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翼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有关王安石对江西诗派的影响，学界普遍的看法是王安石提倡向杜甫诗歌学习，在创作上精于用典，这在江西诗派的首要人物黄庭坚的诗歌取范与实际创作上都有集中体现，从而认为王安石对江西诗派有很大影响。结论虽然符合事实，但在论述的依据上，却存在不少问题。如对杜甫的推崇，简单地认为王、黄二人相同，认为前者自然影响后者。事实上，在王安石以前的北宋初期，就有不少诗人是诗宗杜甫的，见于《宋史》的就有仁宗景祐时期的狄遵度，而黄庭坚的父亲黄庶也是诗学杜甫，可见黄庭坚学杜，很难说是受王安石的影响。再如用典的问题，晚唐的李商隐、唐彦谦和宋初的“西昆体”诗人好用典故，几乎无以复加，黄庭坚就认为“唐彦谦最善用事”[1](p150)，且“不以杨(亿)、刘(筠)为过”[2](p416)。毫无疑问，简单地将江西诗派好用典故归之于受王安石的影响也是缺乏内在依据的。笔者认为关于王安石对江西诗派的影响应从江西诗派成员对王安石诗歌的评价以及内在接受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将这种结论建立在合理的逻辑上。因此，本文将从黄庭坚对王安石诗歌的批评接受，以及王安石与江西诗派的一些诗学理论与创作取范进行考辨，以期能揭示王安石影响江西诗派的内在因素，谨祈方家教正。

一

江西诗派的宗主是黄庭坚，因此要弄清王安石对江西诗派所产生的影响，考察王安石与黄庭坚的关系至关重要。有关黄庭坚受王安石影响的问题，日本学者内山精也《黄庭坚与王安石——黄庭坚心中的另一个师承关系》一文从黄庭坚诗文中涉及王安石的内容进行分析，认为黄庭坚与王安石有私淑师承关系，而与苏轼却多有分歧，论述精详，令人信服，但关于黄庭坚对王安石诗作否定性批评的文献资料缺少辨析，对黄庭坚接受王安石诗歌的内容揭示不够，对王、黄交往缺少考证[3](p463-464)，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论述。

黄庭坚与王安石的交往情况在宋人文献中没有具体记载，偶有一二，也是语焉不详。这也许与北宋党争的政治背景有关。《道山清话》云：“杜少陵《宿龙门》诗有云‘天阙象纬逼’，王介甫改阙为阅，黄鲁直对众极言其是，贡父闻之，曰：‘直是怕他。’”[4](p2939)可以看出在当时士人眼中黄庭坚绝对不应该支持王安石，即便是在诗歌批评的学术问题上。不难想象，黄庭坚要表达对王安石的认同都存在相当的压力，更何况易为人口舌的交往。

在王安石的诗文中，我们能见到写给黄庭坚的诗作只有《跋黄鲁直画》，诗云：“江南黄鹌飞满野，徐熙画此何为者。百年幅纸无所直，公每玩之常在把。”据诗意当是黄庭坚将自己收藏徐熙的一幅画请王安石题跋。而黄庭坚诗集中有《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二首》《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二首》，均作于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之后，看不出二人有诗作往来。黄庭坚文集中有《跋王介甫帖》《题王荆公书后》《书王荆公赠俞秀老诗后》《书王荆公骑驴图》《跋王荆公书陶隐居墓中文》《跋王荆公惠李伯牖钱帖》等六篇，《跋王介甫帖》云“此帖论刘敞侍读晚年文字，非东坡所及”，可知此帖作于元丰四年(1081)苏轼在黄州开垦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而王安石在元丰二年即封荆国公，此帖标题或为后人所拟。通观黄庭坚诗文集中，称王安石均称王荆公或半山老人，称姓字共两处，其它另一处为《与王观复书》，而且是与欧阳永叔、苏子瞻、秦少游三人姓字并举。黄庭坚对其他人的称谓极少如此，以此我们或许可以窥见黄对王有着非同寻常的尊重。

