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加翠

(延安大学 图书馆，陕西 延安 716000)

陆费逵(1886—1941)，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号少沧，祖籍浙江桐乡，1886年出生于陕西汉中，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出版家，中华书局创始人。1912年中华书局成立甫始，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即明确提出了“教科书革命”这一思想，指出教科书与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立国之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发达也。”[1]在陆费逵看来，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而教科书则是教育图书的中心，是推动教育发展的根基，没有适应国家发展和启蒙国民的教科书，教育便无以进步，也无法真正发挥出推动国家强盛和发展的职能。陆费逵“教科书革命”思想的提出，不仅是他早期教科书出版思想的高度概括，也是对近代中华书局图书出版事业方向的初步规划。在中国近代图书出版史上，中华书局能够后来居上、成为几乎和商务印书馆并驾齐驱的教育图书出版重镇，与陆费逵的“教科书革命”这一思想在近代中华书局图书出版实践中的一以贯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对陆费逵“教科书革命”思想研究的成果极为稀少。就笔者目力所及，仅有吴小鸥在2015年时候对陆费逵的“教科书革命”思想进行了相对集中的探究。[2]吴小欧从教科书、教育、立国等方面阐述了“教科书革命”的重要性，并从新型教科书编纂与政体转换的关系以及陆费逵亲自参与编纂、出版教科书来推动实现“教科书革命”等方面系统论述了陆费逵“教科书革命”的“应时而上”。梳理陆费逵的职业生涯可以发现，陆费逵“教科书革命”的提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在其图书出版生涯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式的理念，具有承上启下的双重重要意义。一方面，这一思想是他创建中华书局前对教科书出版理念、方式和方法的一个系统总结；另一方面，也是中华书局创建伊始在教科书出版，乃至教育图书出版中一直贯彻的核心理念。陆费逵“教科书革命”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与其早年学习经历和早期职业生涯密切相关、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虽然吴小欧的研究对全面了解陆费逵的“教科书革命”思想有着很大的启发性，但吴小欧侧重于对中华书局成立后在教科书出版实践过程中陆费逵如何贯彻和落实“教科书革命”这一思想进行探究，对于这一思想形成的基础及其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内涵，则着墨甚少。基于这种原因，笔者拟以陆费逵“教科书革命”形成的基础为逻辑起点，对中华书局成立前陆费逵“教科书革命”思想的形成基础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独特的教科书出版思想做一系统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一、早年教育、革命与出版经历：“教科书革命”思想形成的基础

如前所言，“教科书革命”是陆费逵教科书出版的基本理念，一定程度上也是陆费逵在教育图书出版中的重要职业观。一般而言，一个人职业观的形成，与其职业发展历程密切相关。陆费逵自进入社会伊始，就从事与出版和教育相关的职业，在不足20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在当时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急遽转型的大变局下，置身于中国现代图书出版转型发展的前沿，自己又从事过直接的教育活动，加上参加过革命活动这些经历，使陆费逵能够从图书出版、教育发展和革新等多重维度对如何编印新型教科书进行思索。陆费逵“教科书革命”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丰富阅历基础上对中国教育发展走向较为全面的思考。

陆费逵早期接受比较开明的教育，堪为其“教科书革命”理念形成的逻辑起点。陆费逵15岁之前，父亲奔走仕途，忙于公务，其教育主要由母亲承担。陆费逵母亲是李鸿章的侄女，思想较为开明，虽然也对陆费逵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但对陆费逵学习和接受新思想持赞成态度。陆费逵回忆早期教育时曾说道：“我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到十三岁，读过《四书》《诗经》《左转》《唐诗三百首》，没有造过句，没有做过文。因为先母主张多读多看，反对挖空心思作八股，并反对作疏空的论说，却学过珠算，看过《纲鉴》，我13岁正是戊戌年，我那时勉强能看日报和时务报，有点新思想了，和先父的思想不免冲突，先母却赞成我的主张，于是便不照老式子读书，自己研究古文、地理；后来居然自习算术，并读格致书了。”[3]4519世纪末期是中国新图书馆运动的萌芽时期，一些具有现代意义图书馆雏形性质的阅报社开始在东部和中部的中心城市开办。陆费逵随父母到南昌后，每隔一天就要到一个新办的阅报社去读书，每次都是从上午九点读到下午五点，“把当时新出的书籍杂志，差不多完全看过，旧书也看了很多。……照这样做了三年，学问渐渐进步，文理渐渐通顺，常识渐渐丰富”。[3]45陆费逵所接受的这些新旧糅合的教育，无疑成为其以后步入社会、从事与教育和出版相关的职业的良好开端。

