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军

(1.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2.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钱穆治史含有深切的现实关怀和思想用意。抗战时期，钱穆的《国史大纲》一经问世，即因其创见而受到各界关注。顾颉刚评论说，较接近理想的中国通史中，以钱穆的书创见最多(1)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此处所说的“创见”，理应包括作者对现实的思考。笔者认为，《国史大纲》以新史学的形式承接并活化了中国传统史学通史致用的精神，可作思想史读。诚如夫子自道：“余之治史，本非有意于治史，乃求以证实当前大众之意见而已。”(2)钱穆：《国史新论》，再版序，《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0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8页。下文所用《钱宾四先生全集》版本与此同。此前学术界已对该书作了较多研究，笔者亦曾撰文揭示其新史学特色(3)相关成果有陈勇的《钱穆大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刘巍的《抗战期间钱穆所致力的“新史学”》(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青年学术论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等。张昭军：《钱穆“新史学”思想解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本文拟集中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经世之作，《国史大纲》是如何从历史学角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以回应时代的挑战？其特色和意义何在？对于今人而言，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或许比答案本身更有启发。

一、现实中找问题，历史中找答案

钱穆出生于1895年，值甲午战败，国家多难之秋。他曾说，自有记忆以来，亡国与饿死是压迫在心头的两重阴影，中国会不会亡是他思考最多的问题(4)钱穆：《五十年来中国之时代病》，《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2册，第246页。。国家存亡问题压在钱穆的心头，也压迫着每一个中国人。

1931年日本再次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陷入了近百年来最为严重的危机中。卢沟桥事变后，局势急剧恶化。“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国史教育亟待加强。1938年，教育部通饬各大学，要求将中国通史设为各院系一年级的必修课，但却找不到合适的教材。诚如有学者所形容，当时人们对通史“需要极切”，却“供给殊缺”：“现在是中国通史的饥荒年代，一方面因为这一百年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国家天天在惊涛骇浪中，有时候痛定思痛，都想翻翻前史，以为当前的借镜。一方面因为西洋的新史学，已经灌输进来，一切旧史，举不足以应时代的需求，餍学者的欲望。”(5)王袍冲：《理想中的中国通史》，《大学》(成都)，第1卷第9期，1942 年9月。抗战时期比较知名的几部中国通史，如周谷城的《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仅写至东汉)、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缪凤林的《中国通史要略》等，当时尚未问世。就是在此形势下，从1938年5月起，钱穆利用上课余暇，历时一年，在宜良城外岩泉寺完成了名作《国史大纲》。

钱穆编纂中国通史，对时代需求有清醒的认识。从1933年秋在北大担任“中国通史”讲席起，他先后多次撰文呼吁建设“今日所需的新史学”。1934年3月，他在《大公报》发表的《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一文中指出：“今日所急需者，厥为一种简要而有系统之通史，与国人以一种对于以往大体明晰之认识，为进而治本国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种种学问树其基础，尤当为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提供以活泼新鲜之刺激。”(6)1933年，教育部组编“大学丛书”，因缺乏合适的中国通史著作，只好将夏曾佑清末所撰《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改名《中国古代史》，纳入其中。“公沙”(钱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图书季刊》(北平)，第1卷第2期，1934年6月。1937年1月，他以“未学斋主”为笔名，在《中央日报》发表《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再次呼吁撰写适合时代需要的新通史。他说：所谓新史学之创建，“要言之，此当为一种极艰巨的工作，应扼要而简单，应有一贯的系统，而自能照映我国家现代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尤要者，……要能发挥中国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7)“未学斋主”(钱穆)：《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原刊于1937年1月17日《中央日报·文史副刊》第10期，后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略论治史方法》。。此后，钱穆又发表了《国史教育》、《新史学与新中国》、《中国今日所需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等多篇文章，阐述他的史学主张。其中，以《国史大纲·引论》对新撰通史的时代价值和意义表述得最为系统：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8)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29-30页。

综合钱穆所说，围绕民族救亡这一根本问题，《国史大纲》至少肩负三项任务。

第一，简要阐明“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指出中国“生力”何在。“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自骄者，正在其历史。足以证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与伟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无限。”(9)“未学斋主”(钱穆)：《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中央日报·文史副刊》，第10期，1937年1月。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蕴含着推动民族前进的动力，故求得历史真相至关重要。《国史大纲》首先要揭明历史真相，告诉国民我国家民族生命活力之所在，让国民认清中国为什么不会亡。

第二，客观映照出“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指出中国“病原”何在。钱穆认为，所谓的“中国停滞说”、“专制黑暗说”、“封建社会说”等，都是抄袭西洋人的观点。这种将病根推诿于古人的做法，抹杀了史实，掩盖了问题真相。“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而审其变。”(10)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50、56页。《国史大纲》必须着眼民族处于危难的现实，为民族把脉，查明病原，为有识之士革新现实指明方向：中国的问题在哪里？该从何处入手？

第三，由认识而了解，由了解而生感情，让国民自觉醒悟到“我该怎么办”。“值此创巨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翻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11)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50、56页。《国史大纲》的目标是培养爱国的国民和国民的爱国热情，尤其是增进那些知识和地位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历史文化的认同、对民族国家的责任。但增进历史文化认同、唤起爱国感情，不能托之空言。钱穆的方案是借助历史，让国民认识国史真相。

径言之，《国史大纲》的问题意识来自于现时，答案则返求诸历史。就此而言，该书饱含着作者在民族存亡关头对中国命运的沉思及未来出路的探索，体现了史家以历史学方式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独特运思。

《国史大纲》以历史学方式解决现实问题，与同期著作相比，有两点表现得较为突出：一是坚持从民族文化本位出发；二是秉持整体观念，采取融会贯通的诠释路径。不夸张地说，文化本位和整体观念堪称打开《国史大纲》、走进钱穆思想世界的钥匙。

