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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的瘟疫叙事:动力机制与精神向度*

2021-12-02彭涛彭晨

文化艺术研究 2021年1期
关键词:人类

彭 涛 彭 晨

(华中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武汉 430000;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武汉 430000)

瘟,疫也。疫,民皆疾也。[1]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瘟疫始终是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但不可否认,瘟疫在致使人类文明坍塌的同时,也为文明的重构带来了变革的动力。一部世界瘟疫史,从一个侧面折射着人类文明史,也建构了人类社会关于疾病与死亡的集体记忆。公元前6 世纪,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就留下了关于人类瘟疫最早的详细文字叙述。其后,修昔底德对摧毁希腊城邦文明的雅典瘟疫的描述、尼古拉斯·普桑对瓦解罗马帝国辉煌的安东尼瘟疫的摹写、博卡齐奥对催生文艺复兴的黑死病的记录,都将瘟疫与人类叙事活动紧紧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从《荷马史诗》开始,瘟疫就不仅仅是医学范畴的一个客观现实,同时,也成为人文领域的一种叙事现象。进入人类叙事体系的瘟疫如何被叙述、被接受、被建构,已经成为一个关乎人类集体记忆的宏大命题。

20 世纪以来,在媒介生态巨大变革的背景下,视觉转向成为人类文化实践的现实表征。无论是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还是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都内嵌着一个基本判断——影像是现代文明结构中的基本符号体系与主流叙事工具。视觉时代,电影已经成为人类建构瘟疫记忆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叙事机制。那么,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瘟疫叙事究竟源自何种动力机制?又表现出怎样的精神向度?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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