1902年到1905年，陆费逵步入其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在这一时期，陆费逵不仅涉足教育和图书出版事业，还加入了日知会这样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1902年，在陆费逵不足17岁之时，就和友人在南昌创办了以传授新知识为宗旨的“正蒙学堂”。但因经费短缺，在开办8个月后无奈停办。[4]3961904年，陆费逵参与创办武昌昌明书店，由此步入出版业，陆费逵自任副经理兼编辑。其后不久，1904年秋天，与朋友数人集资1500元开办新学界书店，销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刊。1905年上半年，陆费逵在武昌参与日知会，负责起草章程。1905年夏秋之交，陆费逵辞去新学界书店的经理职务，与日知会会员张汉杰一起担任由冯特民任主编的《楚报》的主笔。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陆费逵不仅编辑了自己图书出版生涯中的第一本教科书——《正则东语教科书》，而且在《楚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治国者，必先谋夫教”[5]这一观点，初步明确了自己的“教育救国”观，成为其“教科书革命”思想的起点。这一时期的经历，使陆费逵对教育发展和出版的关系初步获得了较为直观和丰富的认知，特别是加入日知会参与从事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宣传，在客观上推动他从革新的角度来看待教育问题，提升了他对教育改革认知的高度，拓宽了看待教科书出版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视野。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面对清王朝土崩瓦解之势，教科书是否先行适应政体转换内容，当时最大教科书出版机构的商务印书馆的决策者处于徘徊犹豫的境地。一方面，害怕革命成功，原有的教科书成为废纸，另一方面，又怕革命不成功，会“触犯清廷”[6]。即使精明强干、虑事周密的张元济也判断革命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变。[7]而陆费逵能够率先出版发行与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教科书，“为襁褓中的中国新式初等教育事业注入新鲜血液，在青黄不接之际立了首功”，[8]无疑与他的革命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陆费逵担任《楚报》主笔不及三月，“因揭露和反对粤汉铁路借款密约”[9]成为清政府缉捕对象，他被迫逃亡上海。20世纪初期的上海，已经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最前沿地带和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在西方文化的浸染下，上海已经有很多现代意义的图书出版机构。上海这一广阔的舞台给予了陆费逵施展才能的机会，也使他在教育图书的出版实践中形成了 “教科书革命”思想。

陆费逵到达上海不久，在担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兼编辑不久，就应邀加盟文明书局。从1906年冬季到1908年秋季进入商务印书馆前，陆费逵在文明书局任职近2年时间。文明书局时期是陆费逵图书出版职业生涯的转折期，也是他的“教科书革命”思想的成型期。在文明书局任职期间，陆费逵先后编纂了《新编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两卷)、供中学及师范学校使用的《算术新教科书》(上下卷)以及《初等小学修身书》(上下卷)等教科书。编纂多册教科书，不仅使他对教科书出版中的许多问题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刻的认识，也帮助他积累了编纂教科书的丰富经验，使他真正系统地了解了现代图书编辑、印刷和出版的流程，在图书出版业务方面为他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正是在对多册教科书编纂的过程中，他得以真实地把握有关教科书编纂和使用过程中的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真正意识到西方列强殖民文化的危害和中国人自主编印教科书的重要性，推动他对中国教科书的发展方向进行深入思考。在这一时期，陆费逵连续发表了《论设字母学堂》《论日本废弃汉字》《中国书业发达预算表》《著作家之宗旨》《同业注意》《论国定教科书》等论文，系统阐发了他的“教科书革命”思想。一定程度上，在文明书局的职业生涯标志着陆费逵“教科书革命”思想的系统形成。

1908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直至1912年元旦创办中华书局前，堪为陆费逵“教科书革命”思想的成熟期和实践上的奠基期。商务印书馆作为当时中国人自主创办的最大民营图书出版机构，教科书出版是其主要业务，这进一步拓宽了陆费逵在实践上和观念上对教科书出版的认知。陆费逵入馆不久即被聘为《教育杂志》主编，使他能够从图书出版与中国教育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来对教科书出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更加广泛和现实的思考，也从理论层面丰富了他对“教科书革命”的认知。