二、文化本位

“从旧史里创写新史，以供给新时代之需要。”(12)钱穆：《略论治史方法》，《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册，第163页。钱穆《国史大纲》的创新之一，在于它引入了近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并以文化为本位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历史，从而与当时以革命或现代化为取向的通史形成了鲜明的区别。1969年，他为《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作序时曾明确指出这一点：“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之内容。”(1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序》，《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册，第4页。

《国史大纲》以民族文化为本位，文化成为该书的共通对象、架构与灵魂。

第一，历史、文化、民族三位一体，政治、经济不过是文化的要目。

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作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等，以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强调社会物质资料在历史变迁中的基础性地位，认为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政治和文化生活。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上，他们主张历史书写应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和阶级斗争为主线，经济为基础，文化居于上层建筑的位置，其中文化所占的分量最轻。钱穆则主张民族、历史、文化三位一体，中国历史书写应以文化为本位。

钱穆从文化的角度来界定民族:“只要他们的生活习惯、信仰对象、艺术爱好、思想方式，各有不同，就可以叫做‘异民族’。这种不同，便是文化的不同。由于文化不同，就形成了民族不同。”(14)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7册，第 54页。他认为不同的文化造成了中西不同的民族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民族与文化实为一体，民族是由文化融成的，没有文化就没有民族。国家也是同理，中国是文化的中国。他反对拿西方的国家概念来界定中国：“西方是一种权利[力]的国家，所以认为国家代表一种主权，一种力量。……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一种‘道德的’国家，或是‘文化的’国家，所以必然要达成到‘天下的’国家。”(15)钱穆：《中国历史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32、12页。一如民族、国家与文化的关系，钱穆强调历史与文化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综而观之，钱穆认为三者相互依存，若否定了历史和文化即意味着否定了民族存在的依据：“‘历史’和‘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16)钱穆：《中国历史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32、12页。。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他强调，现在中华民族陷入危机，“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17)钱穆：《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中国历史研究法》，《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册，第194页。。可见，钱穆反复强调三位一体，但他更重视从文化入手，乃至将民族前途系于文化。

关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钱穆认为政治、经济是文化的不同表现形态，它们以文化为其共同基础和共通对象。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中多次表示，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全体，这个整全体即由大群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的各方面、各部门，如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文学、工业等，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均在内。且此整全体之大群人生兼涵历史演变在内。这个相互配合、融凝为一的整全体，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文化(18)钱穆：《如何研究文化史》，《中国历史研究法》，《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册，第139-140页。。在他看来，整体的意义明显大于个体或部分，具有优先性。“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1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册，第4页。

钱穆《国史大纲》即采取了这种历史、文化、民族融为一体的整体性思维，历史是其形式，文化是其本位；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是文化的具体表现形态。以文化为本位，《国史大纲》在结构上没有采取“整理国故”派依社会科学门类将历史纵剖为政治、经济、学术等专题，而是将历史视为一个以文化为主轴动态地展开的整体过程。基于中国历史演变的实际，最能代表一时代之文化者在政治制度，即重点阐述政治制度；最能代表一时代之文化者在社会经济，即重点阐述社会经济；最能代表一时代之文化者在学术思想，即重点阐述学术思想。历史的具体表现形式变动不居，文化主轴则一以贯之。全书无论是阐述政治制度、社会经济还是学术思想，均归依于文化。

第二，历史的生命和民族的灵魂在文化，在文化精神。

钱穆所使用的是广义的文化，但含义不同于文明。他认为文明偏重于物质，不同民族的文明是共通的；文化则偏重于精神，是一个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文化可以创造文明，文明却无法创造文化，较之文明，文化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具有规定性意义。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国文化精神是民族之魂，是历史的决定性力量。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钱穆接续了清末“国粹派”章太炎、邓实等人的思维模式，坚信一国之存续，必有其独特的文化作为“国魂”：“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国民族来”(20)钱穆：《中国历史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12页。。钱穆常用“文化精神”(“历史精神”、“民族精神”)来表示“国魂”。余英时为悼念钱穆而写的文章，使用“一生为故国招魂”作标题，并指出清末“国粹派”的论述存在矛盾：一方面在中国寻找“国魂”，另一方面又以进化论为圭臬，认为中国历史演变符合西方的进化规则(21)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与清末“国粹派”把“国魂”寄托于“国学”(主要指以先秦学术为主的“古学”)有所差异，钱穆强调民族、文化、历史一体，将“国魂”的基础扩大到了整个历史文化。他认为“国魂”也就是民族精神存在于彻上彻下的中国历史之中。

钱穆对文化的理解与使用，通过与胡适、吕思勉等人比较，可见其个性。胡适也是从生活方式的角度来定义文化的，不过在他看来，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大同小异。他把各民族生活方式之不同归诸文化的时代性差异，认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是由他们在进化序列上的位置所决定的。“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大力倡导中国文化史研究，但他并不是要到中国历史文化中去寻找民族精神或文化精神。他说：“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22)胡适：《胡适致胡朴安》，《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8页。对于研究历史所应采取的立场，他主张从科学出发而不是站在民族文化的本位上。胡适为“整理国故”设定的总目标是撰成“系统的中国文化史”，该系统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十种文化专史(23)《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这十种专史以现代学术分科为基础，实际上是从社会科学角度研究历史。抗战时期，吕思勉所著《中国通史》采用的也是广义的文化概念。该书上册专述文化史，下册略述政治沿革。上册虽是文化史，但并不取文化本位，而是以社会经济作历史的根柢，将文化史的重心放在了社会生活。他将文化史纵剖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等18个专题，处理方式较近于胡适所说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在价值取向上，吕著将时代性放在第一位，对西方文化求同大于求异，对中国文化则时有尖锐批评。

