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菁，徐惟诚

“现代性”一说肇见于16世纪的欧洲，到19世纪才由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在《现代生活的画家》（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系列文章中明确提出[1]。“现代性”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西方引进后便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频繁出现，但学界对其定义尚无统一标准，不少学者都著书立言从不同视角进行阐发。如钱中文将现代性理解为“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2]。汪民安在《现代性》一书中指出现代性内涵丰富，内部系统错综复杂，并从现代生活、现代资本主义以及现代观念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现代性纷繁复杂的内涵[3]。李欧梵在论述晚清现代性时指出，“所谓现代性就是着重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的一套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4]。当前学界对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性，针对翻译与现代性关系的著述仍然鲜少。目前有刘禾从翻译的语言与文化实践的角度讨论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交流与翻译如何构建现代想象[5]；赵稀方从历史文化领域探究翻译作为一种文化构建的手段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功用[6]；罗选民以译学为观照审视了翻译在中国现代性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拓宽了中国现代性研究的途径[7-9]。

清末民初是中国现代性的开端，翻译家们怀揣着特殊时期的家国理想，在翻译过程中大胆引进西方思想，以期改革社会、救亡图存，促使近代中国建构了新的历史意识。翻译家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扮演着新思想启蒙者和新时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翻译家马君武译笔生涯30余年，跨越晚清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他从旧制中披荆斩棘，传播新思想与新文化的火种，与新一代致力于开民智、兴民权的翻译家一起开创了近代西学东译的新时代。马君武的西学译本通过输入西方理念和思想，促进了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对中国现代性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近代翻译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轨辙

中国近代翻译场域的时间段为1894—1916年，即甲午战争爆发跨至新文学革命前的时期[10]。当时的内外交困迫使国人开眼向洋，负载救世济民之使命，探求救亡图存之途径。有识之士与知识精英在这一时期引进西方物质文明成果，译介西方精神文明成果，书写了中国现代性的源起轨迹。近代翻译在新旧之交的时间纵轴与中西之辩的空间横轴中艰难行进，数代人开拓进取，在不断的挫折与革命中才完成了对西方文化的消化性吸收，从而走向现代性[11]。

传统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第一次碰撞始于鸦片战争。在物质文明方面，以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在器物层面接受西方文化，建立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湖北织布局和汉阳铁厂等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欲以彼之利器御侮自强；在精神文明层面，清政府兴办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组织力量翻译夷书，如丁韪良翻译了中国近代首部西方国际法学著作《万国公法》，传教士傅兰雅翻译了中国近代首部外国军事理论著作《防海新论》。秉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精神，魏源、林则徐等人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译介推进了中国现代性的发展。然而甲午战争一役，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美梦气数已尽，统治阶层与知识精英超越“中体西用”之窠臼，翻译西方资本主义政治著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重新探讨现代性国家建设之路。但仅依靠“西法”救国，成效不彰，国家依然深陷内忧外患之中，社会动荡。部分知识青年破除尊孔复古逆流，发起新文化运动，全面引进西方现代文化、思想与崇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文学翻译在这一时期“初衷并非小说或文学自身的发展，而是与立学会、搞演说一样的社会改革与公民启蒙教育”[12]，进一步塑造了中国的现代观念。如前所述，“现代性”内涵丰富，贯穿历史发展脉络且与时俱进，是“永远都在不断消失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再生”[13]29，是“每一个‘新’事物或‘新’时代所具有的那种特性”[13]29。晚清社会的现代性建构经历了从西洋科技引进、民主制度革新再到文化思想启蒙的转变过程，中国近代翻译也沿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文学的轨迹发展，可以说晚清社会思潮变迁的曲线与近代西学翻译的变化轨迹一脉相承。

近代的翻译家们为国人译介了大量题材新颖的异国书籍，囊括政治立宪、教育改革、域外奇闻、婚姻自主、女子学堂、侦探推理、科学幻想、实业救国等方方面面，弥补了国内相关作品的阙如。这些对时人而言光怪陆离的现代性题材介绍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新观念与新事物，超越了当时的意识形态认知，为晚清读者提供了一个与过去固有的生活经验大相径庭的话语世界，构建出关于异国陌生的他者形象。

