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红 齐斌

1926 年的秋天，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园里，一个瘦小清丽的女孩子在独自漫步，她的外表是安静的，内心却文思翻涌——又到了自己喜欢的国文课，刚刚留法归来的国文老师苏雪林这次会出个什么样的作文题目呢？赵萝蕤后来回忆说，当年在景海女师，自己最喜欢的课是“苏梅苏雪林老师”的国文课，“她重视写作能力，我的作文常常受到她的双行密圈。”“六年级时语文成绩被评为全校第一，甚至超过了高中三年级的同学。”（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时任景海女师国文主任、兼两个班国文课的苏雪林在作文方面的确是认真努力、批阅细致：“我学着安徽一女师杨铸秋先生的做法，圈、点、眉批、总批，每改一次，总要弄到三更半夜。”（《苏雪林自传》）作文被“双行密圈”的赵萝蕤与老师苏雪林的交集大约是一个学年。第二年的二月，赵萝蕤即因父亲赵紫宸工作变动跟随全家迁居北京燕京大学，入读高中二年级。

赵萝蕤回忆在景海女师的学习“完全是美国的那一套”，一入学即开始学习英语和钢琴——可以说，她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翻译家的确是有童子功作托衬的。

如果说早年译作《荒原》奠定了赵萝蕤在翻译界的地位，那么晚年的最后一部译著《草叶集》则是她最好的生命总结。与艰深难懂的《荒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草叶集》是直白、明朗的，没有什么阅读的难度。但它绝不是简单的。它是惠特曼穷36 年时光倾心而成的一部作品，也是惠特曼一生唯一的诗集，前后共出过六个版本（一说九个），每版的命名都是《草叶集》，其中的不同就在于惠特曼持续不断地增删和修改。有批评家认为《草叶集》本身就是一个有意味的成长载体，它“犹如一个勃然萌动的生命实体循序渐进地衍变，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和风格”。（刘树森《内战后<草叶集>的版本与惠特曼诗歌创作的嬗变》）

这部作品对赵萝蕤而言有着非凡的意义：1962 年接到翻译任务而后中断，至1978年重新开始，历经十二年的付出和努力，最后于1991 年出版——《草叶集》（全译本）。在赵萝蕤这里意味着30 年岁月的伴随。她曾对美国记者爱德华·A·加根说：“我将余下的一生都献给了惠特曼。”

“草叶”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有何种魅力可以让一个诗人如此钟情、以至于一生的创作只专注于这唯一的词汇、唯一的命名？“铭文”的最后一首长诗《自己的歌》中，惠特曼这样写道：草是一种“充满希望的绿色物质”，它们散发着迷人的气息——无论“绿叶”“枯叶”还是“干草”，它们一并被“我”捕捉和嗅到，而“我的舌，我血液里的每个原子，是在这片土壤、这个空气里形成的”。“这其实是各个时代、各个地区、所有人们的思想……这就是在有土地有水的地方生长出来的青草。”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草叶”是惠特曼非常喜爱并专注思考过的植物与意象，它的生命姿态包含着诗人对宇宙万物的理解和观照：最卑微又最高贵，最脆弱又最强大，最物质也最精神，可以作为人世间生命体的一种象征。惠特曼，这个被赵萝蕤称之为“辽阔博大、胸中能装满整个宇宙”的诗人，以“草叶”为载体，用“草叶”作视角，审视打量世界，并试图揭示出其中蕴含的恒定本质。

而赵萝蕤的翻译生涯，始于“荒原”，终于“草叶”——这个过程本身就像是一种命运的昭示。只是，对于赵萝蕤来说，自由高蹈的心灵愉悦与压抑困厄的暗黑体验，当二者都以极致的方式在生命中相继呈现，个中反差带来的悲怆感就更深切一些吧。