二、中国人自主编印教科书：“教科书革命”实现的关键

陆费逵认为，中国人自己编纂的、体现中华民族和国家发展需要的教科书是中国教育真正得以发展乃至独立富强的基础，从陆费逵的这一认知可以看出，他把中国人自主编印教科书看作是实现“教科书革命”的关键。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国人自编教科书是抵制殖民文化、关系民族兴亡的基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随着中国主权的步步沦陷，西方列强开始以教会办学等形式在中国进行教育活动。这种教育活动虽然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但本质目的是通过文化侵略来愚化中国人民。正如毛泽东所言：“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10]其中，编印教科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关键一环。特别是在1877年，在华各基督教会举行了“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会上由狄考文和林乐知等发起成立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其主要任务就是编写和出版教科书。虽然有传播现代文化知识的成分，但主要目的是为了宣传西方宗教思想。狄考文在这次会议上强调：“虽然教育作为教会一种非常重要的机构，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它不能替代传教，传教无可争辩地乃是最重要的工作。”[11]1890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在华基督教第二届传教士大会”上决定将“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改为“中国教育会”，“它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教育侵略进一步扩张和深入”[12]，虽然该组织的工作范围有所扩大，但编印教科书仍然是其主要任务。从洋务运动时期到新政时期，外国传教士编纂的教科书一直是新型教科书的主体。虽然清政府在新政晚期意识到了教科书出版的重要性，并开始设立官书局来尝试自主编印教科书，但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出版方法和理念上都无法和西方教会出版的教科书相匹敌。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编纂教科书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早期现代教育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陆费逵认为，外国编纂教科书在中国大行其道不仅是影响中国教育自主发展的“隐忧”，也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侵略的最有力武器。针对当时很多人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出版中国人使用的教科书是一种“博爱”这种观点，陆费逵强调这是一种表象，其目的是为了达到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从文化上殖民中国人民之目的。陆费逵指出：“夫国与国有相睦之势，无相亲之理，即使其相亲，亦为自谋其幸福耳。岂真博爱为怀，慈航普渡耶？”陆费逵强调指出：“书籍诚最善之无形感化物，最精之灭国无烟炮哉！”[13]201在陆费逵看来，外国人编纂的教科书在中国大行其道，无异于猎杀中华民族的毒药、鸦片、利刃和枪炮，“实鸩物也，鸦片也，砒霜也，饮之立毙；利刃也，后膛枪也，绿弗炮也，触之即伤”。如果外国人编纂的教科书一直占领市场，就会造成“我国民竟随教育著作而永沉沦”[13]202的后果。陆费逵的这一教科书出版思想一定程度上是他“教育救国”思想的核心，对他的图书出版生涯可谓影响深远。1912年中华书局成立之时，他亲自撰写《中华书局宣言书》，提出了“教科书革命”，一定程度上是他所强调的“国人自编教科书是抵制殖民文化”这一出版思想的集中表述。正是在这一思想下，中华书局很快成为民国初期中国人独立出版教科书的重镇，也为其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民营书局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高质量教科书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根基。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创建，标志着以洋务教育为主体的中国现代意义的教育蹒跚起步。但是，由于教育制度并未转型，较之于势力强大的封建教育，洋务教育犹如汪洋大海中的微小浪花而微不足道。在这种氛围下，整个洋务教育时期，国人对现代意义教科书建设建树聊无。其后一直到清末新政前期，教科书几乎被西方宗教机构主持的“中国教育会”和“广学会”所独占，中国人自主编印教科书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清末新政中后期，虽有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等民营机构根据新教育发展需要，出版了当时国人编纂的最先进的教科书，但却存在着“一、程度太深；二、分量太多；三、欠联络，前后欠衔接”[14]的缺陷。针对这种状况，陆费逵忧心忡忡地指出：“近数年来，我国教育，渐形发达。教科用书，虽有多种，然求一适用之本，卒不可得，此教育界极危险之事，而亦吾国之耻也。”[4]16

