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钰璋

苏轼他的法律思想既散见于大量的策论、奏议、书信和经解中，也体现在他数年任职地方时进行的司法实践中。这些司法实践与苏轼其他法律思想一同向我们展现了北宋激烈变法的背景下苏轼对法与社会治理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苏轼十分注重维护法的权威，多次强调遵守法令的重要性，但他在司法实践中数次“法外权变”，突破了法律的规定。探寻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掌握苏轼法律思想的内涵。

一、苏轼的法外权变案例

尽管史料中对苏轼司法实践的记载有限，但我们仍能从中找出苏轼“法外权变”的案例。其中苏轼上奏的《奏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状》和《论高丽进奉状》中记述的杭州颜章、颜益案及高丽进奉案较为典型。又有《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对私盐贩及盗贼法外行遣一事。此外宋人何薳《春渚纪闻》中还载有“写画白团扇”一事。该书虽多载奇闻异事，但因何薳之父曾被苏轼举荐，两家关系亲近，学术界认为该事可信[2]赵晓耕主编：《北宋士大夫的法律观——苏洵、苏轼、苏辙法治理念与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206 页。。

（一）杭州颜章、颜益案

元祐四年，知杭州任上的苏轼发现有人送纳劣质绸绢，阻碍官吏拣择，导致输送给朝廷的绸绢质量下降。年年如此，已然形成风气。苏轼欲改革弊端，要求受纳官吏对绸绢加以拣择，以确保质量，却引发二百余名百姓在受纳场前大声喧哗，又冲入州衙引发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