在美国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赵萝蕤没有等到学位的授予仪式就匆匆回国。因为平津局势紧张，她生怕战事发展导致回国受阻，无以报效国家，于是赶在1948 年年底起程、1949 年初到达北平。在北大、燕大之间，她选择了更需要她的母校——燕京大学，并接任西语系主任一职。但接下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教授纷纷离开，西语系师资出现严重空缺，给赵萝蕤带来了职业领域的第一个难题。她想方设法邀约人才，努力谋划心目中理想的大学西语系蓝图。其中芝加哥大学的师弟巫宁坤就是她的重点约请对象之一。接到赵萝蕤和代理校长陆志韦的邀请函后，经过短暂的犹豫、纠结，巫宁坤在服务新国家的憧憬中，抛下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到中国。赵萝蕤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让巫宁坤有些意外的是，当年在芝大喜欢穿西服，且举止落落大方的萝蕤大姐现在却一身褪了色的灰布中山装，而且皱皱巴巴，不伦不类，人显得憔悴了许多。

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巫宁坤显然不知道，萝蕤大姐的外貌变化是一个征兆：风暴即将到来——以他们这些有着欧美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无法预料的速度和强度。赵萝蕤曾经真诚而努力地“改造”自己，她带头在西语系“自我批判”，鼓励巫宁坤用马列主义思想讲述英国文学史，参加各类大小会议，反省自己工作中的“重业务、轻政治”的作风……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换取西语系和个人生活的安宁，她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的梦想很快宣告破产。

对于赵萝蕤而言，类似的“心灵之困”并非初体验。早在十年之前，她就曾在文章中描述过国家战乱之于个体带来的困境：“在这离乱战争的时代，庶民的生活更陷落在困苦中，罪恶在困苦中滋长着。谁还能勇敢负担痛苦的轭，维护善的生机，为新生作根苗？最近的未来不曾显露多大光明，最近的过去充满了悲痛的回忆，辽远的未来没有人敢断定，辽远的过去，已不可攀寻，只余‘现在’夹在中间窒息。可怜的人类当然只有慢慢地堕落……谁能拯救我们……”（赵萝蕤《必艺术论》）

是从哪一个时刻，她的精神终于不堪重压而出现失常症状了呢？又或许并不存在一个截然分明的时间点，她的内心訇然崩塌只是在缓慢的摧毁与磨蚀中，那些理性的支柱终至于破裂、折断？除却父亲、工作方面的问题，所有的重负中，爱人陈梦家的各种“麻烦”，以及他本人的“不可救药”，应该是赵萝蕤面临的最具毁灭性的打击。

1952 年的春天，陈梦家被人告发：在为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牵线购买“大织造”时，有“贪污”嫌疑。后经组织调查，陈梦家是清白的。但他还是被调离了清华大学，转到考古研究所工作。说到底，经济问题不过是一个由头，陈梦家的被批判主要缘于他一心专注学术、不问政治，或随性讥评时事、臧否人物的特点。

陈梦家的工作调动给两个人带来了生活的不便，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住所，两次搬家、迁移更是令他们心力交瘁。方继孝收藏的数封信中，有一封里陈梦家这样向赵萝蕤诉苦：“我因性急，搬家受累，精神身体很受损害，真是一言难尽。今日因不放心你，心中不知何故非常难过。此次真是大变，心、体都不能应付。程咬金也有山穷水尽之日。现在但求一个‘安’字。”（1952 年11 月9 日致赵萝蕤信）

身心俱疲的现实，不可测的未来，让陈梦家顿生不祥之感，但这不过是一个开始。不久之后他被发配至洛阳、兰州等地进行劳动改造——就是在这个时期，赵萝蕤一度精神分裂，被送进医院。经治疗，病状有所缓和。上世纪60 年代初期，政治回暖，陈梦家被召回考古研究所，之前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撰写的汉简论文以《汉简缀述》之名得以出版。赵萝蕤这个时期的精神状态也恢复平稳，她甚至接受了翻译《草叶集》任务。

但是，短暂的平静后面是汹涌而来的更大风暴。陈梦家连续被批，他和赵萝蕤的家被侵占，两人被赶到一间破旧的汽车库里居住。赵萝蕤连续发病，但已经没办法送去医院了。8 月的一个夜晚，陈梦家被批斗后离开考古所，到一位朋友家，对朋友说过一句：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跟踪而至的考古所的人将他强行押回。当天夜里，他写下遗书，吞安眠药自杀，但没有成功；几天之后，趁红卫兵不注意，陈梦家第二次自杀，以自缢的方式，成功告别了这个令他尊严全失的世界。

