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芳艳

(河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中国文学自《诗经》起，就有了书写孤独的历史”[1]。在小说创作方面，曹雪芹、郁达夫、萧红和鲁迅等都是书写孤独的大家。终生无法得到社会认同的曹雪芹是孤独的，他笔下的人物也是孤独的。“行为乖僻性乖张”的贾宝玉出身豪门，锦衣玉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在众多红颜中独钟情于林黛玉，并非林黛玉比其她红颜更优秀，而是林黛玉是大观园中唯一理解他、支持他、纵容他的知己，林黛玉去世后贾宝玉的伤心欲绝，及随后的离家出走，既有对人世的绝望，也有知音不再的深深孤独感。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孤独更是与生俱来的。郁达夫讲述的故事可以说都是关于“一个患者的孤独不幸故事”，如《沉沦》中的主人公，总觉得自己患了孤独忧郁症。“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同学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2]22。这是一种无法找到自己身份和认同感的孤独。萧红作为在生命边界的游走者，终其一生也是孤独和寂寞的。她既从女性立场感同身受地写出了底层女性挣扎在生死之间的凄惨，又“从原始蒙昧的乡土生活和古老混沌的民俗文化中传达出枯索荒凉与孤独寂寞的生命体验，透露出一个真正现代人对于生命存在的深度思考”[3]。《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就是萧红孤寂生命的倒影，翠姨最终把满腹的心事带进坟墓，就源于倾诉对象的缺席。鲁迅更是善于塑造孤独者形象，他“面对现实又超越现实，在历史与现实、神话与历史的自由穿梭中，表现个体生命的内在冲突，展示了孤独、虚无、荒谬的生存状态，消解了创造、英雄、神圣、崇高，体现了对人生虚无、文化衰败的痛苦体验”[4]。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灰色的、苦命的小人物，即孤独者。如《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他所有的认知都是唯一的、孤立的，几乎无人认同他，更没有人思考过“吃人”这样的可怕问题，对狂人来说，无人应合他而产生的惊惧心理使他处于疯癫状态；《孔乙己》里的孔乙己，他被咸亨酒店喝酒的看客们当做笑料，因为他是唯一穿着长衫而站着喝酒的人，却又满口之乎者也。他的被戏弄就是因为无人能够理解他不愿流俗的内心世界，孔乙己不是死于贫苦，而是被冷漠的人群淹没；《祝福》里的祥林嫂，婚姻坎坷，儿子早夭，她的不幸成为别人无聊时的谈资和笑料，与其说祥林嫂死于生活无着，不如说死于内心的绝望与彻底的孤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他们都是不被周围人所理解和接纳的“零余者”，从来没有人走进他们孤寂的内心世界。鲁迅如卡夫卡一样，终其一生都在体味生存的荒诞和个体存在的孤独。而在当代作家中，以写实的笔墨描绘现实社会，以悲天悯人的情怀观照芸芸众生，书写现代人孤独的，当数河南籍作家刘震云。

