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燚

一、不同类型的歌曲，不同的性别文化

歌曲有没有“性别”？

在生理学上自然是没有。歌曲根本就不是生物，何来生理上的性别？

在社会学上也可以说有。比如，歌曲《新贵妃醉酒》唱道，“那一年的雪花飘落梅花开枝头，那一年的华清池旁留下太多愁……”这是以杨玉环的身份在倾诉，含蓄优雅，女性气质非常明显。比如，歌曲《满江红随想》，这是以岳飞的身份“精忠报国牢记在心间”，交给女歌者演唱不免让听者“风中凌乱”。往下说，凳子都有性别，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别。比如，体态宽大、色彩沉郁的太师椅，男性意味很明显；至于绣墩，伶俐秀气，则把女性气质“拿捏得死死的”。

再往下说，歌曲不仅有性别，还有年龄。一首《娃哈哈》由老歌唱家演唱总是缺了天真烂漫，黄口小儿来唱《夕阳红》，恐怕主要是为了博君一笑而不便“总结”艺术水准。

我们当然可以说女性也有刚猛一面，男性亦具温柔情怀。然而，女性的刚猛和男性的刚猛还是不一样。穆桂英出身草莽，但《穆桂英挂帅》中的唱腔与同样出身草莽的窦尔敦如何可能一样？同理，男性亦有温柔的一面，不过男歌手唱起《绣荷包》依然足以使人头皮发麻。

为什么？原因千万条，词义第一条。歌曲有语言的加入，有明确的语义出现。“三月桃花开，情人捎书来，捎书书，带信信，要一个荷包袋……”男性能不能绣荷包袋？在法律上没有限制，但在社会性别制度上并不能。乡土社会在文化上禁忌很多，并没有那么宽容。但假如没有语言，音乐作品的性别倾向就没那么明显了，在古典音乐中性别更是隐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