在陆费逵看来，单单制定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制度、创设各种新式学校，而缺乏与之匹配的能够反映现代文化知识和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型教科书，就不能从根源上推动新教育的发展。陆费逵强调：“教科书之于教育，犹锄犁之于耕。无炮械不可言战，无教科书不可言教育，此人人之所知也。我国教育之不振，由于教科书之未完善，又人人之所知也。”[4]181910年，在对上海等现代教育发达地区教科书使用情况调查后，陆费逵就欷歔叹曰：“新出之良书不知采用，抱旧本为无上鸿宝。上海之学堂，尚有用《地球韵言》、普通学歌诀者，内地更可知矣！夫学堂用不良之教科书，无异军队用腐朽之军器，始基一误，遗害终身。”[15]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陆费逵意识到没有良好的教科书，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现代教育，也不能实现教育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陆费逵强调，虽然中国人自主编纂教科书是抵制殖民文化的重要手段，但是，中国人编纂的教科书如果没有最为基本的、能够体现出国家和民族振兴这些爱国方面的内容，则同样无法抵制殖民文化的侵略。因此，陆费逵认为，中国人不仅要自主地编印教科书，而且要编印出高质量的教科书，而高质量教科书编纂的根本宗旨就是能够推动国家发展、实现民族振兴。陆费逵认为，教科书是否能体现这些宗旨，教科书编纂者的责任至关重要。陆费逵把教科书的编纂者称为“著作家”。陆费逵认为，著作家在教科书的编纂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责任，“社会之盛衰，国家之存亡，国民人格之高下，端于我著作家是赖，我著作家之责任，固顾不重欤！”[13]199基于这种认知，陆费逵批评了当时教科书编纂过程中“我国固有之特质，竟无一可取，必惟碧眼白晳者是则是效”[13]200这一迷信外国的不良倾向，认为这些对外国的简单模仿是一种“易缠足为细腰，变佛老而基督，仍归于愚弱迷信，以澌尽泯灭，于国家之衰亡无补”的“猿猴主义”[13]201。

中华书局成立后不久即成为教科书出版的重镇，正是源于陆费逵对教科书在教育发展中重要性的认识。也正是意识到教科书编纂者对教科书质量的意义所在，陆费逵在出版界的38年时间里，身体力行，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教科书出版当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05年到1941年，陆费逵主编和参与编校的教科书达187册之多。[4]405-406

可以看出，在陆费逵看来国人自编教科书是“教科书革命”的关键所在。然而，陆费逵也意识到，国人自编教科书要真正推动中国文化进步，离不开良好的教科书出版的保障机制。陆费逵认为，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采用教科书出版审定制度。

三、教科书出版审定制度：“教科书革命”的制度保障

清末新政起步后，清王朝主管教育发展的学部计划在教科书出版上模仿日本的国定制，即教科书仅由学部组织人员编纂，其他任何出版机构不得涉入。这一消息风传后，陆费逵经历了“始闻而喜，继而疑，终乃戚然大惧”的心理变化，究其原因，是“惧以此阻我全国教育之进步耳”[16]。在陆费逵看来，要出版高质量教科书，不仅需要把出版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而且不应当生搬硬套日本的教科书出版制度。陆费逵认为，在中国自主编印教科书处于起步阶段、人才匮乏的情况下，教科书出版实施审定制度才是确保教科书质量的重要制度保障。

陆费逵首先对当时社会上“言必称日本”这一现象进行了批评。陆费逵以笔名“冥飞”在《时报》撰文道：“吾国自变法以来，每举一事，即曰外国如何。而所谓外国者，大率皆指日本。一若外国仅一日本者，又若欧美诸国皆与日本相同者。何其陋也！”[17]基于这种认识，陆费逵主张在教科书出版管理上，既要博采众长，又要结合中国现实，不要在日本教科书出版制度后面亦步亦趋。陆费逵认为，以日本教科书出版采用国定制为依据，不仅是对日本教科书出版管理制度的一知半解和曲解，更没有真正考虑到中国社会自身的现实。陆费逵指出，明治维新后，日本教科书出版一直采用审定制，自明治三十七年才开始把国定制和审定制结合起来进行，并不是国定制一统天下。同时，日本新教育起步早，发展成熟，其“教育基础巩固，人才众多，编纂教科书者，多由学堂出身，有数十年之经验”。反观中国，由于新教育刚刚起步，“教育幼稚，编纂者阅历未久，任其自由竞争，悉心研究，合全国之学子以图之，欲求完善之书，尚须期之数年之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立即采用国定制，“无异始萌之木，倚为栋梁，初生之驹，责以千里，其必不可得矣”。在教科书出版人才严重匮乏的情况下采用国定制，所有教科书均由学部编纂，以学部区区数人之才能来编纂一国使用的教科书，“果能尽兼众人之长乎？……以全国四万万人之教育而委之学部数十人之手，一成不变，其必无良果可想而知”。另一方面，陆费逵又从中国人固有的社会心理方面分析了国定制的弊端。陆费逵认为：“吾国人之心理，最信服政府，苟一国定，则无人敢言其非，而全国风行，虽有民间编辑之善本，亦必不用。国定而善也，吾人固受其福；设有不当，其遗害将何所底止哉。”[16]陆费逵强调，应当全面、充分吸收各国教科书出版中的经验和教训，不应当片面地把日本一定时期内的教科书出版和发行制度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之真理来邯郸学步。

