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敏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创新驱动，既来自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内在需求，又来自国际竞争的外在压力。如何激励创新、支持创新，是中国长期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鉴于竞争性市场下创新活动的结果并非社会最优，而政府能够有效解决创新活动的外部性、风险性、长周期性等问题[1-2]，因此理论上政府对创新活动的介入能有效提高创新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但在实践中，政府应当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促进创新，复杂且充满争议，既包括政府应该在哪个阶段、以哪种方式、以哪种程度介入创新，又包括政策本身是否达到了预设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支持创新方面既有自己独到的政策，又广泛参考发达国家的政策。美国是中国长期的追赶目标，美国的经济政策对中国颇有启发。特别是特朗普时期中美贸易争端暴发以来，美国对中国在科技和创新上的“卡脖子”行为越来越严重。在创新政策方面，“师夷长技以制夷”越发重要，政府、学者、媒体都高度重视美国的经验。然而，美国经验并不可能全部照搬到中国，借鉴过程需要考虑时代背景、制度背景、资源禀赋、技术阶段等诸多因素。我们不仅需要知道美国政府做了什么，还需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中国政府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因此，本文试图梳理和比较中美创新政策，并将上述因素融合其中，总结中美政策的演化脉络，试图对中国成为创新大国、技术强国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