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岩

（国家图书馆 典藏阅览部，北京 100081）

戏曲花部与雅部的“兴亡之历史”是清代戏曲史上的重要现象，而花雅之争作为试图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模型，自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发端，至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定型，在戏曲史研究领域一直具有深远的影响。但随着戏曲史研究的推进，研究者逐渐发现花雅之争理论仅以北京地区的民间戏曲演出为研究对象，同时参考部分宫廷演剧研究成果，因而很难完整诠释南北差异明显、城乡观剧习惯迥异的清代戏曲腔调竞胜现象，也就很难在宫廷与民间、城市与乡村、北方与南方等不同场域同时适用。因此，随着戏曲史乃至艺术史理论的不断发展，研究者有必要重新审视以花雅之争为代表的过往理论模型。本文侧重将花雅之争理论与清代宫廷戏曲演出的实际情形进行比较，分析其适应性与矛盾性，并探讨其成因；同时，重新概括清代宫廷昆弋两腔与地方腔调之间的实际演出关系；兼及地方腔调演出问题上宫廷与民间的演剧互动。

一、花雅之争的理论困境

乾隆五十年（1785年）刊行的吴长元《燕兰小谱》卷首例言中较早提起：“今以弋腔、梆子等曰花部，昆腔曰雅部，使彼此擅长，各不相掩。”[1]6乾隆末年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新城北录下》有云：“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2]107近代以来，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是较早系统论述这一论题的戏曲史家，他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得出“乾隆末期以后之演剧史，实花雅两部兴亡之历史”[3]331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