)、《中国商务部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投资委员会关于在乌兹别克斯坦建设中小型水电站的合作协议》(2017年)、《中国商务部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投资委员会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备忘录》(2017年)、《中国商务部与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部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7年)等文件。参见:中国乌兹别克斯坦经贸概况,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经参处,2019年3月24日,http://zykjfwz.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802&id=316。。在金融领域,两国正在发展金融领域合作,如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合作,为乌兹别克斯坦实施大型经济和社会建设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公司和银行的参与下,乌兹别克斯坦建成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如修建了长19公里的“卡姆奇克”铁路隧道、德赫卡拉巴德钾肥厂、昆格勒碱厂以及在吉扎克自由经济区的投资项目。正在建设中的一些大型项目,如在安格连经济自由区的轮胎厂和在纳沃伊的化工综合体都有中资合作的身影[18]。在大项目合作上,自2009年中亚天然气管道A线通气完工,中国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共同建设,至今已经形成A、B、C等三线并行的输气格局,每年从中亚国家输送到中国的天然气,约占中国天然气消费总量的15%以上[19]。

上合组织成为助力乌兹别克斯坦实现一体化战略的重要平台。中乌均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自上合组织成立以来,组织以“上合组织宪章”“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遵循,构建起“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其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重大创新,开创了区域合作的新模式,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20]。2016年6月,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指出:“中俄主张在开放、透明和考虑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包括可能吸纳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和东盟成员国加入。”中俄是对中亚地区影响深远的大国,从事物的发展逻辑来看,构建“欧亚全面伙伴关系”是中俄两国战略对接、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目标期许。2020年4月28日,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议会下院)投票通过了乌兹别克斯坦以观察员国身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法案。2018年10月,普京总统率代表团访问塔什干,并签署了包括在乌兹别克斯坦建设首座核电站在内的785个合作项目[21]。有学者指出:“俄罗斯影响力在中亚回升的势头,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当地社会文化中质疑中国影响力上升的声音。”[22]

投资领域是中乌“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重点。2019年,乌兹别克斯坦共吸引外资121亿美元,其中,外国直接投资51亿美元,国家担保的外国贷款40亿美元,非国家担保的外资贷款30亿美元。加工领域投资建设是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利用外资的重点,占总利用外资的三分之一左右。2020年11月,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拟举办首届“国际投资论坛”,由于疫情原因,该活动日期由原先的3月一再推迟。尽管如此,乌兹别克斯坦官方十分重视本次活动,从规模看,该活动为落实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加强吸引外资”的国际倡议精神,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领衔成立专门组委会,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和外贸部负责具体执行。从时间看,2020年2月1日乌方就已基本完成筹备任务,以期振奋民心、保证2021年总统大选顺利进行,同时加强吸引外资力度,减缓疫情造成的经济压力,确保“五大优先发展方向”顺利进行,复兴昔日中亚强国地位。活动采取“主论坛+分论坛”相结合的模式。分论坛设有“商业开放”“区域联系”“科技创新”等三个板块。其中,“商业开放”涉及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多样化、旅游开发、对外贸易、农工业发展、采掘业价值链和经济转型风险管控;“区域联系”涉及中亚区域开放、中亚外贸、交运基建建设、新能源和乌兹别克斯坦全球化战略;“科技创新”涉及乌兹别克斯坦新科技对经济的发展、新能源创新、工业园区建设、现代金融、人才培育和资源管理。最后是研讨交流,主要由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官员就参会嘉宾关心的问题予以解答,阐述政策。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举办此次活动,旨在对外展示积极开放形象,大力吸引外资对乌兹别克斯坦建设,同时,通过举办主场外交提振本国影响力,由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为本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加快融入全球化进程,为引领区域一体化增添动力。与此同时,大力展示新政成果,助力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走深走实。米尔济约耶夫上任后即提出“五大优先发展方向”,并制定了一系列各领域的发展战略、构想和措施,形成与卡里莫夫时代的“关门式发展”鲜明对比。结合2021年为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大选,此次活动极有可能为新政成果“推介会”,体现新政打破封闭,积极改革的形象。

四、疫情下的中乌合作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23],基于人口密度较高、医疗卫生基础较为薄弱的特点,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不少学者对乌兹别克斯坦防疫形势较为悲观,事实是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防疫举措得当,疫情在乌兹别克斯坦蔓延情况整体可控。疫情考验了中乌关系,共同战疫是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脱贫攻坚是下一阶段的共同任务。

乌兹别克斯坦疫情总体不严重,患者以轻症为主,政府管控较得力。自3月24日起实施隔离封闭措施,此后多次延长,至6月28日解除,后因疫情反复,于7月13日起实施部分隔离措施,暂停国内城市间交通,鼓励居民不外出、不聚集,绝大部分工作转为线上进行,严格管理各边境口岸,防止外部输入。截至8月底,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共确诊病例4万余,治愈3.7万人以上,死亡300余人。从6月开始,疫情呈加重趋势,7月每日新增患者300—350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

乌兹别克斯坦防疫举措及时有效,疫情蔓延总体可控。疫情是对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治理体系的大考,乌兹别克斯坦在米尔济约耶夫总统领导下总揽全局。自3月15日出现首例确诊病例后,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多次视频讲话,就亟待解决问题谋篇布局,如动员社会力量积极防疫(3月18日),召开金融工作会议(4月9日)减缓企业压力,召开农业工作会议(4月10日)安抚社会恐粮情绪,召开经济工作会(4月22日),组织企业复工复产,减轻疫情对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社会影响。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着力落实总统指示,迅速推出相应政策。对内,高层领衔成立“防疫特别委员会”;推出封城、封路、限购等限制人员流动的专项举措;发布居民防疫指南,疏导民众积极防疫。对外,停航、停班等限制国际交运措施;寻求国际医疗援助;向伊斯兰银行、亚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借贷,缓解融资压力。需要指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基层社区组织(马哈拉)调动广大民众响应国家号召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取得阶段性防疫胜利的关键。马哈拉主席和长老多由曾在部队、强力部门和政府任职的退休官员组成,与政府联系密切,同时在地方群众中又有较高威望。马哈拉监督、鼓励民众积极抗疫,成为落实政府举措的重要支柱。