基于各种分析，陆费逵认为，应当遵循“天演公理，有竞争而后有进步”这一规律，通过采用教科书审定制度，鼓励民间书局参与编纂教科书，“书贾见其有利，相与投资而经营之。数年间，创立公司以十数，出版种类以百数”。当然，陆费逵也考虑到了采用审定制度会出现教科书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但他认为，待教科书出版成规模之后，学部应制定制度，“奖励其良者，禁止其不良者，示以程式以监督之，使日进不已，不十年间而吾国之教科书，不可胜用之”[16]。可以看出，陆费逵这一思想已经初步把市场调控和宏观管理结合起来对教科书出版进行思考，符合现代图书出版的基本规律。有利于鼓励出版界把出版兴趣投放在教科书出版上，对于培养自主、成熟的教科书编纂和出版人才，推动中国自主的教科书出版体系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1906年3月，清王朝学部最终放弃原拟定的教科书国定制，确立为教科书审定制度，即由各书局自主编纂出版，而后必须经学部审定。初小教科书送审时候必须有著作者姓名、出版年月、价格、印刷、发行所等。学部对送审的初小教科书进行改订之后，必须照改订样式再寄呈学部进行复核，审定后必须标明“学部审定字样”，以5年为一审定周期。高小和中学除了审定周期为4年外，其他审定方式和初小教科书相同。[18]该年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时候，审定的教科书102册，其中民营出版业发行的达85册之多，占教科书总数的五分之四。[19]1910年，商务印书馆中小学各科课本已达到531册，在全国教科书领域中，不仅质量最高，数量也无人能望其项背。[20]可以看出，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实施，激发了民营出版机构在出版教科书方面的积极性，推动了众多民营出版机构的竞争发展，使中国人自编的新式教科书逐渐成为教科书市场的主力。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陆费逵“教科书审定制”出版思想的前瞻性和正确性。

四、结语

陆费逵先生的“教科书革命”思想是其教育图书出版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强调以教科书自主编辑、出版和发行为阵地，使教科书成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以实现其“教育救国”之理想。

虽然和中国近代其他著名教育家一样，陆费逵也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但与蔡元培、范源濂、李石岑等教育家不同，陆费逵终其一生几乎并不像蔡元培等这些教育家那样直接参与不同时期的教育决策。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出版家，陆费逵图书出版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与中国近代新式教科书出版事业有着密切关系。陆费逵除了用其如椽之笔对中国近代各级各类新教育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建言外，主要是把其“教育救国”思想通过“教科书革命”这一思想融入教科书的编辑和出版事业当中，把推动高质量教科书的发展作为自己毕生之职责和出版界的社会责任。在图书出版界组织的“书业商会”成立20周年之时，陆费逵撰文纪念时就感言道：“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21]

在陆费逵56年的生命中，服务中国近代出版界长达38年之久，如舒新城先生所言，“先生以五十六岁之中寿，而服务于出版界达三十七八年，努力文化事业数十年如一日，近代实业家中实所少见”[22]。而需要指出的是，陆费逵在出版界服务38年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是他以图书出版为阵地来对中国教科书出版现代化进行推动的过程，更是他把“教科书革命”思想践行到教育图书出版事业的过程。

简而言之，陆费逵先生的“教科书革命”思想与当时中国新教育起步阶段教科书问题和教育发展密切相关，堪为其“教育救国”理想的具体实践。他希求中国人自主编纂高质量的教科书来推动教育发展，为培养新型现代人才奠定基础，进而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改变积弱积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面貌，以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虽然这一理想因为改良性质有着乌托邦的一面，但他用一生的实践诠释了这一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