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明，刘坤婷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全国上下迅速展开疫情“防控战”来应对严峻形势。其中，部分农村地区的防疫措施曾几次成为微博等社交媒体的热议对象，且讨论方式以调侃、模仿、吐槽为主。以微博为例，疫情暴发后，各省市确诊病例数目、密切接触者的寻找、个体或集体求助、医疗物资供应情况等沉重话题几乎占据了每一天的热搜榜。但在2月初，社交平台上关于农村防疫措施的话题热度持续走高，并衍生出了“全球防疫奇服大赏”“农村硬核防疫”“农村硬核标语大赛”等热门话题。这些话题因为自身携带的夸张性、滑稽性和表演性而与上述的“沉重”话题明显相隔开来，其在讨论中形成的调侃、幽默氛围也与当时蔓延在社交平台上的压抑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当时农村的防疫工作在线上线下都形成了一种“硬核化”传播现象，但在网络深度下沉的今天，公众在互联网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更能捕捉和感受到这种现象。在社交媒体独特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机制的推动下，与农村防疫相关的硬核话语传播符号迅速形成、传播和再生产。社交平台上的用户不分阶级、不分区域、不分年龄，一般只要进入网络平台就能感受到平台中的防疫氛围。而出于对议题内容的认同、个体在社交网络中的创作欲和表现欲以及疫情阴霾下对家国的归属感，大量用户亲身参与了这一场传播。那么农村防疫工作中的硬核话语传播现象有哪些表现形式？在夸张、调侃、讽刺和幽默等意蕴的背后，如何从传播学的角度去进行多维解读？这是本文试图聚焦探讨的问题。

一、农村防疫与“硬核”话语传播现象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最初暴发于城市，但由于时值春运，城乡人口流动大，偏远农村地区难以及时获取疫情消息、相对城市居民农村居民防疫意识较弱和抗疫经验较少、基层医疗体系薄弱等问题，农村防疫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形势，国家卫健委也曾在新闻发布会提及“农村防疫工作是眼下防疫战的薄弱环节”[1]。因此基层迫切需要高效有力地开展防疫工作，这是硬核防疫标语、硬核防疫广播、村民硬核防疫等传播符号形成的客观依据。需要说明的是，“硬核”源自网络用语，目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本文中“硬核”是指在语言上比较简单直白，也指含有强硬性、暴力性、戏谑性意味，在行为上与生活中的常规行为有着明显的出入，多具有夸张意味，给人意想不到之感。在话语的界定上，社会学家或批评学家对话语的界定受到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影响，即话语是特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与社会实践关系密切相关的陈述，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40。而“硬核防疫话语”恰是产生于疫情这一特殊时期，既是与农村防疫实践紧密相关的陈述，也是农村防疫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一）作为动员的硬核标语与广播

作为传统媒介，标语和广播在我国的新闻和宣传工作中都曾占据着重要地位，即使是在当下的新媒体时代，其在宣传政策、动员群众、激励民众等工作上仍然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险，使得国家和基层干部都必须在短时间内让人民群众达成共识，聚集到疫情防控线之内，在这个过程中标语和广播成为基层动员的有力载体。而制作标语和广播运用的语言则是其在社交平台上引起热议的主要原因，硬核标语和硬核广播所使用的语言大多含有上文提到的强硬性和戏谑性，与常规的说教性、劝导性语言有明显区别，例如“不戴口罩你试试，试试就逝世”“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在你家待着能把你憋死？刀都架到脖子上了，还不知道厉害”“出门戴口罩能害你吗？露大脸呲大牙就你脸白就你脸小”。同时基层广播也多因地制宜变成了非常规的方言广播，有些乡镇把防疫要点统一编制成流行歌曲、当地戏剧、顺口溜等。因此，这些标语和广播虽本身是为紧急、严肃的疫情防控工作服务，但却因为语言和形式的反差性而具备了戏剧化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交平台上弥漫的恐惧紧张心理。

（二）个体行为呈现的戏剧性

硬核标语和广播的制作一般出自基层政府和村委，村民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接受者，但在农村的防疫过程中个体的主动参与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这种参与是否受到了基层防疫要求的影响，它都是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疫情防控中村民的个体行为呈现出了戏剧化的夸张符号。通过社交平台的图片和短视频，我们可以发现相对于主流媒体提倡的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手套等防疫工具，不少村民会采取各种非常规性的防疫措施，其中不乏会产生迷惑性、夸张性观感的行为，例如出行时有人把透明塑料袋当作防护服笼罩全身，有人用斑马、公鸡等造型的玩偶服把自己的身体隔离出来，有人用纸箱、泡面盒子制作口罩，甚至在某乡镇的检查点上，有工作人员身穿写有“四代目火影”（漫画《火影忍者》中的角色）字样、印有红色火影的白色外套，为自身投身于防疫一线的行动赋上了力量增强、敢于抵抗的英雄式的象征内涵……村民实施这些防疫行为往往是出于个人意愿并在总体上传达出一种聊胜于无的感觉。因为塑料袋、玩偶服、纸制品等实际上都没有防疫作用，但因为视觉效果突出使得相关图片和视频在网络上热传，被社交媒体用户加以调侃，如有评论写道“这才是‘全面’防疫，这款玩偶服我get了”。