黄庭坚与王安石的交往，还有父辈的影响。黄庭坚叔父黄廉与王安石虽然政见不合，但熙宁变法时期依然受到王安石的举荐。黄庭坚在《叔父给事行状》记述：“(熙宁初)或荐公(黄廉)于王荆公。荆公召至中书，问免役法，公以但知旧役法牙规对。荆公问甚悉，曰：‘能留心旧法，必能办新法矣。’荐于上，遂为司农寺勾当公事。”[6](p26)黄庭坚的这段叙述，突出了黄廉的耿介，但也从中看出其家族与王安石的政治渊源。这就不难理解黄庭坚晚年之作《跋王荆公禅简》所云“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暮年小语，雅丽精绝，脱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7](p219)。味其既云“尝熟观其风度”，又云“暮年小语”，则观其风度应不在暮年，很有可能是在王安石执政的富贵时期，而所谓“不可以常理待之”，则说明黄庭坚认为自己对王安石有着不同于时人的深层理解。

《苕溪渔隐丛话》引《冷斋夜话》记载黄庭坚曾于金陵拜访王安石并讨论诗歌：“山谷云：‘尝见荆公于金陵，因问丞相近有何诗，荆公指壁上所题两句“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此近所作也。’”[8](p226)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十二云：“(山谷与荆公)未知相见在何年也。至元丰间，始亲见公于钟山。且云：‘予尝熟观其风度。’然犹唱和阙如。”[9](p145)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对此进行考证，认为元丰七年(1084)，“山谷由吉州太和转官赴德州，当是沿赣江、长江下金陵，再由金陵途径扬州、泗州而行。考山谷到达泗州时在三月……其到金陵盖在一二月间。此为山谷与王安石唯一之见面机会”[10](p145)。郑氏推测黄庭坚于元丰七年(1084)年初到过金陵拜访了王安石是合理的，但认为这是唯一一次见面机会，忽视了熙宁五年王、黄同在京城的时间。同样，蔡上翔也没有提出王、黄在熙宁五年会见的可能。

然而，考察黄庭坚与王安石的生平履历，黄庭坚与王安石还有在元丰三年见面的可能。李壁注王安石《沟西》“若比濠梁应更乐，近人浑不畏舂锄”，引黄庭坚诗“舂锄貌闲暇，羡鱼情至骨”[11](p1040)。黄诗题为《辛酉憩刀坑口》，可知作于元丰四年(1081)。王安石诗作于熙宁九年(1076)罢相退居金陵之后，不能确切系年。如果黄庭坚“舂锄貌闲暇，羡鱼情至骨”的诗句确实是受王安石诗句的启发，那我们可以推想黄庭坚在元丰四年前能读到王安石的这首诗，而此时王安石的诗歌并没有结集刊行，检宋人诗话笔记也未见《沟西》受到关注。因此笔者推想王、黄二人在熙宁九年至元丰三年之间要么有书信往来，要么有过会面。

据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元丰三年(1080)年初，黄庭坚罢北京国子监教授，秋，自汴京携家三十余口到江南吉州太和县赴任，沿汴河东下，经南京(今河南商丘市)、盱眙入淮水，路过楚州(今江苏淮安县)、高邮(今江苏高邮市)、扬州(今江苏扬州市)、真州(今江苏仪征市)，拜访过徐积、秦观、孙觉，然后经芜湖(今安徽芜湖市)访李之仪后，溯长江而上，舟次皖溪口(今安徽潜山市，为皖水入江口)，再到舒州(今安徽安庆市)见李常，游山谷寺，十二月过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庐山市)，于元丰四年(1081)春抵达太和(今江西吉安泰和县)。[10](p95-109)郑氏叙述，均有诗文佐证，可知行迹为水路。从所经地看，真州离金陵很近，而且溯长江而上，必经金陵，其时王安石正退居金陵，可见黄庭坚在元丰三年是有机会拜见王安石的。值得注意的是，黄庭坚到舒州拜见李常后，偏离长江航道，不烦周折绕道潜山游览王安石曾经题诗的石牛洞，并依韵题咏。元丰三年的王安石已退居金陵多年，较为闲暇，以诗文著述自娱，如果黄庭坚来访，探讨诗作想必是两人的重要话题。也许王安石在这次会面时谈起自己当年在舒州任职曾游石牛洞，并题诗其上的往事，所以才有黄庭坚绕道寻踪的举动。