钱穆《国史大纲》则处处寻求中国历史文化的独异处、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独具的民族精神：“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24)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32、56-57、42页。《国史大纲》在方法论上强调“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其目标就是从动态中观察出中国独特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25)1937年1月，钱穆谈治史方法时曾明确地说：“中国新史学家之责任，首在能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钱穆：《略论治史方法》，《中国历史研究法》，《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册，第165页。。既然民族的灵魂在文化、在文化精神，历史研究的目标在寻求独具的文化精神，那么，文化和文化精神自是全书的重中之重，是论述的重点。由此不难理解，《国史大纲》不仅着力表彰中国文化的承载者士人、士族、文治政府、文官制度和学术思想，而且将历史上的国家统一、社会繁荣和政治革新等均视为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晶。

第三，中国的“生力”在文化，出路也在文化。

由文化本位论出发，钱穆指出，中国的“生力”在文化。在他看来，“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负文化使命价值之真凭实据也”(26)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32、56-57、42页。。正是自身的文化而非武力，造就了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中国。在《国史大纲》中，秦汉统一局面的出现是中国文化演进而非武力征服的结果。他认为：“至于汉代统一政府之创兴，并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围而起，乃由当时全中国之文化演进所酝酿、所缔构而成此境界。换言之，秦、汉统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学术思想盛兴后，伸展于现实所应有之现象。”(2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32、56-57、42页。唐代再度实现统一繁荣，凝造出一个亘古未有的大国家，是中国文化推动而非武力征服的结果：“此种政治、社会各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这种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28)钱穆：《国史大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463、242页。钱穆特意指出，当下全国民众以九死一生的精神投入抗战，便是我民族文化潜力依然旺盛的表现(29)钱穆：《历史教育流行的几点误解》，《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册，第193页。。一句话，民族和国家的进步是由文化而非武力推动的。

反过来看，民族和国家的衰落也要从文化上找原因。钱穆认为，东汉政权的覆灭不能完全归罪于义军和军阀，还在于士族丧失了国家统一的理想。“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把握到时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们不忠心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试问统一国家何从成立？”(30)钱穆：《国史大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463、242页。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同样是由于文化精神的丧失。对于时人评价较高的太平天国革命，钱穆坚持称为“民变”，并强调太平军过分蔑弃民族文化是导致其失败的主因：“粤军的领导人，对于本国文化，既少了解；对于外来文化，亦无领略。他们的力量，一时或够推翻满清政权，而不能摇撼中国社会所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风俗习惯。这是洪、杨失败最主要的原因”(31)钱穆：《国史大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8册，第990页。。当下的民族危机，他认为也主要是由于士人阶层无视自身文化、缺乏自觉精神造成的。钱穆分析说，民国成立后，独裁之清室既去，而新的稳定有力的政治和社会中坚势力却没有形成，国家陷入动荡难安之局，这不过是“文化病”的外显；最大的病原在“士大夫之无识”，他们急起效法他人，怀疑“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造成国家民族自身内部之新生命力难以得到发舒和成长(32)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55、57页。。他指出，欲解决民族危机就必须改变对待本民族文化的态度：“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我所谓必于我先民国史略有知者，即谓此。”(33)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55、57页。

面向未来，中国的出路在文化。这尤赖于知识阶层的领导。《国史大纲》写道：“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所必当注意之一要项。”(34)钱穆：《国史大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8册，第628页。相应地，国难当头，钱穆将抗战救国的重任寄托在新一代知识分子身上。他指出：“新中国的创兴，首要是在政治上轨道。要望政治上轨道，首要是在中央政权之统一、地方割据之取消，其枢纽则在全国政治中心之势力之造成。而其负造成全国政治势力之大任者，并不能望之民众，亦不能求之于军人，而在中层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国家责任观念之觉醒与努力。”(35)钱穆：《中国史上最近几个病源》，《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2册，第120页。钱穆理想中的中国是一个“学治”社会——道统高于治统，掌握在学者手中，学术独立于政治，并指导政治、领导社会。而他心中的道统，即中国文化的正统，其核心是以孔、孟、程、朱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实行以儒家思想治国的“学人政治”，这是钱穆作为“国医”开出的药方。

以文化为本位，将中国的“生力”归于文化，经过他的解释，中国历史就成了文化的历史，成了人文精神化成的历史。而在社会各阶级中，他尤其重视士阶层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钱穆的观点，不仅与范文澜的观点形成了尖锐对立，而且与重视文化史的吕思勉等人的观点也有很大不同。钱穆《国史大纲》聚焦历史上的文化精神和政治理想，吕著《中国通史》看重的则是精神和理想实行的效果。故同是论汉武帝时期的政治，钱穆从中国文化的立意和理想出发，视之为文治政府之开创(36)钱穆称赞说，汉武以后，中国文化的指导地位逐渐得到了实现。“中国社会机构，自汉武以下，不断以理想控制事实，而走上了一条路向，即以士人为中心，以农民为底层，而商人只成旁枝。”见钱穆：《国史大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8册，第955页。；吕氏从实情实效看问题，则斥之为专制政治之开端(37)吕思勉说：从汉武帝起，君主加强集权，“中国政治上的制度，是务集威权于一人，但求其便于统驭，而事务因之废弛，则置诸不问，这是历代政治进化一贯的趋势。”见吕思勉：《中国近世史前编》，《吕思勉文集·中国近代史八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第151页。。在对士阶层的评价上，吕思勉虽承认士大夫是传统社会的中坚，作用重要，但又强调，士大夫有两面性，他们对人民的危害亦大。因此，与钱穆将国家复兴寄望于士阶层的再生和士人政府的重建不同，吕氏赞同革命派的主张，认为靠士大夫来救中国的时代一去不返，需要铲除之(38)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吕思勉文集·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83 页。。

