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九红

社区矫正被称为“最人道最文明最经济的非监禁性刑事执行制度”。[2]王顺安：《论〈社区矫正法〉的五大立法目的与十大引申意义》，《中国司法》2020 年第5 期，第68 页。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自试点到试行，再到全面推进，乃至《社区矫正法》正式颁行，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局部探索到全面实践，在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提升司法文明方面，意义非凡。截至2019 年底，全国累计接收的社区矫正对象总数是478 万人。近几年来，每一年全国新接收社区矫正对象的数量都超过50 万人。[3]姜爱东：《〈社区矫正法〉具有里程碑意义》，《人民调解》2020 年第2 期，第11 页；《司法部：全国累计接受社区矫正对象已达478 万》，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12-28/9045849.shtml，2020 年10 月8 日访问。社区矫正成本远远低于监狱执行成本，仅为监狱执行成本的10%，[4]王茜：《社区矫正法草案首次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审议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官网，http://www.npc.gov.cn/npc/c36803/201907/4b27683d9a824d16a87f5e94349c00aa.shtml，2019 年9 月8 日访问。而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犯率，不仅在社区矫正期间而且在社区矫正解除以后，都远远低于监狱。从“严打”的重刑主义价值取向到社区矫正的轻刑主义开启，从封闭式单一机构矫正到开放式政社契约合力，[5]康娇、张昱：《共生性契约团结：社区矫正实践中政社合作新方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4 期，第1 页以下。从国家主义的硬性治理到多元社会主体协同参与的柔性治理，[6]罗豪才：《关于法治的混合治理模式》，《北京日报》2015 年1 月19 日，第17 版。我国在行刑领域开展的社区矫正工作，堪称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