因为注引带有注释者很强的主观性，所以笔者只能作此猜想。不过这种猜想与李壁《王荆公诗注》中所引黄庭坚之诗均作于元丰三年之后相吻合，如果一例吻合，也许是偶然，但未能见不合处，则很难说是纯属偶然了(2)考李壁注王诗所引黄诗：王安石《芳草》“何苦绿怱怱”，引黄庭坚诗“黄鹂惟见绿怱怱”。王安石《病中睡起折杏花数枝二首》其二“鸟声谁唤汝，屋角故相撩”，引黄庭坚诗“佳眠未知晓，屋角闻晴哢”。“黄鹂惟见绿怱怱”见黄庭坚《寺斋睡起二首》其二，该诗作于元祐四年(1089)，时于秘书省，兼史局。“佳眠未知晓，屋角闻晴哢”见黄庭坚《次韵吴宣义三径怀友》，据任渊《山谷诗集注》，该诗编于元丰七年(1084)。王诗《芳草》《病中睡起折杏花数枝二首》，虽不能确切系年，但据诗意当在退居金陵后。李壁注王安石另一首诗《发馆陶》“春风马上梦”云：“山谷诗‘春风马上梦，樽酒故人持’，暗与公合。”王安石该诗作于嘉祐五年(1060)送契丹使出塞的途中，黄庭坚诗为《自咸平至太康鞍马间得十小诗》其二，创作时间难以考定，据郑永晓《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系于元丰三年，赴太和时所作。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也举“荆公山谷诗意同事同”云：“荆公咏淮阴侯：‘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虏，东面置座师广武。谁云晩计太疏略，此事已足垂千古。’二诗意同。荆公《送望之出守临江》云：‘黄雀有头颅，长行万里余。’山谷《黄雀》诗：‘牛大垂天且割烹，细微黄雀莫贪生。头颅虽复行万里，犹和盐梅傅说羮。’二诗使袁谭事亦同。”按：黄庭坚有《淮阴侯》诗，意思与吴曾所引相近，但文字不相同。李壁《王荆公诗笺注》同样引了黄庭坚这两首诗的诗句，认为黄庭坚诗意与荆公相同，且引诗句与《能改斋漫录》同。《能改斋漫录》成书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李壁注荆公诗在嘉定二年(1209)，可能李壁参看《能改斋漫录》作注。检李德身《王安石诗文系年》与郑永晓《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黄作均晚于王作，但系年未明依据，姑列于此，以俟再考。。因此，笔者推测元丰三年黄庭坚在金陵拜见过王安石。

事实上，王安石对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多有指点。李壁注王安石《钟山即事》诗云：“荆公尝语山谷云：古称‘鸟鸣山更幽’，我谓不若‘不鸣山更幽’”；“至鲁直则云‘凭谁说与谢玄晖，休道澄江静如练’。”[11](p1155)比照黄庭坚“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指导后学的创作理论，王安石这种刻意反用前人诗句的创作方法对黄庭坚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又《苕溪渔隐丛话》引《雪浪斋日记》云：“荆公问山谷云：‘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云：‘曾看。’荆公云：‘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又细雨湿流光最好’。”[8](p407)其中“细雨梦回”是中主李璟的词句，“细雨流光”是冯延巳的词句，这或许是王安石记忆有误，不过更大的可能是记述文字有删节，才造成这种张冠李戴。而《王直方诗话》云：“方时敏言荆公云：鸥鸟不惊之类，如何作语则好？故山谷有云‘入鸥同一波’。”[12](p1248)黄庭坚对王安石的积极回应，如学生完成老师的命题作文。另有吴聿《观林诗话》：“山谷云，余从半山老人得古诗句法，云‘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13](p125)则是黄庭坚自称学习王安石诗歌之所得。