综上，从历史到现实，钱穆《国史大纲》无不采取文化本位，从文化入手，视文化为最根本的东西。文化本位是钱穆建构其学术体系的基石，是论证其观点“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的大前提。清楚了这一点，也就容易理解《国史大纲》的思想主旨和逻辑结构。需要指出的是，钱穆的文化本位论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文化主义，它以新人文主义为核心，比较缺乏胡适式的启蒙主义和科学精神(39)钱穆所说的人文精神类似西方的新人文主义，是以儒家学说为内核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国的文化精神，要言之，则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7册，第 46页)这种人文精神侧重于人与人的群体性关系，强调道德的自我提升，与文艺复兴时代以个体独立和个性解放为标志的传统人文主义有较大不同。。换言之，《国史大纲》是一部充满着中国式人文主义色彩，而不是从近代科学思维出发而写成的著作。该书的得与失，与此有一定关系。

三、观其会通

《国史大纲》的又一特色表现在对历史的笃信和坚守。钱穆坚持从历史出发，《国史大纲》所运用的主要思想方法和解释系统系从中国自家传统中体贴而来，而非源于西方。抗战时期所成的通史，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主张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来赢得民族战争的胜利，故重视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吕思勉的《中国通史》从社会生活变迁的角度探求民族衰落的原因，借鉴了进化论、唯物论等社会科学理论。在致思路径上，这两种通史有其共性，即从现实出发，由今溯古，探寻当下状况和问题的历史由来。与范著、吕著不同，钱穆《国史大纲》对现实问题的回答，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换言之，即以中国历史为本位。其思维方式是由上而下，自古而今，循着时间先后作通体的研究。对此，他曾解释说：“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如此才能对你原有问题得出一正当的结论”；否则，心习会使人走到狭窄、肤浅、短视的路上去(40)钱穆：《如何研究通史》，《中国历史研究法》，《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册，第10、10-11页。。这种看似迂回的解决方法，与他追求国史之真态的目标保持了一致性。

扼要而言，钱穆所说的对历史作通体的研究，强调的是历史思维和整体观念，即尽可能遵循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来研究和还原整个历史。其中，“会通”(“融会贯通”)作为一种学术理念和思想方法，在钱穆《国史大纲》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此结合《中国文化史导论》等著作，予以重点分析。

(一)会通

《易传·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学术界常将“会通”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会通”的文化传统有其社会基础和实践表现。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民族还是国家的中国，应有会通之实，而不是仅限于文化层面。不过，因为“会通”不符合近代科学专门化潮流，所以鲜有新史家将其上升为方法论，并运用于解释中国历史。

与系统接受过西学训练的史家有别，钱穆长期浸淫于传统学术，以“通儒大师”为人生志业，对“会通”之义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如何研究通史》一文中说，历史本身浑然一体，无可分割，“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人物风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综合起来相互会通，如此才算真正明了此时代”(41)钱穆：《如何研究通史》，《中国历史研究法》，《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册，第10、10-11页。。从历史的整体性出发，他强调“会通”对于治史具有方法论意义：“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42)钱穆：《略论治史方法》，《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册，第159页。治通史当见其大，见其全，见其远，做到融会贯通，治文化史亦然。他在讲解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时，专门强调“讨论文化要自其会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处寻”：中国文化延续数千年以至今天，“政治、经济、思想、学术、艺术、宗教、工业、商务种种项目，都属文化之一面。但在其背后，则有一会通合一之总体”。此会通合一之总体，才是完整意义的文化。若分别地讲，所讲只是文化外在表现的一部分(43)钱穆：《如何研究文化史》，《中国历史研究法》，《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册，第143页。。这种会通的方法，也就是通体的研究，正是根据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实际而提出的。

“会通”在《国史大纲》中一方面表现为历史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更值得关注，它代表了国史演变的一种原理、法则或机制。钱穆从会通角度解释国史，在历史解释学史上极具个性。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篇称赞郑樵“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44)章学诚：《申郑》，见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3页。，钱穆庶几近之。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开化较早且未尝中绝，这是举世公认的一大特殊现象。近代许多学者曾注意到这一现象与他们所处时代的亡国危机存在悖论。若能合理地揭示出“广土众民”是如何抟结凝聚为一国一族，“历史悠久”为何没有中断，一定意义上说，就找到了中国“生力”之所在，也可给当时的中国指出一条出路，予国人以信心。钱穆对该问题的解释以民族文化为本位，尤注意发挥“会通”之义。在他看来，中国无论作为民族、国家还是文化，都是融会空间诸相，贯通时间诸相，纵横交织而成的一个整全体。相对而言，他解释空间诸相(如国土之扩大、民族之抟结、政权之统一)侧重于融和的角度，解释时间诸相(如历史悠久、社会变迁、政权更替)侧重于贯通的角度。下文试以“广土众民”、“历史悠久”为例看一下钱穆的解释。为方便表达，我们分而言之。

(二)融会

横向地看，中国由融会而壮大。钱穆认为，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民族、国家和文化，都是不断融会、壮大而成的；当下的中国仍处于融会、壮大的历史进程中。

就民族和国家言，钱穆形容说：“中国民族譬如一大水系，乃由一大主干逐段纳入许多支流小水而汇成一大流的。”自上古迄于今日，民族不断融和，国家不断壮大。其间，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较为激烈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如同支流汇入大河时激起的波澜和漩窝，大河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得到了壮大(4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24-25、19-20、195页。。表现在疆域上，沿“黄河两岸，以达于海滨，我华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来，渐次展扩以及于长江、辽河、珠江诸流域，并及于朝鲜、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罗诸境”，国家因会通而统一，由凝聚而扩大(46)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47、36-37、47-48页。。

就政治言，团结、融和与统一是其最大特点。为说明中国的特点，钱穆常拿罗马帝国与汉代比较。他说罗马与汉代立国根基形似而实不同：罗马帝国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倚强力而实施其统治。此中心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贵族腐化、蛮族侵入，即如以利刃刺其心窝，帝国即告瓦解。汉代统一政府之建立，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辐凑构筑成一中央。所谓优秀力量者，乃经“考试”与“铨选”从“民众”中选出。通过吸收社会优秀分子进入政府，“政府”与“民众”趋于团结，故国家能保持长期统一。从融和的角度看中国，钱穆完全不同意“专制黑暗”等说法：中国政制以文化融和为基础，“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4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47、36-37、47-48页。。

