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伟伟

三获普利策奖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断言，新冠疫情将是划时代历史事件——世界将分成新冠前(Before Corona)世界和新冠后(After Corona)世界。身处时代洪流中的法律人，不但要清醒应对迫在眉睫的法治挑战，也应深谋远虑新冠后的法治未来。而从宪法学视角观察，其中尤其突出和前沿、也恰恰是被当前宪法理论所忽视的，便是数字时代中如何从紧急状态恢复到日常状态，亦即“数字紧急状态的恢复”问题。

紧急状态，乃是宪法学的经典议题。在紧急状态下，部分适用于日常状态的宪制安排要接受临时调整，正如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所言：紧急状态下，宪法为免折断，就要弯曲。(1)“和任何易碎品一样，一部宪法不会弯曲，便会折断。”(Like any brittle thing, a Constitution that will not bend will break.)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哪怕是对宪法文本作最教条式的理解，也不能否认因应紧急状态而对法律甚至宪法的临时突破。(2)有关Extra-legal Power(突破法律的权力)与Extra-constitutional Power(突破宪法的权力)的区分，在宪法学界早有争论。按照洛克以降的主流说法，在宪法框架设置紧急状态制度，目的便是为了让紧急状态下的特殊措施“违法，却不违宪”。参见Oren Gross, Chaos and Rules: Should Responses to Violent Crises Always Be Constitutional?, 112 Yale Law Journal 1011, 1096-1115 (2003)。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予赘述。因此，大多数宪法文本都嵌入专门条款，构建应对紧急状态的特殊宪制。中国宪法也不例外。(3)有关中国宪法中紧急状态条款的分析，详见本文第一节。

可是，中国宪法中的紧急状态规范和理论，尚处于“发展中”状态。传统中国宪法规范和理论对于紧急状态的理解，更接近于战争和戒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