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海英

(上海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44)

一、果戈理《论1834和1835年杂志文学的动向》

根据我们此前发表的研究文章可以得知，1830年代初登文坛的果戈理经普列特尼约夫引荐与普希金相识。他在普希金1836年创办的《现代人》第一期上发表的《论1834和1835年杂志文学的动向》(以下简称《动向》)①，也许因为是其早期文章，一直没有得到果戈理研究者的注意。实际上这篇文章观察精准，文笔犀利，对当时文学界的研判，用普希金的话说“因它公正的立论而引起普遍的注意”，“文中机智尖锐而坦率地阐述了许多公正的见解”[1]322；别林斯基则评价他“所有论断不仅辛辣、尖锐和巧妙，并且甚至是不偏不倚和公正无私的”[2]。甚至，该文因为匿名而被误认为是普希金所作，代表了普希金《现代人》的办刊宗旨，并且因文章指向明确的批评而给刚创办的《现代人》招徕普遍的围攻。

那么文章究竟是什么内容引来如此激烈的反应？笔者认为，从该文中我们不仅可以一窥俄国新闻出版业兴起的商业化大众化状况，同样可以观察到19世纪初期俄国文学商业化大众化的表征。正是文章对当时流行刊物上文学的商业化与大众化的尖锐分析与抨击，遭到了来自资本力量的围攻。

首先需要阐明的是，果戈理文章题目中“杂志文学”一词，具有更宽泛的意义，他谈“杂志上的文学”的动向，实际上也谈当时的刊物出版及其内容，这些内容并不限于今天我们狭义的“文学”概念，它包含了各种体裁和各个领域的题材，而且他将这些“刊物及其内容”视为那个时代声音的“忠实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