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登红

近代中国传染病知识的生成、普及与印刷书籍的出版和传播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传染病害人最速，病原亦最多。我医界宜竭力提倡，以引起人民普通之新智识”[1]，医学界及出版商、书商等通过对传染病知识的转译、整理与出版，提高了近代中国传染病知识的“能见度”，推动了民间传染病知识的更新；另一方面，借助于书籍发行所形成的销售网络与“读者—文本”之间的互动，此类书籍如同书籍史家所比喻的“书籍酵素”“思想的工具”“心态装备”一般，影响与改变了近代中国及民众对传染病的认知，推动了国民防疫知识的近代化。相关方面代表作有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2]、董思思《从赤脚医生到仪式专家：传统知识在乡村社会中的延续——一项阅读史的研究》[3]等，他们从书籍史或阅读史的视角切入，或多或少地谈及与梳理了近代卫生知识与医学书籍的出版、传播及阅读等情况。基于此，我们若将“书籍和印刷文字作为一种历史力量的研究”[4]，通过对民国时期涉及传染病知识的书籍梳理与回顾，便可大略认知近代中国传染病知识的生成与流布形状，以及印刷书籍对中国卫生政策制定及其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所施加的影响。

1 作为资本的文化：强国卫民话语下的传染病知识

作为一种专业性知识，近代中国对传染病的认知经历了“先鬼神而后医药”，渐识预防和趋避的一个过程。我国“古无传染病之说，皆以为瘴气，皆以为天行，又皆以为鬼神之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