一、刘震云是当代书写孤独者形象的集大成者

刘震云从20世纪80年代登上文坛至今，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他的创作惯于穿梭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权力、人性和文化极尽嘲讽。他笔下的人物除了一些知识分子和当权者，大多是生活在中原大地的灰色的小人物。刘震云善于在芸芸众生灰色的人生状态中揭示人性的疮疤与生存的荒谬。他冷峻、犀利的作品风格很接近鲁迅，评论家摩罗就曾说过：“刘震云正是一位鲁迅式的作家，一位鲁迅式的痛苦者与批判者。他像鲁迅一样，在我们最习以为常、最迷妄不疑的地方，看出了生活的丑恶与悲惨……”[5]刘震云在作品中除批判民众的官本位思想和奴性意识之外，更多关注的是生活在底层的、灰色的、苦命的、孤独的小人物的命运。从早期的《一地鸡毛》《单位》《官人》和《官场》到后来的《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书写了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灵魂无处安放的孤独者形象，他们之中有被家庭和单位的琐事纠缠、耗损，最后蜕变为庸俗之人，如行尸走肉般活着的知识分子小林；有在官场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最后身心疲惫的局长们；有走在聚光灯下，言行不一，用谎言编织生活，最终一无所有的严守一们；有像吴香香与杨百顺、牛爱国与庞丽娜那样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突围婚姻围城的夫妻们；有苦难生活中分崩离析的父子、母女、兄弟和朋友，也有为了破解官场和生活中的灾祸，找处女破红的官员李安邦们。疲惫、孤独，是刘震云笔下人物的精神状态。与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形象不同，鲁迅笔下人物的孤独大多源于封建社会的阶级堡垒对人的伤害，而刘震云笔下人物的孤独源于语言的无法交流，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不能言说”或“说不到一起”使所有的人都陷入寻找一叶可拖载自己灵魂扁舟的焦虑中，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扁舟上渴望与他人执掌相应，渴望打通彼此之间的隔阂。心与心的交流在一个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世界中显得更为迫切。所以，刘震云的小说往往从对日常的民间生活、家庭伦理的书写引向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语言交流的困境造成了现代人生存的荒诞性。而刘震云发表于2012年的作品《我不是潘金莲》，作品中的主人公李雪莲在男权话语编织的牢笼里依然孤独地在寻找，只是李雪莲的寻找和以往作品中那些焦灼的孤独者的寻找又有所不同，她看似在寻找公理，寻找被认同，实则在寻找自己做人的尊严，然而正是这种寻找让她陷入万劫不复的孤独之境。

二、李雪莲为生命尊严画圆的孤独之旅

在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中，刘震云用他一惯“饶”的语言方式，讲述了一个非常“拧巴”的故事。农村妇女李雪莲，因为一个意外到来的小生命而设计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最后却使自己不仅被丈夫抛弃，还戴上了一顶“潘金莲”的帽子，李雪莲咽不下心头那口火气，为了证明自己的离婚是假离婚，也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她虽然不想和秦玉河再续前缘，但却依然坚持要和秦玉河复婚后再离婚，为了“一口气”和“一个名字”，她把自己二十多年的青春都耗在了年复一年的上访路上。她这样的想法和行为让周围的人匪夷所思，甚至被他们看作是“瞎折腾”。刘震云把一个简单的离婚是非夸张书写成了一个现代版的“窦娥”喊冤，最后惊动了国家领导人，罢免了一批官员，引发了轰动效应，一只蚂蚁变成了大象，一粒芝麻滚成了大雪球，由一件事生成了几件事。尽管上访过程中阴差阳错、让人啼笑皆非的很多故事演绎了一幅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但从刘震云首次以一个农村妇女作为作品的主人公，从书写她执拗、倔强的性格到坚持二十多年的抗争，可以看出这篇作品绝不仅仅是一部单纯的批评、讽刺官僚主义的上访小说，它是刘震云尝试着走近女性、关注她们生存状态的作品。

刘震云在他早期的作品《塔铺》中曾满怀温情地书写过一个叫李爱莲的农村女孩，她为了给父亲筹钱看病，不得不放弃高考而嫁人，最终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和幸福。对李爱莲的悲剧，刘震云显得很无助，他清醒地看着一个女孩走向自己认命的生活而无能为力。二十多年后，倔强不认命的李雪莲出现了，“李雪莲”与“李爱莲”仅一字之差，然而对待命运的态度却大相径庭，这里显然有着刘震云所希望的一种人生态度。只是不管是李爱莲还是李雪莲，她们都是孤独的。认命的李爱莲面对家庭重担，独自承担，孤寂走向不可知的未来；而不认命的李雪莲面对丈夫的背叛和侮辱，面对地方官员的互相推诿和不作为，虽决然反击，但孤军奋战的她，最后身心疲惫，众叛亲离，家园荒芜，孤独到老！

