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洋

（国家开放大学终身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039）

在美国，高校年度报告作为一种问责形式，履行着接受政府监督、保证教育质量、满足社会公众期望、实现高校生存与发展的功能和作用。[1]它在多个阶段的变迁过程中实现了从无到有、从间断到稳定的制度建设[2]，表现出了规则、规范、信念等多种制度形态。这一过程既需要物质资源和技术支撑，还“特别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接受与信任”[3]。根据制度类型框架理论[4]，文化-认知作为制度结构的三大支柱之一，是制度建设最具嵌入性的要素，它强调制度具有动态的社会建构性，要关注社会中不同群体的感受。美国非常重视对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文化-认知调查，文化-认知调查是美国高校年度报告的重要形态。文化-认知的制度支柱功能对接文化-认知调查建设的正当性所在，既要符合规范和客观标准，具备客观上的合理性；又要诉诸公众主观意志的表达，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鉴于此，本文首先把文化-认知调查视为制度建设中的信念形态；其次，从共同信念、行动逻辑、技术工具等具体要素层面剖析了文化-认知调查；最后，从正当性的制度视角审视了文化-认知调查，研究内容侧重以学生为主要服务主体的非强制性调查。

一、共同信念：文化-认知调查的动因

共同的信念是文化-认知调查主要的体现要素，通过被认可和理解而获取正当性。[5]鉴于制度逻辑是在组织场域中占据主导位置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