（三）“硬核防疫”话语在社交平台上的扩散

硬核标语和广播的受众是本地村民，村民的个体行为具有私人化特征，但在视觉传播盛行的当下，疫情期间的众生百态被普遍用以影像的方式记录和传播，这当中也包括了农村防疫工作中的具体化行为。同时由于社交媒体平台的运作机制进一步降低了公众进入网络讨论场的门槛，并且抛开现实身份、阶层收入等因素，信息内容在社交平台上更容易获得关注和流量，因此这也大大激发了公众的内容生产动力。疫情期间，展现农村硬核标语、硬核广播、硬核防守点、村民夸张防疫行为等一系列的文字、图片和短视频被上传到网络并引起大量传播，例如河南某乡村负责在村口防守的村民站高台、握大刀，模仿古代英雄将领把守要地的形象；有的村口防守员模仿战争时期的侦察员，在防守点上利用玩具望远镜来观察情况；有村民出门时头顶斗笠，脸戴口罩，身披白色塑料膜，将自己装扮成古风侠士……这些线下的奇异防疫措施进入网络空间后受到了网民的高度围观，在短期内吸引了大量的评论和转发。同时，因为这些硬核防疫措施话语本身的含义就是直白化、简单化甚至庸俗化，所以其引发的评论话语也基本上只有“哈哈哈”“太搞笑了”以及“哭笑”表情包这样一些碎片化、表面化和轻松化的表达形式。另外，一些经过多次创作的内容也引来了较大的关注，例如有网友把硬核广播的音频做成元素丰富的短视频，加上特效和独特的背景音乐等。越积越多的素材借助热门话题广场形成了一个狂欢的空间，例如在“河南硬核”“农村抗疫硬核操作”“你们村为了防控疫情有多拼”等话题下，大量用户在浏览信息、转发、评论、点赞中演绎“狂欢化”的表达，参与营造并亲身体会其中的狂欢氛围。

二、仪式、互动与狂欢：农村防疫中的“硬核”话语传播

农村防疫过程中的硬核话语传播现象具体表现在硬核标语和广播声音符号的出现、村民防疫的戏剧化夸张符号的形成以及社交平台上关于硬核防疫话语的广泛传播和再生产。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硬核标语和广播声音符号的内容生产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秩序的维系，村民防疫的戏剧化夸张话语为口罩等防疫物资赋予和增强了意义，围绕着农村硬核防疫的社交狂欢话语则体现了网络用户的表达欲、创造欲和自我情感的融合宣泄。

（一）仪式：社会共识及对现实秩序的维系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性强、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需要在短时间内进行有效的大规模动员和统一行动，也就是全社会都要进入抗击疫情的阻击战中。动员和宣传的方式手段体现了不同地方的基层管理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信息传播格局的差异。例如，农村地区对贴标语、挂横幅的重视，对村广播、大喇叭的重复使用等，使得硬核标语和广播成为其实施管理的主要载体。硬核标语和广播话语所蕴含的戏谑性、粗俗性等往往透露着落后、不雅的意味，使其看起来与现代文明理念格格不入。但从传播的仪式观来看，硬核标语和广播的使用并不仅仅在于信息的传递，更在于注重营造全民重视、全民防疫、坚决打赢防疫战的仪式氛围，引导村民关注和参与，实现防控疫情这一共同目标，从而唤起自觉防疫的社会共识，即强调传播活动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突出传播对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意义[3]。当这些硬核标语和广播话语被扩大传播空间而进入社交媒体接受更多人的审视时，最先是引起了大量网友的调侃，被当作一种笑料，但在广泛的交流讨论之中，其自身携带的动员、宣传、震慑作用也在不断地得到网络用户的强调和解释，在网络空间里无形加快了其意义的建构和传播。

詹姆斯·凯瑞曾指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4]而疫情暴发时期的理想社会秩序无非是个人能够自觉居家防护、不聚集、戴口罩，积极配合防疫管理。由此来看，硬核标语和广播的最高作用其实也在于建构和维系这样的秩序。以农村的硬核广播为例，村委除了利用广播传递防疫知识和劝导群众，还经常通过广播“点名训人”，直接面向全村公开破坏社会秩序的村民和事件，并且多采用长辈教训人的语气和犀利、诙谐的语言。这些话语虽然含有教训、警告等意味，但因为出自基层干部之口，反而会被认为属于直接有效的管理方式，同时还可以树立起村干部“苦口婆心”引导村民、管理村庄的接地气和负责任形象。因此，当其被记录、上传到社交媒体平台，“硬核广播”迅速走红并在网络上获得了众多认可，激励更多村庄生产出类似的“硬核广播”。

