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幸

一、博物馆的政治传播功能

政治传播是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可实现方针政策解读、舆情传达、权力监督等一系列功能，其被定义为政治信息经由相应的通道开展交换及传递的过程[1]。在收藏、研究、教育的基本职能基础上，博物馆不仅成为承载人类历史与集体记忆的空间载体，也是具有传播功能的媒介。1974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首次提出博物馆具有传播功能，即“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2]。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博物馆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福柯认为渗透在博物馆中的权力体现在机构塑造生产出的人类主体[3]，博物馆具有权威性和真理话语权，是政治传播的特殊渠道。本文将博物馆视为具有说服力的传播工具，通过展品的选择、展陈与叙事，从而陈述有关基本文化信仰或政治观点。

博物馆依据其不同类别实现不同的政治传播与劝服的目的，如果说艺术类博物馆展示与传达国家的荣耀与品位，历史类博物馆则成为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并为政权赋予政治合法性。其中，作为创伤记忆的历史博物馆与纪念馆被赋予了独特的政治色彩，成为回应侵略者、展示民族苦难史的“记忆空间”，是抵抗遗忘、保存记忆的载体，通过遗址、史料与视觉修辞表达“这些是我们忍受的暴行”。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如何通过博物馆讲述红色记忆，通过红色资源塑造城市形象成为我国政治传播实践中的重要话题。本文选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其分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达豪（Dachau）集中营纪念地、柏林犹太博物馆、安妮·弗兰克之家（Anne Frank House）为研究对象，考察创伤型历史博物馆作为政治传播的功能、路径与视觉劝服机制。

二、“永不忘记”：创伤型历史博物馆的政治使命

“永不忘记”是创伤型历史博物馆所肩负的首要使命与传递的明确信息。1982年，日本在历史教科书中将“侵略中国”的记述改为“进入”，其美化侵略历史的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也成为南京市人民政府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契机。在邓小平同志题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名后，纪念馆的建设随即于1985年动工，并于同年的8月15日，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当天建成开放，以显示中国人民对于历史的回应。自2014年12月13日起，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固定在此举办。30余年来，纪念馆历经三次扩建，其中，三期新馆于2015年正式对外开放，同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分馆，位于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的陈列馆对公众开放。2015年起，该场馆成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举办场所，纪念活动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呈现，并延展至其他场地，以扩大此历史惨痛事件的传播力与政治影响。

重大国际盛会的开办是城市宣传的良好契机[4]，在2016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解放军军乐团表演的《永不忘却》音乐会通过一系列大型交响管乐作品描绘出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场景、中国军民的不屈抗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一幅幅历史画卷。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中强调：“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5]

此类创伤型纪念馆的建立者（即由承受罪行的民族建立或由施暴者建立）与建立位置不同（如在南京建立或在日本本土建立），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政治意义。相较于日本政府对于历史罪行的消极态度，同样曾经犯下罪行的德国政府则在战后以一系列正视历史的行动中改变了其在国际上的形象。笔者曾在接待德国访问者时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谈及我国民众对于此段历史的态度时，意识到侵略国对于历史的漠视于受害者而言是再次伤害，而这也体现出我国建立纪念馆以铭记历史的重大意义。在对外传播的具体策略上，中国如何有效发挥渠道优势争夺国际话语权，是我们仍需探索的重要课题[6]。

比起曾经承受苦难的民族，这种人类的惨痛历史更应该被施暴者铭记。德国作为曾经的侵略者，战后通过直面历史的诸多举措逐渐赢得了世界的尊敬，由侵略者建立的博物馆在铭记历史的基础上传递出更深一层的反思性。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维利勃朗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华沙之跪”①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维利勃朗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后突然自发下跪，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这一举动引起世界的惊动，被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华沙之跪”。，成为德国直面历史的重要里程碑，此举为德国在战后重塑外交形象、改善国际关系铺平了道路。此后，由德国政府建立的犹太人博物馆与保存完好的二战时期的集中营纪念馆均显示出德国正视历史、铭记历史的勇气与决心。

三、 创伤型历史博物馆视觉劝服的路径与机制

（一）索引性劝服：作为回应的物理空间与承载创伤的记忆空间

创伤型历史博物馆主要通过索引性与拟像性两种路径发挥视觉劝服的作用。索引性和拟像性与图像的语义属性（semantic properties）有关，并代表图像具有意义的方式。

