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范铸 张虹倩 周 萍

（华东师范大学 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知识决定行动，行动生产知识。

疫情既是一场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也是一场信息治理能力的危机，不仅给我们提出了“疫情乃至各种突发公共安全危机中的信息治理何以实施”的问题，更提出了“借助疫情，化危为机，推进新时代‘感觉、意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1］何以可能”的问题。

一、疫情防控：“公共卫生的政策过程”抑或同时意味“文化治理”？

新冠疫情的爆发和控制，暴露了当代社会尤其是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个重大问题：信息的生产与管理问题。而信息的生产与管理，不仅仅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治理的过程。

（一）何为“文化治理”，只是“对文化市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治理”？

“文化治理”是一个近年来主要流行于海峡两岸的理论范畴。

所谓“文化治理”，有论者指出：“意指文化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具有作用于社会关系的治理作用，其中，既包括 ‘经由文化的治理’，也包括‘对文化的治理’”，“‘文化治理’是一种集理念、制度、机制和技术于一体的治理形式与治理领域，它既涉及文化功能的重新发掘，又涉及文化组织方式的革新，还涉及个体文化能动性的彰显。在这个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社会组织、文化企业和个体；治理的对象则包括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和日常文化生活等文化形态；实现治理的技术既包括政策话语表述、文化象征操作、活动程序安排、实物空间布局等对他者的治理技术，也包括文化解码、价值认同和行为自觉等自我治理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