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 格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河南 郑州 450002)

自1844年10月《黄埔条约》允许建立教会学校，现代“西乐东渐”对传统乐教的冲击便正式开启。到20世纪初，学堂乐歌运动的勃兴，则促使西乐在新式学堂和军队中更快更广地传播。这直接加剧了传统音乐的发展困境，进而导致中国音乐何去何从成为救亡图存背景下中国社会必须直面的时代性课题。事实上，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末民国的知识分子也对传统乐教或者说音乐的转化发展，提出了多元化的应对措施。主张音乐全盘西化者，如匪石提出：“故吾对于音乐改良问题，而不得不出一改弦更张之辞，则曰：西乐哉，西乐哉。”[1]主张吸收西乐、改良传统音乐者，如梁启超曾言：“改造音乐必须输进欧乐以为师资，吾侪固绝对承认。……音乐为国民性之表现，而国民性各各不同，非可强此就彼。”[2]主张以传统音乐为“国粹”者，如孙鼎强调：“故以欧美曲调，谱吾国歌词，其不将吾国歌词之神理，尽丧于音中也几希。……欧美曲调，既不合于谱吾国歌词，则自当取一合适者为其谱。合适者惟何？吾国旧有之曲调是也。”[3]当然，西化派、改良派、国粹派内部在具体观点与主张上也存在着诸多差异。具体到留学德国、1922年才从政治经济研究转入音乐研究的王光祈而言，既鲜明地提出复兴礼乐，又强调运用西方音乐理论与方法发掘传统音乐资源来创造国乐，可谓是“中体西用”的重要代表。只是因长期滞留德国且英年早逝，王光祈对传统礼乐于音乐维度实现现代转进的理论主张与现实努力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