（二）互动：防疫物资的意义赋予和增强

符号互动理论认为人类传播是通过符号及其意义的交流而发生的，而符号之所以能作为人类社会互动的工具，是因为人类在使用符号的过程中赋予了符号以规约性的意义[5]。疫情期间强调的“隔离”概念促使民众寻找和使用具有此作用的隔离物，但与口罩相比，医用防护服并不算普遍，很多人都只得选择替代物。因此在农村的硬核防疫中，就有村民利用宽大的玩偶服、塑料膜（袋）来充当防护服，最大限度将自我与外界隔离。比如塑料膜，一般是用来遮盖其他物品，很少被用在人身上，但在疫情期间其遮盖范围从物品扩展到人体上，被使用者赋予身体隔离、防护病毒的新意义，并且在自我和他人的视角中通常被认为是防护力度更强的表现。同时这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在社会互动中也形成了一种共识，比如披着塑料膜的人可以正常进出超市、药店的工作人员使用塑料膜隔离自身和药物、一些单位选择在塑料膜的隔离保护下复工。尽管没有科学依据表明塑料膜的隔离有效性，但在民众自保的过程中，它们逐渐成为一个象征隔离防护的符号。

不同于玩偶服、塑料膜等临时成为保护物的物品，口罩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常被国人在冬日用作面部保暖，或在空气污染严重时用于防止吸入雾霾，或被各路明星在公共场合遮掩面部……多被用于保护佩戴者本人免受外在环境的负面影响[6]。但在疫情期间，经过权威专家、医生、新闻媒体等反复强调和民众自身在现实、网络中的交流互动，口罩的保护、防护意义被迅速增强，民众佩戴口罩的目的可以统一为防止感染病毒，拥有强防护力的口罩如N95、医用外科口罩等给人的安全感更高。同时民众想方设法购买、囤积口罩的行为也越发地体现出口罩的重要性和紧缺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缺乏口罩的民众会自行制作防护口罩或另寻保护措施，例如在农村的硬核防疫中，一些村民用柚子皮、塑料瓶或者纸箱来充当脸部防护物或者选择穿玩偶服将自我封闭，这些物品本身没有隔离细菌病毒的作用，但在特殊时期它们被重新赋予意义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这些硬核符号映射出了村民在特殊时期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更体现出了在防疫物资紧缺的现实环境下村民只能就地取材、自我发挥的无奈。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无奈之举也体现着农民群众的创造力和乐观主义精神。

（三）狂欢：社交平台的推动和情绪宣泄

社交媒体时代，网络狂欢似乎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日常化的现象。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弱化了原有物理空间与身份地位的界限，使人们即使不在事件发生的时间、空间节点，也可以直接参与事件的全过程，将分散的个人整合到一个虚拟的空间[7]。这个空间中话语的生产者是难以确定的大多数，他们每时每刻参与各种类型的主题讨论，也轻而易举地发表各自的见解，使这些主题不断地被扩张，迅速蔓延[8]。在农村硬核防疫的话题里，热门博主将有代表性的硬核标语集聚起来，号召粉丝及其他网民进行补充和讨论，因此评论区往往呈现出一种争相比较谁更“硬核”的氛围。而主动拍摄制作农村“硬核”防疫相关视听文本的普通人也为大众提供了更多元、更真实的农村抗疫画面。此外还有网民自发将硬核标语或者硬核广播中的内容与一些土味图片结合，制作成新的防疫土味表情包。网络用户针对硬核标语、硬核广播、硬核防护等信息所表达出来的乐观情绪与负面、低沉的情绪形成了对比，“硬核防疫”显现出来的喜剧性效果使得网络用户暂时获得了轻松的情绪氛围。例如在与农村硬核防疫相关的热门微博之下，评论和转发的话语表达往往只是简单的“哈哈哈哈”或者是代表“哭笑不得”“厉害”等意思的单一表情符号，因为热门微博的评论和转发数量一般是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可知后来者尽管看到了先到者留下的这些简单话语，自身还是乐意参与到这种表达中。简单来说，他们的行为充其量是增加了事件热度，但从社交心理上说，他们是参与建构和感受了该事件的狂欢氛围，宣泄了自我情绪。

