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 凯 张大庆

科学技术愈发内嵌于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凸显了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互动的重要性。然而，这样的互动不仅传播着科学知识，也可能成为制造争议的温床。科学争议可能涉及或产生于“理论、事实、实验、认知价值、哲学或本体论假设、思维方式等方面”[1]，“争议是科学知识生产的组成部分，关于概念、方法、解释和应用的分歧是科学发展中最重要的创造因素之一”[2]。随着科学技术的影响力增加，科学争议的范围从科学共同体内部转向社会公共空间，涉及与科学有关的政治问题、伦理问题、公共安全问题等[3]，扩展出传统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争议的研究、科技争论的社会政治研究等几种路径[4]。这些讨论“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科学的作用，以及科学之外的因素对所谓的纯粹科学事业的影响”[5]。

在社会公众、科学知识、科学共同体三方组成的公共空间中，争议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某个科学问题或其社会影响，而是延伸至科学共同体这一生产科学知识的专业化群体，表现为由某一观点引发的舆论对相关科学家的质疑或批判。围绕科学家的争议丰富着科学争议的内涵，也成为一种认识科学与公众互动关系的新视角。

艾滋病流行早期，现任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传染病研究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S.Fauci)提出艾滋病可能通过日常接触传播。这一观点引发了与艾滋病流行并行的“恐慌流行病”(epidemic of fear)[6-8]及群体歧视，福奇亦因此饱受舆论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