就文化言，中国的特点在“情”的融和。钱穆仍采取中西比较的方式来说明：西方文化常务于“力”的斗争，而竟为四围之“斗”；东方文化常务于“情”的融和，而专为中心之“翕”。“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为斗争；而东方则惟求其力之于内部自消融，因此每一种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与他种力量相冲突，而相率投入于更大之同情圈中，卒于溶解消散而不见其存在。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见进展者在此。”(48)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47、36-37、47-48页。表现在人生观上，“《大学》一书上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层一层的扩大，即是一层一层的生长，又是一层一层的圆成，最后融和而化”。表现在信仰上，西方人从“天国”与“人世”两极对立看世界而发展为宗教，中国人从天人合一看世界而发展为伦理(4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24-25、19-20、195页。。表现在历史进程上，先秦时期，周、孔思想绾合以往政治、历史、宗教而集大成；东汉以迄宋代，印度文化输入，与中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和；明季以迄今日，西方之科学、法政、思想渐次输入，由相激相荡而逐渐走上融通之路。

钱穆还指出，文化融和进而促进了周边民族的融入和外部民族的协和。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他对“文化移殖”与“民族融和”的关系有一段精彩分析：“近千年来的中国人，在国内进行着‘民族融和’，在国外则进行着‘文化移殖’。只要在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允许之下，文化移殖便可很快转换成民族融和的，中国人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之理想，在此一千年内并未衰歇，依然步步进行着。”(5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24-25、19-20、195页。对此，严耕望以《国史大纲》为例评论说：钱穆“常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如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此语切中事机，精悍绝伦。若申而论之，前世如商之灭夏，周之灭商；后世如北魏南牧，辽金侵宋，清之灭明，其结果影响皆可作如此观。在此进展中，华夏文化疆域逐次扩大，终形成疆土广阔、文化一统之广土众民大国局面”(51)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0页。。

正是以融会整合的眼光审视历史大势，钱穆认为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虽引起了中外激烈冲突，但亦见中国文化传统生命旺盛，有经衰乱而重兴之精力。“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着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当下的任务，即是如何赶快学到欧美文化的富强力量，融会贯通，充实中国文化，以尽早恢复民族和国家的元气(5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213页。。

综上，在钱穆看来，中国广土众民，这么大的“天下”，是融会而非靠蛮力征伐而成的。融会是民族、国家和文化不断壮大的法门之一，是中国的“生力”所在。他从融会角度对国史的解释，与他提出的文化本位论，相得益彰，共同支撑起了“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这一核心论点。

(三)贯通

纵向地看，中国因贯通而持久。钱穆从融会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可大”的“生力”所在，从贯通的角度来回答中国“可久”的“生力”所在。

“贯通”是中国史学的传统，新史学兴起后，“疏通知远”、“承敝通变”的“通史家风”一度受到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批评。钱穆是少数坚持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精神的新史家之一。《国史大纲·引论》所说“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可视为对“贯通”的一种表述。其要端有二：一是“求其异”，二是“求其同”。所谓“求其异”，就是同中观异，寻找看似整齐、统一、静态的历史的不同之处，根据“不同”划分为前后时代，观察前后时代之“变”，从“变”之倾向窥探文化之动态，衡断文化之进退。所谓“求其同”，就是异中观同。如果说“求其异”是“察变”，那么“求其同”就是“通变”、“通古今之变”，就是“变”中寻“常”、“变”中见“性”，从变变相连的动态中寻觅历史的统一性(53)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33页。。在钱穆看来，此“同”是大同，系中国历史演变的通则，其中蕴含着历史前进的动力、民族生命的源泉，也就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一个民族及其文化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以从“变”之所在也就是历史的动态中透露出来(54)钱穆：《如何研究通史》，《中国历史研究法》，《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册，第7页。。

从贯通的角度解释中国历史，与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的做法有所不同。在《国史大纲》中，历史宛若有一进程，有一客观的“内在道路”。“于客观中求实证”，由于这一方法不是理论先行，而是要求广泛深入到原始史料内部，历经艰苦工作，融会贯通后独立得出判断，故所得结论有其说服力。

《中国文化史导论》系从文化角度为《国史大纲》所作之导论，较集中地体现了钱穆国史研究以文化为本位的贯通精神。下面试结合《中国文化史导论》来分析钱穆如何从贯通的角度解释中国历史。该书将中国历史分为四期：

先秦时代，“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基本理想，即在此期建立，而同时完成了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的大规模，为后来文化衍进之根据”。天下太平、世界大同，这是中国人的理想和信念，是中国文化前进的总目标和总方向。中国人的文字、学术、道德、伦理、生活自此立下根基。

汉唐时代，“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次第实现，这是安放理想文化共通的大间架，栽培理想文化共通的大园地”。秦汉大一统政治、文治政府、平等社会的创建，奠定了中国政治社会方面一切人事制度的基础。隋唐又在文艺美术、人的个性等一切人文方面创下了基础。这两大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两大主干，撑起了中国历史的大局面。

宋元明清时代，“个性伸展在不背融和大全的条件下尽量成熟了。文学、美术、工艺一切如春花怒放般光明畅茂”。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体现在向着现实人生普遍展开，民族与宗教再融和，文学与艺术取得了长足进展，一般人都走上了生活体味的道路，在日常中寻求一种安宁、幸福与信仰。从此，中国文化走向平民生活与日常人生。

钱穆说：从文化动态看，中国的前景本应一片光明；但遗憾的是，这一光明的前景被明清以来接踵而至的君主独裁、部族专制、西力入侵宰制了(55)以上引文均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211-212页。。