三、对农村防疫硬核话语传播的反思

农村防疫过程中的硬核话语在一定时间内引发了众多关注。从表面看，硬核话语呈现出了幽默、夸张、粗俗、易引发调侃等非常规性的意味，能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中走红似乎没有太大的意外，但走红的背后往往需要更进一步地反思。从传者、受者和当下媒介环境的角度来看，农村防疫硬核话语的生产和传播是多元因素的结合。

从传者的角度来看，疫情暴发和蔓延的严峻形势以及国家防疫政策要求的发布是促使农村干部尽快采取有效防疫措施的客观因素，但基层干部如何理解政策、落实要求也与其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治理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对于大多数村庄来说，村里的领导班子往往是土生土长的乡村能人，可以不讲究学历但一定要有治理村庄的能力，而城市里的社区或者街道办对任职干部的学历和能力都有着较高的要求。例如此前出现的“清北硕博扎堆任职余杭街道”事件就曾引发热议，所以总体上农村干部的文化修养不及城市基层干部，加上受限于“熟人社会”的体系、村民防疫意识相对低等因素，许多农村干部迅速采取的防疫措施依然是贴标语、放广播等老办法。而在话语建构上，农村的硬核话语也有迹可循。在以往的宣传标语中，许多农村标语的话语使用就呈现出如今所说的“硬核性”，诸如“贫困山区要致富，少生孩子多种树”“见烟就罚，放火就抓”“放火烧山，牢底坐穿”等标语都可体现这一点。因此当下硬核防疫标语和广播的出现与农村的特有环境相关，也与农村干部对以往宣传经验的继承有关。尽管如今的信息传播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农村干部的文化水平与治理水平无法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想到其他更有效的宣传动员方式，因而硬核话语依然被认为是农村地区所需要的宣传和动员话语。

从受者的角度来看，防疫硬核话语的受众首先是当地村民，因此话语建构要从村民的信息接收习惯和文化素养出发。以硬核广播为例，为了防疫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很多农村干部需要通过村广播或者带着喇叭挨家挨户地喊话，而农村信息相对封闭和文化程度相对低的中老年群体则使得广播内容方言化、直白化成为必要。同时农村社会更加讲究人情往来，加之疫情发生在城市，很多村民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疫情不会对自身产生影响，但肩负防控责任的村干部需要增强村民的防疫意识，于是出现了封路、设置硬核防守点、批评指责违反防疫要求的村民等防疫行为。而当这些防疫话语和行为被以文字、图像的形式搬运到网络上时，其受众面自然扩大。对于互联网上的受众来说，农村的这些防疫举措是夸张的、幽默的、强力的，与其他理性的、常规的防疫措施明显不同，促使网民争相参与讨论。对农村治理理念的固有印象也使得多数网民认为“这些硬核方式对农村才是最有用的”。

从当下的媒介环境来看，无论是防疫标语和广播还是表现村民个体夸张防疫行为的影像，在网络讨论中很难发现是谁最先用“硬核”来为农村的这些防疫话语和行为定性，我们只能发现随着话题度的上升、文本数量的累积，“农村硬核防疫”逐渐成为一个包含着硬核标语、硬核广播、硬核防护行为、硬核短视频等子内容的专有名词。这意味着它们都是基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讨论和二次创作而形成的。

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一是更具草根性，“农村硬核防疫”的话题一开始由普通网民参与分享和讨论而形成，随后才得到了主流媒体的关注，进而又吸引更多网民集聚到话题区；二是更具互动性，如一些有影响力的网络博主会制作“农村硬核防疫大赏”等子话题，号召粉丝在评论区参与讨论，而博主和粉丝的互动、粉丝间的互动使得相关信息和观点扩散得更快；三是更具创造性，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更追求可视化，例如许多网友将硬核防疫话语和体现个体硬核防疫的图像制作成了土味表情包，又或者后期添加多样元素制作成更具视觉冲击力的硬核短视频。传播技术门槛的降低使得全民记录、全民创作和全民共享有了更多的可能。

四、结语

硬核标语和硬核广播作为农村部分地区宣传、动员和疫情管控的主要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直接有效的作用，也因其自身携带的犀利性、戏谑性等硬核性质而在网络上引起广泛的关注，并在网络用户的互动中衍生出了其他话语文本，而村民个体硬核防疫行为的影像化以及社交媒体上围绕着农村硬核防疫的广泛讨论为大众了解农村的防疫抗疫提供了更多视角。农村硬核话语生产和传播的背后是多元因素的结合，而话语不论以何种形式存在，是动态视频还是静态的图片或是文字，无论话语的目的是什么，其本质都是一种信息、情感、观点的传播[2]41。从当下来看，疫情防控仍是一场持久战，因此如何从长远出发、做好应对后疫情时代可能会出现的社会舆情准备，如何继续凝聚村民防控疫情的共识，开展科学的“硬核防疫”，是我们在农村防疫工作和硬核话语传播方面要继续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