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红雨

肆虐世界的新冠疫情,被社会学家吉登斯称为“数字化大流行病(digi-demic)”,因为“它深深地卷入了一个数字化的世界”,连“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数字化的”①。疫情不仅让全球同此凉热,强烈感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切含义,更让人类对全球化、网络化下现实地理和虚拟地理的“移动”充满了忧虑和担心,“让这个流动性日益加强的世界(正如我们过去所熟知)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②同时,面对美国病毒溯源“政治化”的操弄,乃至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在当今人类圈、生物圈和地球圈相互作用的全球危机中,如何确定西方世界所能提供的潜在信息”③,这对于向世界总结、传播和分享中国的抗疫经验,亦十分关键。新冠疫情,不仅让人们看到“世界是平的”背后的“暗流涌动”,更让人们思考“数字化大流行病”下“移动性”治理的优劣,毕竟“地球上多元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不仅是象牙塔学者的诗意梦想,而且是我们当下迫切需要完成的社会使命”④,这将“涉及到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交通、传播媒介化和政治权威的形式等跨学科视角”⑤,也为人们认识当今“移动性社会”的本质和趋势提供了难得的观察视角。正是基于此,借助新冠病毒传播对“移动性”社会治理构成的挑战,思考中国社会“移动性”治理经验,有助于总结数字化社会“移动性”治理的得与失,反思“移动性”治理的未来发展空间和改进策略。

一、“移动性”社会已成为“地球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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