“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在钱穆笔下，中国历史各阶段异中有同，仿佛有泓活水贯通而下。这泓活水即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中国人自先秦时代确立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理想，五千年来都在为实现这一理想日进月迈，奋斗不息。从春秋以前的贵族学到战国的平民学，到秦建立大一统政府，汉开创文治政府，到隋的统一、唐的盛运，再到宋平民社会学术之再兴，一以贯之，从未离开和平的天下为公的理性精神的指导。晚清海通后，中国历史进入第四期，即科学与工业时期。钱穆强调，中国文化精神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不能学到了欧美文化的富强力量而把自己传统文化的理想和精神戕伐了。“中国人学习科学，并非即是学习富强侵凌。而且这一次世界大战争，中国又身当其冲，中国人深感到自己传统的一套和平哲学与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文化理想，实在对人类将来太有价值了。”即便“科学化了的中国，依然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使命里尽其责任，这几乎是成为目前中国人的一般见解了”。可见，先秦以来的文化理想依然在发挥作用，规定着中国的未来(5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220-221页。。

“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钱穆《国史大纲》得出一重要论断：“国史于和平中得进展”，“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其进步何在？曰：亦在于经济地域之逐次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其朝此方向演进，则明白无可疑者”(5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46页。。这一论断在钱穆看来相当重要。因为，“中国停滞论”特别是自秦以来两千年无进步、无变化的说法当时在国内外十分流行，这一论断既是钱穆用以驳斥“停滞论”的有力武器，又是他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寻觅到的指针。

中国因融会而壮大，因贯通而持久。钱穆从会通的角度解释中国历史的“可大”、“可久”，以其浓厚的人文色彩而与当时占据新史学主流的社会科学治史区分开来。他的解释深入中国文化生成的内在过程，通乎历史的实际，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固有学术在现代语境下的解释能力。

完全可以说，《国史大纲》一书所呈现的中国历史是和平的、可爱的，对于未来的看法是乐观的。可以想见，在亡国论和悲观论弥漫、情绪极度痛苦压抑的战争年代，时人读了该书后的感受。“滞留北平学人，读此书，倍增国家民族之感。”(58)钱穆：《师友杂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册，第237页。许多人读了此书后，都有同感。学子李埏读后精神为之一振，信心倍增，数十年后仍印象深刻：“尝与同学议论，对祖国历史当存敬爱之说，用于盛世固宜，也可用于乱世吗？现在我明白了：我国数千年历史，屡经衰乱而不灭绝，而且每经一次衰乱，文明反而更进一境，足证我国家、我民族有强大的、坚韧不拔的生命力。作为这个国家民族的一分子，自应有自豪感；对这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当然应有敬意和感情”(59)李埏：《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敬悼先师钱穆先生》，《钱穆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另一位学子柳存仁也感佩至深，铭记着钱穆所说过的话——“从三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的动态波荡仔细的观察思考，今日的中国是绝对的有希望有前途的！”(60)柳存仁：《北大和北大人》，《宇宙风》乙刊，1940年第29期，第18-19页。由认识而了解，由了解而生感情，钱穆用《国史大纲》回应现实诉求，实现了预期目标。

四、坐标系统的重建

“研究历史，应该从‘现时代中找问题’，应该在‘过去时代中找答案’，这是研究历史两要点。”(61)钱穆：《中国历史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20页。钱穆的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他以民族文化为本位，运用整体观念，建立起一个中国历史解释系统。这个系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评价不再以西方为中心，敢于挑战现代性话语霸权，予人启发。

(一)坐标再调整

余英时指出，钱穆自《国史大纲》起才公开讨论中西文化问题(62)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第24、33页。。钱穆本人也说过，《国史大纲》以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63)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台湾《传记文学》，第47卷第6期，1985年12月；后此文收入《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册，第412页。。但中西文化问题实潜伏在钱穆心中已有数十年。据钱穆《师友杂忆》，他十岁入新式小学，受体育老师钱伯圭激发，便埋下了问题的种子。伯圭师告诉他：《三国演义》“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64)钱穆：《师友杂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册，第36页。。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余英时将这一问题称为钱穆的“终极关怀”(65)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第24、33页。。这一问题可视作从文化上对亡国危机的思考，与本文开篇所说“中国会不会亡”相通。从钱伯圭揭示这一问题，到《国史大纲》成书，中国人的文化坐标发生了两次大调整。

第一次大调整发生于甲午战争前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以世界性眼光重审中国，突破了相袭数千年的华夏中心主义。坐标调整原于民族危机。为寻找西强中弱的原因，他们将中国与西方置于同一坐标体系中比较，得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判断。严复指出：“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为学术政化之极则。”(66)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比较的结果，西优而中劣，他们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到了中国历史和文化身上。就像严复所说：“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67)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9页。20世纪初，梁启超作《新民说》，不仅将西方日进无疆、中国长期停滞视为一种历史事实，而且言之凿凿地列举出了导致中国停滞的五大原因：“一曰大一统而竞争绝”；“二曰环蛮族而交通难也”；“三曰言文分而人智局也”；“四曰专制久而民性漓也”；“五曰学说隘而思想窒也”(68)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55-59页。。他们的观点借助报章等新式传媒，很快流传开来。可以想象，这些说法对于长期陶醉于自身文化而不知有他的中国人来说，所引起的震动之大。钱穆形容为“如巨雷轰顶”，并不夸张。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69)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康有为全集》，第4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救亡的紧迫感促使中国人加快了学习西方的步伐，而新文化的传播反过来导致了文化权势的转移。到20世纪初，有人观察到：“今之见晓识时之士，谋所以救中夏之道，莫不同声而出于一途曰：欧化也，欧化也。”(70)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7期，1905年8月。一些中国人步趋欧美，迷失自我，产生了文化自卑和自谴心态。文化认同危机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穷则思返，一些学者主张在融会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树立中国新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到30年代，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独立和复兴，成为现实诉求。陈寅恪观察到，寻求中国学术和文化之独立当时已是学界的一种共识。1931年，他在为庆祝清华大学建校20周年而撰写的文章中说：“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71)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1页。1933年，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撰写审查报告书，将“不忘本来”与“输入外来”放到同等位置。他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72)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285页。这里所说的“输入外来”是以发展和壮大自身文化为前提，而不能以削弱自身文化的独立性为代价。陈的弟子王永兴后来也有解释：“‘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即不忘本来民族之独立也。”(73)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坐标的再调整，除却民族战争的激发，实际上是中国人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进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选择。章太炎、柳诒徵、梁漱溟、陈寅恪、钱穆、贺麟等都是力行者。他们在现代性的基盘上，以中国文化为主体，重估中国历史的价值及其当下意义。钱穆的《国史大纲》就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钱穆《国史大纲》一书之所以多有创见，与这次坐标调整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新坐标并没有抛弃中西文化比较，但与上次不同的是，西方文化不再被作为中国文化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在理论预设上，钱穆不认为西方文化高于中国文化，不认为西方的历史法则和发展模式普遍适用于中国。他坚信中、西方文化各有其独特性和自主性，各成系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若以两民族国家之历史相比并观，则常见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或彼降而我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74)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49-50、55、43页。简言之，新坐标以中国文化为本位。