索引性是指图像记录事件发生的能力，通过不可磨灭的视觉震撼引起参观者的情感反应，并试图使参观者的视角发生深刻的变化。通过索引发挥劝服功能的博物馆通常设立在民族创伤记忆的遗址上，以原始状态下的文物作为索引图像进行说服，包括实际物品、文档、照片，以及遭受酷刑、谋杀和压迫的证据。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场馆所在地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与遇难者丛葬地，纪念馆通过“遗址”与遇难同胞遗骸作为证据传递信息，其中三处南京大屠杀“万人坑”分别展示了1984年、1998—1999年以及2006年发现的遇难同胞遗骸。陈列室的外形为棺椁状，其内部同样展示了从遗址所在地的江东门“万人坑”中挖出的部分遇难者遗骨。

作为集体记忆的博物馆主要用索引图像（index）进行说服，它的焦点通常更多地集中于特定的行为或事件，其目的是确保诸如大屠杀之类的事件永远不再发生。例如，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兰克之家通过索引图像讲述了八个犹太人的故事，他们花了几年时间躲在几个小房间里，以逃避纳粹的俘虏和处决①Anne Frank House详细信息参见官方网站： https：//www.annefrank.org/en/。这些人因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日记而闻名。在这本日记中，安妮记录了躲藏者的日常生活、希望和恐惧。该博物馆通过视觉化的景象讲述了这个故事，并通过与读者的对话和交流实现了自我重构[7]。普通物品具有非凡的意义。例如，尽管躲藏者可以使用洗手间，但是却没有能够洗澡的地方。此外，躲藏者不能冲洗马桶，因为仓库工人会听到通过管道排出的水。博物馆出口的墙上贴着《安妮日记》的节录页，记载了那些躲藏起来后被捕的人的遭遇。而安妮也在被带到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后，未能等到解放就去世了。

在通过实物证据展示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有一类更能够引起争议的博物馆在叙事与展陈上试图影响参观者以一种非常特定的方式看事物，例如达豪集中营纪念地（DCCMS）。慕尼黑郊区的达豪集中营是第一个也是典型的集中营，1965年在营地的原址上建立的达豪集中营纪念地，在展示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传递出永远不要再让这种恐怖存在的信息②DCCMS详细信息参见官方网站：www.kz-gedenkstaette-dachau.de。保留下来的营地本身十分荒凉，这为参观者提供了与周围社区隔离的第一印象，一种视觉和情感体验。在进入DCCMS时，该纪念地通过使用索引图像进一步增强了该信息。气势磅礴的铁门迎接了所有囚犯的到来，现在完好无损，伫立在原地迎接所有来访者。在营地的所谓“点名区”中，一座1968年竖立的铁质纪念碑进一步强化了主要信息。这个抽象的雕塑不仅标志着达豪囚犯的苦难，而且还象征着警卫和管理人员将囚犯视为“次人类”的观点，再次明显地超出了文明规范。在视觉符号上代表其主要信息的一个例子是在那里建立的各种宗教纪念馆，所有纪念馆都位于沙坑、浴室和“点名区”的对面，这绝不是偶然的。在这些地方，大多数人遭受了屈辱、酷刑和谋杀。因此，这不仅传递出在达豪曾经发生的一切，而且也反映了整个纳粹计划的疯狂。

（二）拟像性劝服：反思与共鸣的抽象空间

创伤型历史博物馆除了通过遗址、实际物品、文档、照片展示某种政权的酷刑，还可通过拟像性发挥说服力。此类博物馆首先通过标志性的设计唤起人们的情感反应，并通过建筑的物理属性和传播功能成为具有隐喻意义的媒介[8]。哈腾豪尔（Hattenhauer）认为，建筑“不仅可以交流，而且还可以进行修辞交流。因此，建筑是一种具有说服力的现象”[9]。