近代翻译场域与国家政治场域紧密相连，促使译者的翻译动机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性。清末民初正是中国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转型之际，面临千年未有之民族危机，以梁启超、严复、马君武等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积极投入翻译实践，将译介西学作为社会变革和政治改良的重要手段，以期教化民众，开启民智，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与西方现代性的融合以及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梁启超在《论译书》中提到“西国一切条教号令，备哉粲烂，实为政治之本，富强之由”[14]，即认为西方科学著作是社会改良之利器，为政治变革服务，故断言“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要义，昭昭然也！”[15]他立足于基本国情与时代特征，论证了以翻译为手段进行文化资本的流通，可以达到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严复联系晚清时期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强调了“开渝民智，不主故常”“借鉴他山，力求进步”[16]的翻译宗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开办以来，总办严复译书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为主，其中又多是西方的政治、史志和教育类用书[17]。翻译从而成为严复实现自己政治诉求，修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参政行为。马君武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提出“翻译西方文明”是中国“图存之最先着”[18]，“发愿尽译世界名著于中国”[19]，将救亡图存之宏愿诉诸翻译事业的兴盛。在清末民初这一历史阶段，翻译家们力图通过译介西学促使国家重新审视政治制度，启蒙民众觉醒，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间。

二、马君武的翻译序跋及其现代性表征

翻译家马君武笔耕生涯长达30余年，横跨晚清与民国两个历史时期，一生中翻译了近40部（篇）著译，近500万字，在产生的社会影响等方面，可谓比肩严复[20]。他文理兼容，无论科学翻译还是文学翻译都能得心应手。马君武的翻译成就中，文学翻译算不上主项，但体裁丰富，下笔妍雅，译笔生辉。他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应用技术等方面的翻译成就尤为显赫，开创了我国科学翻译史上的数个先河，对相关学科具有重要开拓意义。马君武的翻译也延续了中国批点小说的传统，在译本上加批注、题词、序跋等，用以阐发原作者、译者或读者的思想。序跋是一种中国传统文体，书前称序，书末为跋，“用以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等的文章”[21]。我国大多数翻译家都有为译本作序跋的传统，他们添加前言与后序，向读者阐述自己的翻译背景与翻译目的等情况。

翻译中，为使译语读者的阅读体验尽可能达到与源语读者阅读原文时相同的效果，译者常常隐形于幕后，译作序跋则让译者实现了“显身”。作为译者，为使目标读者在阅读中能与源语作者进行顺畅的思想交流，往往无法在译文中尽情表达，而序言跋语则为译者提供了与译文读者对话的舞台。通过序跋，译者可以总结并反思整个翻译活动，表达自己阅读原作时的思想体悟，阐释自己的翻译策略选择及动因。因此， 对译作序跋的讨论是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译者翻译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成为研究与评价译者与译作的重要依据”[21]。

马君武深感启蒙国民大众之必要，遂通过翻译西学著作，为国人引进了民族、民主、国民、科学、社会、文明、自由、实业等现代性观念。据统计，马君武译作中包含译序、译后记、跋语等共计 21篇，总计近万字，这些译作的序言跋语之中充满了现代性想象，反映出译者开启民智的诉求。这些文字材料不仅仅是马君武翻译过程中的感性认识，其中多有真知灼见，也是中国文学观念向现代转型的重要表征。

通过对马君武译作序跋中高频实义词的统计，频次较高的实义词及其频次如下：“译” 87 次，“政策”40次，“中国”21次，“生计”20次，“达尔文”17次，“德国”14次，“世界”12次，“文明”9次，“自由” 9次，“日本”8次，“商业”7次，“欧洲”6次， “制度” 6次，“法兰西”（法国）5 次，“科学”5次，“研究” 5次，“工业”5 次等 。由此可见马君武翻译过程中的关注点集中在进化论、女权思想、民主思想、民族思想等方面，致力于为化解民族危机提供助力。通过序跋及其关键词分析，反映出马君武翻译时的所思所想和翻译目的，也可以观察当时马君武如何评价和认识西方社会与文学，西方社会在哪些方面对他产生过影响。