至5月,乌兹别克斯坦疫情逐步趋稳向好,6月出现增幅波动,进入7月后,乌兹别克斯坦疫情开始大规模反弹。造成反弹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政府在经济重启和卫生防疫难以两全。乌兹别克斯坦当局在国内防疫取得阶段性胜利后,逐步将工作重点转移至复产复工和解决就业上。乌兹别克斯坦民调机构“国家民意研究所”6月的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受访者(67%)希望国家放松隔离措施,并在疫情较为稳定地区逐步恢复经济活动。另一方面,乌兹别克斯坦民众在疫情向好后防疫意识逐步淡薄。乌兹别克斯坦卫生部医疗专家曾就乌兹别克斯坦疫情反弹表示,确诊病例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隔离管控政策的放宽与部分公共活动的放开,多数病患流入密集的公共场所导致,同时,乌兹别克斯坦50%—70%的确诊病例为外来输入性。乌兹别克斯坦疫情反弹后,米尔济约耶夫发表专题讲话,呼吁提升民众防疫意识,并将再次收紧防疫措施列为政府工作重点。

疫情对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影响较大,面临较大发展压力。自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上台后,乌兹别克斯坦年GDP增长均保持5%以上发展高速,增长势头较强劲,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也陆续出台多项发展战略、规划。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或使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落实一系列经济发展方针政策难度增大。据乌兹别克斯坦国家乌央行预测,2020全年乌兹别克斯坦GDP增长率可能为1.5%—2.5%,全年通胀率为11%—12.5%,固定资产投资由原先10%下降至6.4%,同时,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级融资机构——“复兴发展基金”也对个别既定战略项目重新规划。可以说,税收疲软、公共投资高企自,以及自俄侨汇收入大幅减少(2019年侨汇收入占乌兹别克斯坦GDP的9.4%),导致政府债务压力增大、通胀率保持高位。惠誉预测,2020年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债务将占GDP的34.3%,高于2019年的28.5%,政府债务加大导致通胀率至2021年将不低于10.5%。

疫情当下,尽管存在诸多不利因素,但中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合作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疫情下的中乌合作也不会因一时一事而中断。在疫情期间,乌兹别克斯坦依然视中乌共建“一带一路”为实现乌经济复苏、造福两国民生福祉的重大利好项目。作为首批对华实现战略对接的战略伙伴,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依然努力贯彻落实2018年4月米尔济约耶夫总统签署《关于深化外交部改革及加强落实对外政治经济活动优先方向》的总统令。得益于双方各自稳步推进复工复产和两国政府、企业密切协调配合,一大批合作项目正重启建设。在定期航班尚未恢复的情况下,1000多名中国员工先后乘包机抵乌兹别克斯坦,竭尽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和生产活动正常推进,力争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塔什干三座银行总部办公大楼建设、中乌PVC生产综合体建设、阿汉加兰6200TPD水泥生产线、吉扎克年产200万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苏尔汉河州的沙尔贡煤矿现代化改造、中乌传统医学中心等一批中乌合作项目已回归正轨,为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复苏提供助力[24]。

中乌两国互为全面战略伙伴,疫情面前两国守望相助,共建“健康丝路”。在中国防疫关键期,米尔济约耶夫总统第一时间向习近平主席发出慰问信,同时亲自指示乌兹别克斯坦相关部门紧急提供两次医疗物资,并在国际社会上积极对华声援,为中国加油;在乌兹别克斯坦遭遇疫情之际,中国政府向乌兹别克斯坦输送大量防疫物资,并派出专家组亲赴乌兹别克斯坦防疫薄弱区,解决实际难题,两国专家远程视频会诊。中方毫无保留地与乌方分享行之有效的抗疫举措,双方专家多次举行视频连线,联合工作组还与乌方就开展定期交流,留下了一个“不走的工作组”。中乌发展和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过程,体现出两国元首国家治理的诸多共性特征,即始终坚持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发展互利合作;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始终坚持以人为本,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在疫情期间,中乌两国间患难与共、守望相助,在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同时,诠释了“丝路精神”,践行了“健康丝路”的本质。

五、结语

卡里莫夫与米尔济约耶夫两位总统先后提出的一体化战略有很强的共性,二者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国家欧亚“大陆桥”地位;均是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优化本国商品质量,降低对外部市场依赖;都是鼓励中小企业发展,解决就业基本面,提振国内经济活力。同时,两位总统在一体化战略思想上也个性鲜明。如卡里莫夫强调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不免与邻国发生纷争;着重主权、安全因素,导致吸引外资、扩大开放等方面相对保守。以务实著称的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上台后,着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强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其内部改革的目的在于与国际市场接轨,通过改善国际收支,积累国内经济建设急需的资金需求。

乌兹别克斯坦历来被视为中亚地区的中心,而中亚地区则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始发地和关键区。纵观这一地区的发展,不难发现,自苏联解体后,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独联体国家经历了从原来的高度一体化到去一体化再到重新一体化的曲折历程,而与沿线各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被沿线多国视为巨大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疫情当下的今日更是被世界许多国家视为战胜疫情、恢复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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