柏林犹太博物馆新馆由丹尼尔·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设计，对于这位从小目睹亲人惨遭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迫害的建筑师来说，犹太人博物馆的意义除了铭记历史，也包括在柏林这座城市中重新建构与维持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价值。对于李博斯金而言，建筑是叙述故事的载体，也可以成为疗愈苦痛的空间。博物馆通过建筑场景构建出特定的交流状态，从而形成传播语境[10]。因此，李博斯金将建筑视为传播的载体，通过建筑本身的语言与造型隐喻，使参观者体验到犹太人大屠杀对于犹太民族文化和柏林这座城市的双面冲击。

与上述索引类博物馆不同，柏林犹太博物馆既不是建立在“遗址”上，也并未直观地强调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展品或场景，仅凭借奇异的建筑空间设计（破裂形窗口与扭曲的地面）、材料的拼接与幽暗的光线给参观者带来心灵的强烈震撼与撞击，用象征与隐喻的手法使参观者体验到二战时期犹太人的感受。这座博物馆没有入口，参观者需从柏林历史博物馆中穿过地下走廊，在失去方向感和“东躲西藏”中抵达。建筑师通过设计这种缺位、虚无和消失的感受，使参观者在行走中就能够体会到犹太人的艰苦历程，通过沉浸式的体验引起共情。博物馆通过建筑本身恢复了空间在传播中的主体地位[11]，以一种不连续的处理手法相互沟通，通过令人极为费解的空间体验叙述了德国犹太人不同时期的破碎历史。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自媒体时代是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12]，随便拍个照，上传至网络空间，就可能引起大家的热议[13]。柏林犹太人博物馆凭借象征性建筑吸引着人们的参观，并通过社交媒体进一步向世界传递出德国对历史的深刻反省。

（三）从创伤到希望：永矢弗谖，祈愿和平

博物馆的政治劝服职能从回应到记忆，呈现出人类曾经忍受的暴行，确保没有人将证据埋在阴暗的沟渠中。而隐含其中的另一个目的则是永远不要再让这种恐怖存在，防止历史重演。博物馆在展示苦难、表达哀悼并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时，还须传递出和平与希望的信息，引发参观者思考人类怎样从如此黑暗的历史中吸取积极的教训。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价值体系的差异、文化共鸣的匮乏等诸多挑战[14]，需要突破固有思想的束缚，让传播的价值观能够适应新时代的发展[15]。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二期工程主要凸显沉重与哀悼，三期的扩建则除了表达哀悼之意，还凸显出圆满、胜利、浴火重生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5]。

李博斯金同样认为博物馆不仅要展示那些令人恐惧的故事，还要展示希望与光明。他在犹太人博物馆的“屠杀塔”中留出了一道光，这一线透过缝隙的微弱光亮透露出几乎渺茫的希望。设计的灵感来自一位幸存者，当他被押上纳粹集中营的车辆时，感觉看到了一束光，或许只是在他脑海间闪过，但这道光鼓舞着他活了下来。因此，李博斯金在黑暗的空间中留出了一线光明，象征着希望，也意在显示柏林未来之光。此外，他在建筑中的每根混凝土排柱顶上都种植了一棵树，意在表达犹太人新生的希望。

四、结语

创伤型博物馆承载着特殊的历史内容与政治传播的使命，将人道主义价值置于优先位置，拓宽了博物馆的职能与范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安妮·弗兰克之家与达豪集中营纪念地均为历史地点博物馆（Historic Site Museums）的典范，展示出历史地点的当代应用，它们通过索引性劝服展示了民族创伤记忆。李博斯金则通过柏林犹太博物馆提供了一种更具有象征性的叙事方式，以拟像性劝服的策略呈现出了能够引发反思与共鸣的抽象空间。学界对于这两种视觉劝服的路径褒贬不一，这也反映出人们对于当代博物馆传播机制的不同见解：创伤型历史博物馆应传递简单、毫无争议的信息，要通过强有力的劝服与关于历史的可信叙述以实现政治传播的目的，还是顺应博物馆发展的潮流，将游客视为思考上的参与者，通过话语性设计搭建沟通的开放平台，促进社会问题的对话与实现民主价值。通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柏林犹太博物馆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比起曾经承受苦难的民族，这种人类的惨痛历史更应该被施暴者铭记。在展示苦难、表达哀悼并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时，还须传递出和平与希望的信息，引发参观者思考人类应怎样从如此黑暗的历史中吸取积极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