甚至黄庭坚的一些诗句与王安石所作有句同、意同、事同的现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荆公诗：‘只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钩丝。’山谷诗云：‘莫作秋虫促机杼，贫家能有几钩丝。’荆公又有‘小立伫幽香’之句，山谷亦有‘小立近幽香’之句，语意全然相类，二公岂窃诗者？王直方云：‘当是暗合。’亶其然乎！”[8](p327)王直方与黄庭坚并世，且被吕本中列入江西诗社宗派图，其诗话早已亡佚，胡仔采录其诗话，并同意王直方的说法。所及诗作，均可见于王、黄二人诗集，因此绝非无稽之谈。黄诗一为《往岁过广陵，值早春，尝作诗云：春风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杜牧之。红药梢头初茧栗，扬州风动鬓成丝。”今春有自淮南来者，道扬州事，戏以前韵寄王定国二首》其二，一为《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二首》其一，任渊《山谷诗集注》分别系于元祐二年(1087)与元符元年(1098)。王诗在前，黄作在后。我们很难相信有天外飞来异口同声地“暗合”，只能是心追意摹的结果。内山精也《黄庭坚与王安石——黄庭坚心中的另一个师承关系》一文统计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释黄庭坚诗歌中引用王安石诗语60多处，可以系年的有54处，其中元丰18处，元祐22处。[3](p492)诗文注释，一般都是引用早于所注文字的材料，较少引用晚于所注文字的材料，李壁给王安石的诗歌作注却引用黄庭坚诗句十数处，违背了这一通行规则，正体现了他认为黄庭坚诗歌创作受王安石影响至深。任渊等人给黄庭坚诗歌作注，大量引用王安石诗句，说明他们与李壁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且，他们都是宋人注宋诗，时隔不远，自然说得真切。

据宋人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元丰元年，黄庭坚字鲁直，时为北京国子监教授，以二诗寄先生，先生始与之有酬唱”[5](p2783)，而苏、黄相会，则在元丰三年苏轼贬黄州以后。熙宁五年，黄庭坚28岁，王安石52岁。元丰元年，黄庭坚34岁，苏轼42岁。从年岁看，王安石于黄庭坚为父辈，苏轼于黄庭坚为兄长。这种年辈关系必然会影响黄庭坚与王安石、苏轼交往的心态。内山精也在《黄庭坚与王安石——黄庭坚心中的另一个师承关系》一文中论述黄庭坚在很多问题上赞同王安石而与苏轼却存在分歧，笔者认为这说明黄对王的态度是敬重多于亲近，接受多于交流，而黄对苏则是亲近多于敬重，交流多于接受。从诗歌的创作思想看，黄、苏之间如并峙双峰，而黄、王之间更像是承流接响。

必须指出的是，宋人诗话中有关黄庭坚对王安石诗歌否定性批评的一些记载并不真实，如《后山诗话》云：“鲁直谓荆公之诗，暮年方妙，然格高而体下，如云：‘似闻青秧底，复作龟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舆度阳焰，窈窕一川花’，虽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学二谢，失于巧耳。”[14](p306)王安石诗句“似闻青秧底，复作龟兆坼”，是化用韩愈《南山诗》“或如龟坼兆”。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载黄庭坚少年时论韩愈《南山诗》“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8](p78)，可见黄庭坚熟读韩愈的《南山诗》，不太可能说王安石该诗句是“前人所未道”。检宋人诗话，黄庭坚对韩愈诗歌多有评论，于韩愈诗作非常熟悉。(3)曾慥《高斋诗话》载山谷尝云：“杜荀鹤诗‘举世尽从愁里老’，正好对退之诗‘谁人肯向死前休’。”(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90页)又《王直方诗话》载：“洪龟父言山谷于退之诗少所许可，最爱《南溪始泛》，以为有诗人句律之深意。”(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8页)此皆可证黄氏于韩愈诗作甚为了然。既然支撑黄庭坚批评王安石诗歌“体下”的依据失真，那么黄庭坚的批评之词也就很难说可靠。有意思的是黄庭坚对王安石诗歌的否定批评均见于《后山诗话》。(4)《后山诗话》另一记述为：“荆公莫年喜为集句，唐人号为四体，黄鲁直谓正堪一笑耳。”《后山诗话》是否为陈师道所作，四库馆臣已有质疑，(5)四库馆臣认为《后山诗话》“于苏轼、黄庭坚、秦观俱有不满之词，殊不类师道语，且谓苏轼词如教坊雷大使舞，极天下之工，而终非本色，案蔡絛《铁围山丛谈》称雷万庆宣和中以善舞隶教坊，轼卒于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师道亦卒于是年十一月，安能预知宣和中有雷大使借为譬况，其出于依讬，不问可知矣”。(《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81页)究竟如何，还有待考证。

