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昊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1929年，李详与钱基博展开了一场关于桐城派的论争，将古文阵营内部对桐城派批判的分歧呈现了出来。李详（1858—1931，字审言）年长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近30岁，他本人即是晚清桐城派批判的代表人物。早在晚清国粹运动时期，他就发表《论桐城派》（1908），举起桐城派批判的大旗。如果从这一年算起，李详的桐城派批判已经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然而，相对年轻的钱基博对桐城派的理解经历了一个由学习到反思的过程，他调和了桐城派古文义法与“选学派”骈文正宗的观念，以“修辞之通法”[1]的建构来应对新文化对古文教学的冲击。虽然钱基博为文并非桐城派，但他始终认同桐城义法的价值，并且以《古文辞类纂》当作国文教学的教材。这场“钱李之争”只留下六封往来书信，它们实际背负着如下命题的历史论定的责任：“桐城义法”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林纾之文是否属于桐城派？桐城古文的当下功用在哪里？

“钱李之争”实际上是被新旧之争掩盖的古文阵营内部分歧的延续。当时，鼓吹桐城派的文人领袖林纾已于1924年去世，桐城派批判也在1920年代新文化主流的映衬下沦为边缘话题。而无论是反对桐城派的李详还是倾向桐城派的钱基博，都主张将林纾古文与“桐城嫡传”区分开来。虽然他们的用意并不一致，前者是为了彻底否定桐城之“派”，后者是出于传承“桐城嗣法”的用心。当时钱基博和李详的往来信札，刊登于常熟旧派文人聚集的期刊《虞社》上，并不为新派人物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