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可以看到，在许多重大问题的论述上，钱穆《国史大纲》颠覆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革新派”的观点。当谈到清政府从洋务自强到变法维新一再失败，不得已而废科举、兴学校时，钱穆议论说：“一个国家，绝非可以一切舍弃其原来历史文化、政教渊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济事。况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已绵历四五千年，更无从一旦舍弃以为自新之理。”(75)钱穆：《国史大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8册，第1013页。他强调一个国家求富求强必须建立在自己的文化上，即便吸收外来文化，变革自身文化，也须保持文化的主体性，而不能为外来文化所取代。《国史大纲·引论》将这种变革称为“更生之变”：“所谓更生之变者，非徒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76)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49-50、55、43页。钱穆所说的“更生之变”强调以我为主，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创辟出一条生路来，意思较接近于陈寅恪的“不忘本来”，而与康、梁主张的“全变论”、“速变论”，胡适的“西化论”以及陈独秀的“革命论”有原则性不同。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也经常拿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作比较，其中许多文字与康、梁等人较为接近，不过，由于语境和重音不同，语义往往形成对立。比如他说：中国政治组织在其学术思想指导下，“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此种和平的大一统，使中国民族得继续为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递嬗。因此空中天国之宗教思想，在中国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7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49-50、55、43页。。这里，他所使用的“大一统”、“中央之凝合”、“文德”等术语带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基本否定了此前康、梁等人的看法。

“文化生命比任何政治组织都要长得多。”(78)陈致：《余英时访谈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8页。钱穆的《国史大纲》以文化为本位所确立的中国历史解释系统，以及书中提出的系列观点，在当时并不被“革新派”认可，甚至被视作复古、守旧、迂腐之论。其实，就像钱穆《国史新论》再版自序所言：“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79)钱穆：《国史新论》，再版序，《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0册，第7页。今天，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等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国人反思历史，渐悟《国史大纲》的新意和远见。

(二)时间轴：以长时段之历史，观短期之当下

历史学不是预言学，但我们不能否认历史对现实具有一定的规定性。

历史对现实的规定性，首先在于中国历史悠久，时间足够长。中国历史的刻度长达五千年，以五千年度量当下的数十年乃至百年，数十年、百年是短暂的，其走势变得可以把握。从钱穆的论述，可明显看出长时段时间轴的价值和意义。他说：“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80)钱穆：《如何研究通史》，《中国历史研究法》，《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册，第7页。以悠久的中国历史为坐标，看历史演变的大势和走向，后者变得明晰：“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81)钱穆：《如何研究通史》，《中国历史研究法》，《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册，第7页。。以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和平进展，观察时下的抗日战争，战争结局和中国未来可期：“我们当前在生活着的这个阶段，从鸦片战争起一直到现在，都不能够说是我们悠久的历史上面的最黑暗的一个时期。在过去几千年里面，中华民族所遇到的几十百次的天灾人祸，黑暗荒淫，亡国播迁的惨痛苦难，结果总是在苦撑中得到支持延续，若干的例证都能够反映出我们的民族抱负着一种自强不息的信仰，具有刚健坚忍的毅力和雄心”(82)这段话乃钱穆所言。见柳存仁：《北大和北大人》，《宇宙风》乙刊，1940年第29期，第18页。。在抗战最为艰苦的阶段，钱穆《国史大纲》能予人以必胜的信念，力量来自悠久的历史。

历史对现实的规定性，还在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绵延性。所谓“通古今之变”，是把“今”也就是现实作为整个历史的一部分来看待。然而，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现代性都以自我为中心，均对历史传统持蔑视的态度。在西方，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有句名言“历史乃人生之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启蒙运动以后，人们秉持现代中心主义，放弃了这一信条。在中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现代性思潮自居新权威，将现实中的困难归罪于历史，认为中国文化两千年来一直停滞不前，进而提出了中国政治上是黑暗专制、社会形态上是封建社会、学术思想处于中世纪等说法。这股思潮演绎到极端，是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合理性，认为它阻挠着中国的进步，必须先把传统“打倒”、“铲除”，国家才有前途。就像钱穆所总结的，在一般知识分子的脑际，却浮现出一套共同的历史哲学：“好像在说，必须打倒中国以前的历史，才能谋中国当前之出路”(83)钱穆：《近五十年中国人心中所流行的一套历史哲学》，《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2册，第256页。。