皇祐三年(1051)，王安石在舒州游石牛洞作《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水冷冷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围。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11](p456)三十年后，黄庭坚追溯游踪，依韵作《题山谷石牛洞》：“司命无心播物，祖师有记传衣。白云横而不度，高鸟倦而犹飞。”[12](p59)石牛洞旁有山谷寺，禅宗三祖僧璨在此传法，离石牛洞不远有九天司命真君祠。王诗通过写景，抒写欲穷尽水源而力不能任的怅惘之情。黄诗所抒写的感情较为复杂，由司命真君祠想到万物出于自然，由山谷寺想到僧璨的衣钵承传，由眼前的白云飞鸟，想到陶渊明“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感叹自己身不由己不能归隐的无奈。退隐之想是宋代诗文中重要主题，王安石在拜相前诗作便多有这种情感的抒写，宋人诗话笔记中也有评述。联想到苏轼曾在金陵拜访退居的王安石，作诗云“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其三)[15](p1252)，可知王安石曾劝苏轼退隐。虽然我们不能确定王安石和黄庭坚交谈是否也涉及退隐之事，但黄庭坚此时抒写浮游宦海的倦苦是否是因为想到退居林下的王安石呢？而传衣有记的感叹，是不是因为党争压力，他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虽属衣钵传承，却不能有记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司命无心播物”却正是造化弄人的反语。诚然，这一切都只是想象，但不作这样的想象，这四句诗是很难贯通理解的。有趣的是，王安石人称半山，然而“半山老人”的称谓却出自黄庭坚，(6)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五：《六朝事迹》云：“半山报宁禅寺，荆公故宅也。其地名白塘，旧以地卑积水为患，自荆公卜居，乃凿渠决水以通城河，元丰七年公病愈，乃请以宅为寺，因赐寺额；由城东门至蒋山，此半道也，故今亦名半山寺。陈轩《金陵集》载荆公《半山诗》凡十五首。”苕溪渔隐曰：“山谷称荆公为半山老人，故《跋胡笳集句》云：‘湓城王寅拟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是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79页)他表露出来的恐怕不只是敬重，还当有一份亲近吧。王安石人称“拗相公”，张舜民《哀王荆公》诗云“去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志不成。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16](p9693)，足见王安石本不易交接，而身后门生故吏也因政治原因而不愿意说是出自他的门下，但是黄庭坚却表现出亲近之情，除了王安石是自己父亲的同年，又是自己同年的父亲外，受其亲炙沾溉应是重要原因。

二

王安石对江西诗派的影响，最被关注的是句法、用典、反用前人诗句等方面在黄庭坚歌创作上的突出表现，而于王安石重视六朝诗歌所产生的影响关注不够。事实上，王安石是宋代最早倡导学习六朝诗歌的诗人，尤其是对谢灵运诗风的模拟。《诗人玉屑》卷十七录《漫叟诗话》云：“荆公定林后诗精深华妙，非少作之比。尝作岁晚诗云：‘月映林塘静，风涵笑语凉。俯窥怜净绿，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菂，扶衰上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自以比谢灵运，议者亦以为然。”[17](p538)诗作和谢灵运写景、纪行、抒情的结构模式确实是很相近的，不过纪行没有谢灵运诗作那么明显。谢灵运诗歌长于刻画景物，且即景写实，钟嵘说他“尚巧似……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18](p9)，虽然普遍认为王安石的诗歌具有晚唐风格的特点，但晚唐诗人写景在于精心营构，笔头所写与眼前所见关系不大，如徐夤《雅道机要》所言“凡为诗须搜觅。未得句，先须令意在象前，象生意后，斯为上手”[19](p445)，这与王安石的诗歌创作理念并不相同。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七集有关王安石的诗话中标举“纪实”，引《复斋漫录》云“乌石岗距临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吴氏居其间。故诗云‘不知乌石岗边路，到老相寻得几回’。盐步门在荆公旧居之前，故诗云‘曲池丘墓心空折，盐步庭闱眼欲穿’”[17](p542)。另外王安石注重刻画景物增强诗歌表现力，如《诗人玉屑》卷六引《陵阳室中语》云：“刘威有诗云：‘遥知杨柳是门处，似隔芙蕖无路通。’意胜而语不胜。王介甫用其意而易其语曰：‘漫漫芙蕖难觅路，萧萧杨柳独知门。’”[17](p182)王安石用其意而易其语的关键在于用“漫漫”“萧萧”作具象描写，增添了诗歌的情韵。这种诗歌创作的特点，可以说是由杜甫而上溯六朝，尤其是学习谢灵运诗歌精于刻画目击之景所形成的。

