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兵兵 陈高华

1 为什么人类增强技术伦理研究需转向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研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发展，但是这些发展还不足以推动人类增强技术研究者构建起一门真正的人类增强伦理学(human enhancement ethics)，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足以向公众表明现有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探讨具有解决社会实践问题的成效性[1]。当前的人类增强技术研究者还只是停留在本质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争论中，因而无法真诚地、冷静地思考并分析人类增强技术复杂的道德生成语境：生物保守主义阵营宣称人类增强技术具有“去人性化”(dehumanizing)特征，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人类尊严和某些主体权利，或者无意中侵蚀了一些对人类来说非常有价值但难以用语言表达或纳入成本效益分析的东西[2]，甚至还会引起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后果[3]；超人类主义则强调人类增强技术在认知、身体、社会和道德方面的潜在好处与优势，认为它不仅可以实现“形态自由”(morphological freedom)[4]进而达到人的“全面发展”[5]，而且还能够促进人类社会产生有意义的道德生活方式[6]。然而当这些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研究者试图澄清什么是“正常”或“健康”，或者什么是“治疗”和“增强”时，即便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定义也是成问题的[7]。

对于一门真正的人类增强伦理学而言，首先它并不应该是一种纯粹的伦理说教，抑或是对某种流行伦理理论(如义务论、结果论、功利主义等)的推销和套用，而是应该立足于人类增强技术的具体实践活动研究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