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我对于陈梦家决绝行为的唯一不满在于：怎么可以就此撒手而去，留下仍在病中的妻子独自一人苦苦挣扎？那么多封信中，甚至那些留下的便签条上，陈梦家一直都亲昵地叫着妻子的名字：“蕤”，关心着她的生活，担心着她的健康，倾吐着自己的心情，汇报着自己的日常，那些呼喊的愿望，那个呼唤的声音，怎能如此戛然而止了呢？

留下来的赵萝蕤，又是如何撑度时日的呢？这个连家用账簿都记得认真工整的女人，这个整齐清爽、理智优雅、痴迷艺术的女人，她不断陷入的精神分裂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还是一种痛苦的挣扎和自我平衡呢？逃掉的是灵魂，逃不掉的是肉身：揪斗、撕扯、示众……加之于赵萝蕤的，一样都没有少。

面对历史，我只剩下感慨：一个人，需要经过怎样的内心熔炼才会让自己对苦难的承受度不断提升？十年之后，从燕京大学调入北大的四名教授中，只有赵萝蕤活了下来。动荡过后，她搬至城里一个四合院，两间东厢小屋，“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和她心爱的音响……她热爱音乐，经常倾听西方古典音乐……姐姐说：‘音乐对于人的身心原具有非凡的魔力。它可以把你的心魂摄了去，经受洗练，承蒙启迪；它足有威力可以将任何肺腑所蒙受的任何痛楚、郁结、绝望，予以松舒，它激扬你的欣喜，抚慰你的创伤。’”（赵景伦《我的姐姐赵萝蕤》）

如果音乐真的能够涤荡那曾经的不幸与痛苦，也算是一大幸运。音乐而外，赵萝蕤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付出全部心力，翻译出版了惠特曼的《草叶集》。冥冥之中，我觉得这部诗集之于晚年的赵萝蕤，是一种宿命，更是一种救赎，如同陪伴她的音乐一样，《草叶集》是她的另外一个心灵伴侣，帮她一点点修复千疮百孔的生命。某种意义上说，《草叶集》与晚年的赵萝蕤是在互相成全，互相致意。赵萝蕤由此得到了她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慰藉——芝加哥大学百年校庆之时邀请她返校，以研究和翻译惠特曼为题，发表演讲。同时给百年来成绩突出的十位校友颁发了“专业成就奖”——赵萝蕤是第一个获奖者。

从“荒原”到“草叶”，这个以探索别人情思和心灵世界为乐趣的翻译家，自己也经历了“浩漫的黑暗”，只是她“始终不愿谈论她那段遭遇”（赵景伦《我的姐姐赵萝蕤》）。即便撇开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在文学、音乐、审美方面达到极高境界的女性，她的内心更多是满足、幸福，还是孤独与虚无呢？我总觉得后者多于前者，虽然孤独与虚无并非不是享受。

散文《官场》中，赵萝蕤曾经抒发过这样的情思：每当我在薄暮微昏，清朗的秋空之下独自在乱路深草间散步时，我常常仰头叹息：“我是谁呢？我竟走在这样大的大空之下？”另一篇散文有类似的表达：“我感到一切都是空空空，一切都是虚空。”（赵萝蕤《人与狗》）作为一种似曾相识的情绪体验，艾略特在《荒原》第三部分“火诫”中写道：“在马该沙滩/我能够把/乌有和乌有联结在一起。”就这句而言，我更喜欢查良铮版《荒原》的译法：“在马尔门的沙滩上/ 我能联结起/ 虚空和虚空。”——带着诗人穆旦特有的哲思与苍茫感，这句诗似乎提醒了我们，当赵萝蕤走向艾略特时，他们之间的息息相通远不止诗歌本身。写这篇散文的时候，赵萝蕤正身置战争的动荡与乱离之中，她在文中反复咏叹并自我追问：我是谁呢？竟在这样大的大空之下？我的悲伤已经深了，但我相信天还是好的。

这一刻我相信，面对世界，面对众生，面对自我，面对内心油然而生的孤独与悲怆，赵萝蕤与艾略特在同一思绪上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