从写实的角度看，江西诗派的黄庭坚、吕本中、徐俯均有此论。黄庭坚、吕本中均认为诗“不可凿空强作”[17](p159)，徐俯更是将其作为写诗的法门，曾敏行《独醒杂志》云：“汪彦章为豫章幕官。一日，会徐师川于南楼，问师川曰：‘作诗法门当如何入。’师川答曰：‘即此席间杯柈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诗也。君但以意剪财之，驰骤约束，触类而长，皆当如人意。切不可闭门合目，作镌空妄实之想也。’彦章颔之。逾月，复见师川曰：‘自受教后，准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师川喜谓之曰：‘君此后当能诗矣。’”[4](p3232)黄庭坚“不凿空强作”更多是用语典、事典来表现，所谓“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20](p327)，体现出浓郁的书卷气，而徐俯则是注重景物描写，葛立方《韵语阳秋》云：“僧祖可，……作诗多佳句……然读书不多，故变态少。观其体格，亦不过烟云、草树、山水、鸥鸟而已。而徐师川作其诗引，乃谓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谢，唐杜甫、韦应物、柳宗元，本朝王荆公、苏、黄妙处，皆心得神解，无乃过乎？师川作《画虎行》末章云：‘忆昔余顽少小时，先生教诵荆公诗。即今耆旧无新语，尚有庐山病可师。’不知何故爱其诗如是也。”[21](p514-515)葛立方不能理解的正是江西诗派的祖可、徐俯与王安石诗风的一脉相承，而这一脉相承的内容是对六朝诗歌即景写实的学习。

有关徐俯倡导诗学六朝的诗学观，可从宋人诗话的不同记述中看出，曾季狸《艇斋诗话》载：“东湖尝与予言，近世人学诗，止于苏黄，又其上则有及老杜者，至六朝诗人，皆无人窥见。若学诗而不知有《选》诗，是大车无輗，小车无軏。东湖尝书此以遗予，且多劝读《选》诗。近世论诗，未有令人学《选》诗，惟东湖独然，此所以高妙。 ”[22](p296-297)又吕本中《童蒙训》：“徐师川云：人言韦苏州诗，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苏州诗自李、杜以来，古人诗法尽废，惟苏州有六朝风致，最为流丽。”[17](p460)徐俯标举诗学六朝在江西诗派中有很大影响。首先吕本中论诗言“活法”，他说“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22](p485)。其次，江西诗派诸人唱和多有标举学习六朝诗风的诗作，如李彭有诗《晓发章水道中有怀伯固驹甫师川养直效何水部以寄恨》《次谢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韵寄汪彦章》《夜坐怀师川戏效南朝沈炯体》等等。其三，推举他人诗作，以六朝诗人标榜。如谢逸《寄洪驹父戏效其体》云“人物秀春柳，诗句妙澄江”[16](p14826)，以张绪、谢朓赞许洪刍。北宋时期对六朝诗风的推崇，主要表现在江西诗派诗人的创作中，考溯源头，它与王安石诗歌重视向六朝诗歌学习密切相关。

三

在唐代，六朝诗风基本是被否定批评的，陈子昂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修竹篇序》)，李白也认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五十九首其一)，虽然六朝个别诗人在唐代得到肯定，但是对六朝时期的整体诗风从未有积极提倡。杜甫是对六朝诗人肯定最多的诗人，他所称赞的诗人有鲍照、何逊、阴铿、庾信等，认为“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是学习诗歌创作的重要途径。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江西诗派之所以提倡学习六朝，是因为宗杜的结果。毫无疑问，这种逻辑关系是成立的。

