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生（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一、引论

汉唐是文化昌明的时代，也是文艺隆盛的时代。帝国的文治、武功，既为当世自塑，又为后世追认与取效，如程子言：“三代而后，汉为治，唐次之。汉大纲正，唐万目举。”[1]1213倘以“文—图”互访的视阈观觇帝国文治、武功的历史书写范式，则两者可统聚于表功的主题中。汉唐两朝帝主的群体性敕绘功臣图以及由此形成的文绘传统，可谓垂炳列代。夷考这一宏大叙事的学理因由，则主要含括帝国皇权的正统史观与政教功用论的大文艺史观两面。首先，自秦汉始，中国政治体制正式完成了由宗法分封制向宗法君主制的转型，王朝的鼎革与对外征服首先是付诸于军事行为而后施加以政教规范。与此相埒，正统史学史观也承继《史记》的纪传体体例——统摄以帝主（本纪）、群臣（世家及列传）为核心的典型性人物群像——来展开基本架构，遂凝定成一种历史英雄主义的政治文化史观。因此，圣君贤臣所创守之盛世与昏君佞臣所致败之衰世，就构成史性论定的一个重要面向，且为本朝提供颂德与讽谏的现实意义。其次，“左图右书”“左图右史”的文艺兼综状态所昭彰出传统图像之学的史源（历史）取向与政教（书契）功用以及唐代正处图像史由社会功用向文艺专能转化的关捩期，可以说，汉唐帝国以文学与图像为表现样式的大文艺史观也强烈地表现出“赋者，古诗之流”[2]21与“画者，与六籍同功”[3]1的政教功用论倾向。

然比勘汉宣帝“麒麟阁功臣图”、汉明帝“云台功臣图”、唐太宗“凌烟阁功臣图”以及清高宗“紫光阁功臣图”等图绘的对象身份与现实动机，又无不以旌表武臣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