在马君武翻译序跋高频实义词统计中，“译”一词出现的频率最高，显示出马君武强烈的翻译自主性，呼应了他一以贯之的翻译动因，即“翻译西方文明”是中国“图存之最先着”，“发愿尽译世界名著于中国”的强烈愿望和坚定决心。从马君武序跋词表中还可以看出他对民主与科学的向往。马君武的译作以科学翻译为主，特别是关于西方社会思想和现代性的著述，如《达尔文学说》《自由原理》《赫克尔一元哲学》《国民生计政策丛书》等。他在序言跋语中积极宣传西方民主共和思想与社会主义学说，字里行间表达出对西方现代性观念的肯定。

三、马君武翻译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在近代中国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双重压力下，马君武深谙传播西方文明对振兴祖国、强大民族具有刻不容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意识到“新文明之输入实吾国图存之最先着”，是救亡图存的必要途径，是重塑国民精神的思想武器。马君武的译作包含了大量现代性话语，其中以进化论、女权思想、民主思想和民族独立思想的影响最为深远。

（一）达尔文进化论译介

说到马君武对进化论的译介，就不得不提及严复。1895年，严复译作《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的出版使进化论得以在中国广泛流传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天演论》从1898 年正式刊行以后，各出版机构争相出版，读者竞相购买，在十多年时间里，先后发行了30多种版本，仅上海商务印书馆从1905至1927年的22年间就印了24版，可见传播之广。这是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第一波高潮。《天演论》中的进化论只占全部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小部分。马君武的达尔文进化论译作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原貌，正如邹振环所说：“马君武译出的《达尔文物种原始》《人类原始及类择》等达尔文进化论名著译本较之严译《天演论》更清楚地显示了达尔文进化论与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区别。”[22]20世纪30年代初，马君武翻译的达尔文学说的出版引起读者的热烈反响，使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达到了空前的盛况，这是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第二波高潮。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有以为神灵时刻都在监督指挥人类一切行动的神权论，有觉得古胜于今因而应当恢复古时一切文物政教的复古论，有主张时代兴衰周而复始、否极泰来的循环论。“自君武先生所译进化论之书籍出世后，渐渐把国人之‘天命’‘神权’‘复古’‘循环’等陈旧有害之思想，一一为之粉碎无余，而代之以积极奋斗进化发展之观念 …… 近十余年来所谓新思想运动、新文化运动，大部分即为进化的新人生观新宇宙观之运动，而给这些运动提供理论根据者，实际君武先生等翻译进化之名著介绍于国人之功也。”[23]虽然陈乃文没有对他以上所言进行论证，有些说法还有待商榷，但陈乃文先生的论述却在客观上表明了马君武进化论译作对当时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二）女权思想译介

马君武对女权思想的译介包括《斯宾塞女权篇》（The Rights of Women）和《女权说》（The Subjection of Women）。《斯宾塞女权篇》开篇即提道：“公理固无男女之别也。人之为学，实男女二类之总名，而无特别之意义。人莫不有平等之自由，男人固然，女人何独不然？”[24]16这在中国女权思想史上树立了丰碑，启发国人修正封建社会剥夺妇女权利的旧俗和法律制度，提倡男女平等、平权。此外，马君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弥勒约翰之学说》，文章第二节专门编译了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女权说》，着重介绍西方妇女享有的公民权，即监督与组织政府的权利，过问国事的权利，担任政府高级职务的权利，享有与家庭其他成员同样的权利，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利[24]142-145。马君武译介的西方女权思想，颠覆了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对中国近代妇女思想解放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1903年8月，金天翮创作出中国首部论述女权革命理论的书籍《女界钟》，此书在相当程度上受到马君武女权译作的影响。例如，书中认为，应恢复女子的六种权利（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婚姻自由之权利）[25]，这与马君武译介德国社会党人主张的五种权利十分相似。这本著述推动了马君武译介的女权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三）民主思想译介