北宋王安石之前，不乏学习杜甫的诗人，其中成就最大的是由学白居易而转向学杜的诗人王禹偁，他认为“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且说自己“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春居杂兴〉诗二首，间半岁，不复省视，因长男嘉祐读杜工部集，见语意颇有相类者，咨于予，且意予窃之也。予喜而作诗，聊以自贺》)[16](p733)，然而王禹偁取范杜诗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他的诗歌主要风格还是属于“白体”的。欧阳修虽然革新一代诗风，但是他“不甚喜杜诗”(7)参见刘攽《中山诗话》，载于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8页)，有关欧阳修不喜杜诗的说法还有陈师道的《后山诗话》、陈善的《扪虱新话》等。，虽然“专以气格为主”[2](p407)，但不以杜诗为取范对象。北宋时期，最早提倡杜诗，高度评价杜甫，且产生积极影响的是王安石。如其《杜甫画像》诗云：

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顔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死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11](p315)

全诗从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颠沛流离的遭遇、忧国忧民的情怀三方面高度评价杜甫，表达了自己无限景仰之情。而苏轼评价杜甫，认为：“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叙》)[15](p318)相比之下，苏轼的评语显得比较浮泛。当然，就苏轼的这段文字而言，虽然不足说明他对杜甫评价存在局限，但从诗歌创作的实际看，苏轼也并不十分推崇学杜。通观北宋时期，从影响与成就两方面看，在黄庭坚之前，王安石是最重要的推崇杜甫诗歌的诗人。尤其重要的是王安石不仅认识到杜诗的价值，而且还超越性地上溯六朝。

王安石重视六朝诗歌，不只是上文所述的谢灵运，还有陶渊明。王安石诗歌大量使用陶诗语汇，有些诗作酷似陶诗，(8)王安石《和耿天骘同游定林寺》：“道人深闭门，二客来不速。摄衣负轻暄，一笑皆捧腹。逍遥烟中策，放浪尘外躅。晤言或世间，谁谓非绝俗。”刘辰翁评曰“近陶”。其使用陶渊明诗句语汇的诗作如：《绝句呈陈和叔二首》其一：“数椽庳屋生茨草，三亩荒园种晚蔬。永日终无一樽酒，可能留得故人车。”《与北山道人》：“莳果疏泉带浅山，柴门虽设要常关。别开小径连松路，只与邻僧约往还。”《招杨德逢》：“山林投老倦纷纷，独卧看云却忆君。云尚无心能出岫，不应君更懒于云。”《即事十五首》(十五)：“移柳当门何啻五，穿松作径适成三。能令心与身无累，未觉公于长者惭。”并说自己是“颇与渊明性分宜”(《寄阙下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11](p923)。陶渊明诗歌价值在宋代得到彰显，与苏轼的推举密不可分。然而苏轼遍和陶诗，是在绍圣元年(1094)贬惠州之后，远晚于元丰时期王安石对陶渊明诗歌的取范。王安石学陶取其意境，显得老健自在；苏轼学陶取其情韵，颇见功夫天分。黄庭坚之后的江西诗派明确倡导学习六朝诗歌，诗句追求老健而不失自然。探析缘由，意境易于操作，情韵难以把握，王安石学陶对江西诗派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诗人诗风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一个诗派诗风的形成也是有多方面的因素。我们分析王安石诗风形成所涉及的取范对象，可以列举二谢、陶渊明、杜甫、韩愈、李商隐等等。同样，我们分析江西诗派诗风的形成转变的原因，也可以找到很多的源头，如六朝诸家、杜甫、韩愈、李商隐、王安石等等。其中有些因素外在明显，易于论述，有些因素内在深刻，不易发掘明了。黄庭坚与王安石的诗歌风格，看上去相距甚远，但二人在创作方法上却相当接近，可以说黄庭坚是善于学习王安石，是传法的人。徐俯在宋代标举六朝诗风，是从王安石诗歌创作的实际出发，寻绎出自己的创新之路，产生极大影响，为南宋诗风的转变开辟了新的途径。但归根结底，王安石是宋代接受六朝诗歌的源起，他对江西诗派的影响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他重视的六朝诗作在江西诗派的演进中绝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然，这也意味着关于宋代对六朝诗作的认识与接受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