在刘震云笔下，生活在世间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结婚的男女双方往往都以为寻找到了那只能够覆盖自己手掌上孤独纹路的手掌，可是语言的巴别塔不论怎样努力都无法重建。就像李雪莲，“与秦玉河结婚八年了，结婚第二年生了一个儿子，如今儿子七岁了”[6]12。她以为结婚这么多年自己和丈夫秦玉河是过心的，所以为了既能偷生下二胎，又不影响丈夫的工作，她把假离婚整得比真离婚还真，但丈夫秦玉河的单方面“毁约”和对她是“潘金莲”的诽谤，使李雪莲感觉受到了莫大的愚弄和屈辱，她受打击不是因为失去了秦玉河这个人，而是这中间的“理”被扭曲了，她和秦玉河几年的婚姻以这样一种自掘坟墓的方式结束是她始料未及的，她要把被秦玉河拧巴的那个理再拧巴过来。李雪莲开始想杀了秦玉河，于是求助自己的弟弟李英勇，可这个平时最受李雪莲照顾的亲弟弟，在关键时刻悄悄溜了；后来又求助镇上杀猪的老胡，老胡平时咋咋呼呼，可关键时刻也怕了，除了着急和李雪莲“办事”。其他的麻烦不想沾；李雪莲这时明白了，无论是丈夫秦玉河，还是弟弟李英勇，抑或是朋友老胡，他们都和自己不过心。这是一种身处人群中的孤独感。但偶然的机会，在一个看厕所妇女的启发下，李雪莲觉得让秦玉河身败名裂比杀了他更解气，于是她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上访也可以看做是李雪莲一次大胆地寻求被认同的冒险旅程。但从县里、市里到省里，甚至到北京，她的诉求都没有得到一个官员的回应，无人去理会一个农村妇女的“无理要求”和“瞎折腾”，李雪莲想说的无从表达，说出来的也无人理解。即使闯进人民大会堂那次，引发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但不是重视李雪莲的诉求，而是重视李雪莲告状这一行为导致的社会后果。虽然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使得一批官员被罢免，但李雪莲依然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更没摘掉“她不是潘金莲”这顶帽子。等到二十年后，已变成一个老妇女的李雪莲对上访倍感疲惫，想过平静生活时，各级官员对她的穷追不舍、卧底监督、情色引诱，还是源于彼此之间语言表达的错位。最为荒诞的是李雪莲偷生的女儿，长大后和李雪莲也不一条心，不仅与李雪莲无话，还嫌李雪莲整年抛头露面去告状，给自己丢了脸，最后竟然为了逃离李雪莲，刚十九岁就出嫁了，出嫁后就很少来看李雪莲。语言这样一个最有利于交流的工具，在刘震云这里成了每个人为他人也为自己编织的牢不可破的牢笼。小说在表现李雪莲孤独无助的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了浓厚的孤独氛围中存在主义的荒诞与虚无，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怆与凄凉。但李雪莲让人匪夷所思的几十年的“瞎折腾”，其实是想在这个折腾的过程中把自己做人的尊严找回来，只是在一个强大的男权社会，她拼尽毕生心力发出的声音如同空谷回声，没有得到他人的关注。李雪莲作为一个农村妇女为生命尊严抗争的这条路注定是一条无人同路也无结局的孤独之旅。就如同鲁迅笔下的阿Q，一生纠结没有画好圆一样，李雪莲也纠结于为自己的尊严画圆，但是孤独的处境宿命般地注定了李雪莲和阿Q一样是无法把圆画圆的。

三、李雪莲为生命尊严画圆背后触骨的生存现实

刘震云曾在《故乡、面和花朵》中开篇题记：“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7]卷首语事实上，刘震云从“故乡”系列作品开始，到《一腔废话》《手机》《我叫刘跃进》和《一句顶一万句》，再到《我不是潘金莲》，刘氏“玩笑”一直在继续，李雪莲上访造成的后果以及故事的结局，是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为什么刘震云的玩笑中满含泪水，就是因为玩笑背后是触骨的生存现实。李雪莲的尴尬、无助和孤独不仅映射出了农村女性在生育、维权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多重弱势地位，也体现了刘震云对人类的普遍生存状态的哲学思考。