马君武于1903年翻译并出版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On Liberty），该书系欧洲资产阶级政治的代表作。该书的译本还有严复的《群己权界论》，两书的出版时间大致相同，马译本是否参看了严译本不可得知。与严译本一样，马译本阐述了人民所享有的各项权利：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自由权利。与严译本不同的是，马译本详尽地传达了穆勒在书中所阐述的“人民为主，君吏为仆”[24]29的思想，认为“主治者既为人民之代表而握人民之公权，即担当责任，动作皆视人民之意向”[24]32，“主治者之利益，即人民之利益；主治者之志愿，即人民之志愿”[24]32。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民为君之奴，可由君任意宰割。马译本颠覆了传统的君民思想，赋予了人民以各项自由权利。马君武翻译此书的目的是以他山之石，拯救中华民族之危机，因此存在一定程度的改写，马君武将自己的思想代入了译文中，如 “中国自儒术一统后，国人之思想极不自由，人材日下，凡词章攻据等科之杰才，皆因为思想界之所限，遂旁发为曲艺末技也，可悲矣！”[24]31此句译文揭露了中国千年封建专制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国人的束缚，以及其阻碍科学文化发展的罪恶。马君武译介的《自由原理》将自由主义与民族富强、社会进步相结合，表达了推翻清王朝，建立现代文明国家的愿望。梁启超高度评价了这部译著，在为《自由原理》作的序言中称赞“吾涉猎弥氏书十数种，谓其程度之适合于我祖国，可以为我民族药者，此编为最”[24]28，并对马君武精妙的译笔表示认可，认为它是“吾国得第二之善译本”[24]29。

（四）民族独立思想译介

马君武的文学翻译通过揭露残酷的现实，传达了原作抵制专制侵略、捍卫民主民族自由的思想。《哀希腊歌》（Isles of Greece）是他的译诗中最负盛名之作，比之梁启超的节译，马君武的全译更为详尽地讲述了希腊衰落沦陷的故事。拜伦的原作富有反抗精神，歌颂自由民主与民族独立。马君武希望借《哀希腊歌》来激励国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为民族独立自由而战。马君武翻译的名剧《威廉·退尔》（Wilhelm Tell）也体现了上述思想。该剧本描写了瑞士人民不堪忍受暴虐凶残的奥地利统治，团结起来反抗外族压迫与封建统治，终获自由的故事，表现了瑞士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该剧着重塑造了威廉·退尔舍己救人、英勇斗争的侠义性格，他在忍无可忍时杀死了总督，揭开了人民大起义的序幕，最终赢得胜利。马君武在《译言》序中写道：“吾欲译欧洲戏曲久矣，每未得闲。今来居瑞士之宁茫湖边，感于其地方之文明，人民之自由，到处瞻仰威廉·退尔之遗像，为译此曲。此虽戏曲乎，实可作瑞士开国史读也。予译此书，不知坠过几多次眼泪。予固非善哭者，不审吾国人读此书，具何种感觉耳。”[26]在翻译这个剧本时，中国正值袁世凯试图复辟帝制之际，马君武企图借此剧唤起人们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反抗意识。

由于有长期的海外留学经历，耳濡目染西方文明和文化，马君武能够较好地把握西方启蒙思想的真谛。马君武的西学译介不亚于往当时国内死气沉沉的思想界砸进一块又一块的巨石，激起了科学与民主的水花。专门从事马君武著译研究的曾德珪教授评价：“马君武可说是近代中国维继严复之后，传播西方学说、翻译西方著作最有成绩的学者和翻译家之一。”[27]广西临时参议会送给马君武的挽联，将之与严复并称为译界双雄：“译著峙两雄，若论昌科学、植民权，收功应比又陵为伟；国家攫多难，方赖造英才、匡正义，惜寿不及相伯之高。”[28]

四、结语

清末民初，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翻译家们满怀一腔热血，以期翻译报国。早期翻译家们带有政治功利性的翻译活动促进了中西社会的融合以及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书写了中国现代性形成与建构的源起轨辙。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翻译家，马君武译笔生涯30余年，毕生致力于开民智、兴民权，与新一代的翻译家们谱写了近代西学东译的新篇章。他将西学译介与爱国情怀紧密相连，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等领域著译累累。马君武译作的序言跋语充满了现代性想象，体现了译者醒世救民的诉求；马君武的西学译作输入了进化论、女权思想、民主思想、民族独立思想等西方科学文明和启蒙思想，振奋了国民精神，开阔了国人的现代性视野。马君武的翻译实践参与了中国现代性的阐释与发展，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