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昌东，张笑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上海 200020)

马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1]。贿赂犯罪罪名体系在新中国的构建与发展，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立法原理的科学性，历史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治理基础变化之于罪名体系发展的科学规律。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完善，立法原理与治理结构几度更新，始终与中国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的国家治理任务、治理目标与治理资源的特殊状况相关，逐步走上科学发展之路。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作为腐败治理理念、资源、智慧以及立法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其所依据的立法原理更替，内在地引发犯罪治理结构的调整，由此对犯罪治理能力带来深刻而历史的影响。回顾贿赂犯罪罪名体系构建历程，分析犯罪治理结构发展变化规律，探寻立法科学化的基本问题，有助于实现罪名体系科学发展的目标。

一、 特别法时代中国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孕育与创立

“在一切社会中，腐败总与公共权力结合在一起，人们通过运用、影响或操纵公共权力来达到私人目标，获得私人利益”[2]。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并不拥有管理国家的公共权力，通过武装斗争建立新型人民政权，是大革命失败后的经验总结。然而，随着公共权力的建构与扩大，也滋生出腐败的问题，制定惩治腐败的法律成为新政权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