(一)农村女性多重弱势地位的映射

李雪莲在婚姻中的尴尬无助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广大农村女性在生育、维权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弱势地位。

1.生育后果的被动承担

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认为：“妇女在生育中的重要角色应该使她们有着重要的发言权，但她们长期以来得不到控制自己生育功能的权利。”[8]李雪莲之所以怀孕是“也不知是哪一回，算错了日子，该让秦玉河戴套，迁就他没让戴，秦玉河一下舒坦了，李雪莲怀孕了”[6]12。而且在知道李雪莲怀孕后，秦玉河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的公职，而不是作为一个丈夫所应承担的责任，他认为打胎是解决麻烦最好的办法。为了能留下孩子，也为了能保住丈夫的工作，李雪莲才提出与丈夫假离婚，自己生完孩子后他们再复婚。可以看出，在怀孕、生育的过程中，李雪莲都是被动承受后果的一方。关于农村女性在婚姻中因被动生育带来的苦难，作家萧红在她的小说《生死场》中有过很多近乎惊悚地描写。萧红笔下农村女性的生育只是一种被动的无意识的生产，是一种“刑罚”，生育的女性完全没有新生命孕育诞生的幸福和快乐，而且整个生育过程中女性都在生死边缘孤独地挣扎。作家阎连科也在他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中展示过“耙耧山脉”的农村妇女在与生俱来的生育使命中挣扎的悲惨生存状态。小说中三姓村的村长杜桑，为使三姓村人丁兴旺，要求村里每个女人至少要生四个孩娃儿，于是那浩浩荡荡的生育之夜带来的后果就是三姓村的妇女下身不是流血流脓，就是烂得和坏桃坏梨一样。相比萧红和阎连科笔下农村女性纯粹动物性的被动生育，李雪莲的假离婚、坚决生下孩子看似有着主动选择的意思，但这主动的背后依然是她对生育后果的独自承担，而且在她生完孩子独自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被丈夫像甩包袱一样悄悄甩掉了。李银河说过“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9]67。导致女性怀孕的始作俑者是男性，但男性往往会远离灾难性的后果，让女性独自面对一切。

2.法律意识的淡漠和维权的艰难

李雪莲遭遇背叛后的无助，也说明农村女性法律意识的淡漠和维权的艰难。李雪莲的假离婚只是她和丈夫的口头协议，没有任何正式的书面协议，而口头协议的遵守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诚信素养，口头协议本身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这充分说明李雪莲法律意识的淡漠。而且为了把假离婚整得像真离婚，李雪莲所有离婚的理由都无可挑剔，离婚手续的办理也都规范合理，李雪莲在做选择时把所有假离婚的诚信赌注全押在了秦玉河身上，把自己置于婚姻风险的最大值，一旦秦玉河背信弃义，李雪莲必然会成为这场离婚游戏中的受害者，因为所有制度层面的操作都是合乎规范的，秦玉河的再婚也是合法的。相反的，离婚后要求与秦玉河复婚再离婚的李雪莲却成了既成规范的破坏者，成了一个无理取闹的“泼妇”，她的种种申辩和诉求必然在一个法治的男权社会得不到任何制度层面的回应，她的二十多年的维权努力注定是徒劳的。

3.伦理道德方面的弱势地位

李雪莲维权路上极力想摘掉“潘金莲”那顶帽子的种种执拗行为更体现了农村女性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弱势地位。