与以现代性为本位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不同，钱穆《国史大纲》以历史主义为视角，强调连续、统一与融和。他说：“近代西方新兴的民族国家，他们在西洋史上，又都是以全新的姿态而出现的。……但中国史则以一贯的民族传统与国家传统而绵延着，可说从商、周以来，四千年没有变动。所有中国史上的变动，伤害不到民族和国家的大传统。因此中国历史只有层层团结和步步扩展的一种绵延，很少彻底推翻与重新建立的像近代西方人所谓的革命。这是中西两方历史形态一个大不同处。”(8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14页。他强调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一”，是一体的、一贯的。因为是一体的、一贯的，将传统与现代置于时间轴上考察，现代亦可以说是活着的传统，根本未动，元气尚在：“那些王朝的起灭和政权之转移，只是上面说的一种政治形态之动荡。若论民族和国家的大传统，中国依然还是一个承续，根本没有动摇”(8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14页。。根本未动，生力尚在，民族就有希望。以长时段历史为坐标，中国的前途可以判断。

(三)空间轴：以历史理性重估现代性的价值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双方是连续和传承的关系；另一方面，双方又存在一定的断裂，各自相对独立。这种断裂感和独立性拉开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从而产生了空间之轴。在空间轴上，前现代的历史理性与当下的现代性构成了某种折叠空间或者说平行空间。

将历史与现实置于平行位置，从历史的视点看现实，历史就具有了认识、反思和评判现代性的意义。犹如“革新派”要求以当下所理解的现代性为标准，对传统做毫不含糊的“价值重估”；钱穆站在民族文化的本位上，在吸收外来思想的同时，也在重估现代性的价值。目前理论界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多借助于域外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传统资源的“后现代”价值。如果承认中国的历史传统有其合理性，那么就应看到从历史出发重估现代性的积极意义，而不是仅视之为某种前近代式的“文化自恋”。

近代历史上，敢于运用理性抗议现代性霸权的新式学者至少有三股力量，或者说三种类型。第一类以学衡派(柳诒徵除外)为代表；第二类以熊十力、贺麟等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第三类以章太炎、柳诒徵、钱穆为代表。客观地说，他们都是现代新式学者，过去简单地把他们视为反现代分子，乃至扣上“守旧”、“封建”等帽子，实是一种错误。

第一类除柳诒徵外，学衡派成员如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大都曾留学美国，他们对胡适等人现代性思想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用西方思想批判西方思想，比如用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批判杜威的实验主义。第二类以哲学出身者为主，他们将儒家的历史划分为传统与现代两段，并将二者对立起来，自居现代新儒家。他们名为保守，实则激进。第三类学者邃于中国历史，对国学和国史有专门研究，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历史理性和历史认识。他们以民族文化为本位，以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个性为据，挑战西方现代性的普遍主义。他们强调中国现实问题之解决要自本自根，以我为主。对于第三类学者对现代性霸权的抗议和批判，学术界尚待加强研究。

第三类学者中，章太炎并不以史学名家，但他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方式却处处显示出极其深刻的历史意识和批判精神。清末民初的新知识界，“进化”、“公理”、“文明”、“民主”、“科学”等现代性“名教”正取代“天理”，强势兴起，章太炎敏锐地察觉到其中隐藏着矛盾、漏洞和陷阱。他援引历史，先后发表了《〈社会通诠〉商兑》、《五无论》、《四惑论》、《俱分进化论》、《代议然否论》等，揭明真相。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一书提出并致力于回答三个根本性问题：“试问前人所以开拓此天下，抟结此天下者，果何术乎？”“试问吾国所以容纳此诸族，沟通此诸族者，果何道乎？”“试问吾国所以开化甚早、历久犹存者，果何故乎？”这三个问题形式上是在探讨历史，实则是对“惟西是瞻”的新文化论者的反诘，是在寻找西方现代性规则之外的、契合中国的道路。钱穆继承了他们的精神，用历史说话，以历史理性反抗现代性的霸权。

《国史大纲》抗议当时甚为流行的三个观点：“只要没有近代大规模的工商企业组织，即是封建社会”；“只要没有明定的宪法，便是专制”；“只要没有反抗宗教的呼声，便是中古思想”(86)钱穆：《中国历史与中国民族性》，《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2册，第109页。。钱穆认为这三个观点本自西方历史之演变，不具备普适性；现在强加诸中国，形同有罪推定。《国史大纲》之后，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著作中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笔者以为，钱穆极力反对将西方历史演变之分类、分期和规则，扩大为全人类的分类、分期和规则，反对用非此即彼的逻辑将中国历史与“专制”、“封建”、“中世纪”等对号入座，有一定合理之处。“中国以往政制，尽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以往社会，亦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8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46页。他的抗议之声，不追潮流，不和时趋，实在是独立思考的结果。进而，他从儒家理想和历史理性出发直击现代民主制度和民族国家的弊端：“民主政治实以‘个人主义’之权利思想为出发点。所谓民有、民治、民享，即若干个人共有此种权利，因共同管理之，为此共同体谋乐利，无他义也。此种政治，换辞言之，实一种强凌弱，富欺贫，众暴寡之政治”，“此项政治之最大缺点，乃在并无一种著眼于人类大群全体之精神”，“对外则有民族之争，对内则有阶级之争。再换辞言之，此种政治常含有一种‘对抗性’和‘征服性’，而绝少教育与感化之意味。因此‘民族’与‘阶级’间之罅缝，常愈演愈深，而终不免于破裂”(88)钱穆：《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政学私言》，《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0册，第126-127页。。钱穆的这些观点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其底气即来自他所擅长的史学，来自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历史研究。

综上，作为民族处于危难时期的经世之作，钱穆的《国史大纲》展现了历史学在重大转折关头独具的运思路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一如以现代性为标准重估传统的价值，《国史大纲》从历史出发解决现实问题，以大历史观为坐标定位现实，确实能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有其独到之处。与同时期持现代化或革命史立场的通史著作相比，该书稍显迂阔，但所取得的效果并不逊色，甚至历久弥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就此而言，钱穆《国史大纲》经受住了历史检验，其解决问题的学术理路应该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