秦玉河这个婚姻中的投机主义者给李雪莲戴的那顶“潘金莲”的帽子，一方面为自己甩掉李雪莲找到了一个合乎伦理道德的借口，另一方面也让李雪莲陷入“不贞”的泥淖中备受煎熬。因为“贞洁观一直以来是勒在妇女脖子上的一条绳索，它是男权制社会男性对女性进行单方面性禁锢的武器，这种观念上的陋习给各时代的女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束缚与影响”[10]。尽管李雪莲婚后恪守妇道，但她的婚前失贞，使秦玉河在内心深处把她和不贞之妇等同，以致于连背叛都理直气壮。男权社会往往对男性在婚姻中的过错视而不见，甚至能找出各种推诿的借口，唯独要求女性要守贞，更要容许自己丈夫的沾花惹草。如方方小说《奔跑的火光》中，当农村妇女英芝的丈夫贵清与朋友在歌厅轮奸小姐被抓后，英芝的公公不是责备自己的儿子不成器，反而责骂英芝：“你要把他伺候好了，让他是个饱男人，他哪有劲在外面瞎混？我贵清要是在外面搞出脏病来，你得负一百个责任。”[11]39在英芝的公公看来，一个男人在“性”行为上犯了错误，该负责任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妻子。这明显体现了一种“性”道德上的不平等。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中嫁入庄家的司绮纹由于婚前失贞，从嫁给庄绍俭起就开始了她在庄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炼狱生活，公婆的冷落、诅咒，丈夫的羞辱以及肆无忌惮地沾花惹草，都是她挥之不去的噩梦，婚前失贞就像原罪注定了她的悲剧性命运，男权社会构筑的贞节牌坊始终压抑着她，最终走投无路的她以“性”为武器，用乱伦对男性文化进行“以毒攻毒”的抗争。“潘金莲”这个被传统伦理道德所不容的“坏女人”，一直以来都作为“好女人”的对立面而存在，对一个把名声看得比命还重的农村妇女李雪莲来说，“潘金莲”这顶帽子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如果不摘掉这顶帽子，她是无法开辟自己未来的。正因如此，秦玉河随意甩给李雪莲的这顶“坏女人”的帽子，就把李雪莲推到了伦理道德的风浪口，使李雪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她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一样的女人，不是不守妇道的“坏女人”，如果秦玉河不站出来澄清，是没人能为她脱帽的。自古以来，女性一旦被置于伦理道德审判的风浪口，她们的弱势地位就注定了她们只能是受伤的一方。

一生致力于抵制体制化父权社会的女权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直主张，女人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即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一切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方方小说《奔跑的火光》中，农村妇女英芝结婚后的唯一目标就是挣钱盖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房子就是英芝活着的底气和尊严。为了挣钱，英芝在歌舞班唱歌时跳了脱衣舞，这不仅遭到公婆和丈夫的辱骂和暴打，还遭受来自娘家父亲的教训。但是英芝辛苦赚来的钱却被要求交给贵清，因为“男人不管有没有赚钱，都是一家之主”“男人当家，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11]36。这些都清楚表明了传统父系社会的男权本质。李雪莲想找秦玉河论理，想把“拧巴”的理再“拧巴”回来，她不甘心不明不白被离婚、被欺骗，更不甘心被随意扣上一顶“潘金莲”的帽子，让她成为“不贞”之妇，她执拗追寻真相的行为，就是一种对自我生命尊严的寻找，也是对这个“男人当家”的男权社会男权的一种挑战，她就是争取话语平等权的“哪吒”或“孙悟空”。生命尊严本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它要求把人真正当成人，承认人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并且保证每个人受到社会和他人最起码的尊重”[12]97。但传统父系社会是男人掌控着话语主导权的，正义和话语权都被掌控在男性手中，“男性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自高自大、欺压妇女的心理定势”[13]87。女性无法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表达自我，更多的时候是保持沉默。李雪莲不断地追寻真相的行为以及她对话语权的争取，让秦玉河以及处理李雪莲申诉案件的各级官员们非常恼火，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打压李雪莲，让她受尽了煎熬。所以，尽管李雪莲没有像她的中学同学孟兰芝那样认命，而是选择了抗争，可势单力薄的她，最终也没获得男权社会道义与制度上的支持。

(二)刘震云对人类普遍生存状态的哲学思考

李雪莲为生命尊严画圆的孤独旅程，也体现了刘震云对人类普遍生存状态的哲学思考。

善于书写现代人孤独的刘震云，他的每一篇小说几乎都在书写灵魂无处安放的孤独者形象，尤其是在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他通过对每一个孤独焦虑背负语言十字架的个体的描绘，表现了绝大部分中国人当下的精神状态。为了和能说到一起的人生活，有人不惜抛弃自己的女儿、抛弃自己的婚姻和他人私奔；为了寻找说上话的人，有人长途跋涉，不辞辛劳。作品中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不论是饱读诗书的老汪，还是沿街卖力气讨生活的杨百顺；不论是磨豆腐的老杨，还是开染坊的老陶；不论是被人拐卖的曹青娥，还是知书达理有主见的秦曼卿。每个人之间虽彼此相联却又彼此孤独，始终不能结成温暖的一环。刘震云说：“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人多的孤单。”[14]50同样，《我不是潘金莲》也是一部在荒诞性的叙事中探索中国人精神存在方式的小说。作品中的每个人都活得很累。每个人都陷入不满、焦虑和惶恐中难以解脱，复杂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使得每个人在自己的心里竖起了一道厚厚的墙，他们不会倾听别人的声音，不会抚慰别人受伤的灵魂，却往往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有意无意地相互忽视和伤害。李雪莲只想在人群中要一句公道话，“世上有一个人承认她是对的，她就从此偃旗息鼓，过去受过的委屈不再提起”[6]63。但从法院院长、县长、市长、省长到国家领导人，无一人回应李雪莲的诉求，每个人在李雪莲的申诉事件中都只在意自己内心的声音，在意自己的利益，无人真正倾听李雪莲的诉求，对于李雪莲离婚的真假，对于她到底叫“潘金莲”，还是“小白菜”，无人真正关注，更不用说了解李雪莲的不断上访有与这一历史的恶名“潘金莲”撇清关系的因素。李雪莲在人群中找不到回应，只能回家和自家的“牛”交流，这是一种怎样的孤独！而为官从政者如法官王公道、法院专委董宪法、法院院长荀正义、县长史为民和市长蔡富邦，他们每个人整天担忧、焦虑的是自己头上的“政治云彩”，生怕稍不注意哪片“云彩”落下来淋湿自己，没有哪一个人愿意真正倾听一个农村妇女的诉求。人与人之间横亘着的厚厚的墙使得表达一个简单的道理，往往需要千言万语，甚至日复一日，这就造成了中国人的千年孤独与生死疲劳。刘震云在《我不是潘金莲》中试图通过李雪莲为生命尊严画圆的孤独之旅寻找破解孤独的钥匙，但接二连三不断出场的人物故事，只是把这个寻找钥匙的机会围成了一个圆圈，真正的钥匙还在圆圈。

四、结语

刘震云“有一双洞察世事的锐利眼睛，他总是在一个喜剧的面孔下，最大限度地隐匿着自己的情感痛苦”[14]，他善于通过一系列近乎荒诞的故事，营造出带有宿命色彩的悲剧感，使叙事具有了寓言的深度。他认为“一个人的孤独不叫孤独，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一句话寻找另一句话才叫孤独”[15]80。《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手机》中的严守一和费墨，《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和牛爱国，《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农村妇女牛小丽和官员李安邦、杨开拓以及马忠诚们，他们都是这样的孤独者，他们都和李雪莲一样，都在寻找自己灵魂的知音，因为孤独，所以寻找，又因为寻找，更加孤独。为自己尊严执拗画圆的农村妇女李雪莲如同塞万提斯笔下披盔戴甲、游走天下的堂吉诃德，李雪莲充满戏剧色彩的上访和为生命尊严抗争的孤独之旅就像堂吉诃德的“行侠仗义”，表面看起来荒诞不经，但荒诞背后体现了作家刘震云对农村女性多重生存困境的批判性思考，也体现了刘震云对人类普遍生存状态的哲学思考。